【摘  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关键是加快技术自主创新，核心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既是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性转变的应有内容，也是经济增长方式适应性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外部条件。因此，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进行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的联动调整。“十二五”时期是我国体制转型和赶超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围绕调整优化需求结构、调整完善生产要素报酬分配机制、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经济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任务，进一步深化综合配套改革、加快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性转变。

【关键词】综合配套改革；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性转变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集成创新概念

经济发展方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概念，系由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发展而来。经济增长方式是产生于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为我国借鉴并沿用至今的概念。西方经济学中与经济增长方式相近的概念是经济增长源泉和经济增长机制。经济发展方式是针对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与主要问题，在原来使用的经济增长方式概念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了现代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发展模式（或增长模式）、战略模式等相关范畴之后创制的新概念，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和决策层的集成创新成果。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向经济发展方式概念的转变，反映了我们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关问题理解和工作思路的深化历程，也与发展经济学理论演化的路径基本吻合。

经济发展方式与发展（增长）经济学理论中的增长模式、发展模式或战略模式等概念比较接近，但又不完全等同。发展模式通常是通过国别经济比较，总结归纳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主要特征的概念；而我国当前使用的经济发展方式则是基于我国现实问题的概念，主要涉及发展动力、发展机制等内容。相对而言，发展模式是比较导向的概括性、描述性概念，相对难以政策化并加以操作。而发展方式则是问题导向的分析性、解构性范畴，可以分解为决策机制、动力机制以及发展绩效等方面内容，既能够深入到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又具备了更多可操作性。

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社会进步与社会公平以及环境改善等多个层次的丰富内涵。由于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技术创新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经济发展方式不能简单理解为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体制改革及实现社会发展与公平等的平行推进或简单加总。经济结构在一定意义上是发展方式的客观结果和表现形式，体制和技术则是相对内在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先决条件，体制和技术变化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优化机制、技术创新机制以及相关的体制改革的良性互动和有机结合。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中间”目标，而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则是经济结构调整进而发展方式转变的决定因素和保障安排。

经济发展方式既受特定发展阶段、原有体制背景以及资源禀赋条件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并主导，也受发展发展观、发展战略导向、现行体制安排和政策措施等具有一定主观性的现实因素的附加影响和边际调节。特定的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是一定经济甚至政治经济体制安排的必然产物，其调整是一个相对漫长的渐进过程。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方面受制于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程度提高等客观因素，另一方面取决于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等主观努力。随着外部环境改变、经济发展深化和市场化程度提高，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因素逐步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部分任务将由可以也必将逐步由市场自行解决，经济发展方式的自发性、适应性和渐进性调整将不断加快。但影响发展方式的战略、体制和政策等因素并不必然随着时间推移或市场化程度提高而自动调整，相反还将继续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对发展方式形成固化作用。

因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可以是渐进性的自然历史过程，也可以是人为推进的突变过程。前者是在给定传统体制背景、资源禀赋条件和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导向、现行体制安排和政策措施等约束条件下由市场推动的适应性转变，具有需求拉动型、自发性、渐进性、滞后性等特点；后者则是政府在发展战略、体制安排和政策措施等方面进行有意安排或主动调整，从而约束条件改变情况下的由政府自觉推动的战略性转变，具有供给推动型、强制性、突变性、超前性等特点。处于领跑地位的发达国家早期阶段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以说基本上属于市场推动的适应性转变，而处于追赶地位的新兴工业化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方式转变则或多或少地呈现出政府推动的战略性转变特点。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具有不同过渡路径的转轨中国家，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疑将既具有一般发展中、转轨中经济的普遍特点，更具有我国作为人口和劳动力大国等具体国情所决定的具体特点。

二、从战略高度认识转型期尤其是“十二五”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进程以及国际分工体系发展的重要历史性事件，同样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危机期间恰逢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大关，进入中上收入国家阶段的历史阶段。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我国将迎来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时刻。人均和总量指标的双重变化，一方面标志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有所上升，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已经来到了严峻的考验面前。一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挑战甚至陷阱。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张，我国要素禀赋将发生重大变化、资源环境约束问题越来越严峻，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将难以支持持续快速增长，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挤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成为我们面临的主要内部挑战。二是要跨越“总量超二赶一”的挑战甚至陷阱。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分工将不可避免地重新调整，我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无疑将更加光明，但道路也将更加曲折。已经和即将被我国超越的国家“保持领先或领导地位”的努力无疑将给我们带来更加严峻的竞争压力，能否跨越“赶超第一陷阱”，实现从经济总量大国向领导性强国的跨越，将成为我们面临的重要外部挑战。

由于总量“跨三进二”和中高收入阶段的不期而遇，使得我国中等收入阶段与其他国家中等收入阶段相比更加复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和风险更大。总量“跨三进二”虽然对于我们自己而言更多的只有统计意义，而不是实际意义。但“跨三进二”提前出现带来的“超二赶一”预期，引发了外部世界利益相关者的忧患意识和防范意识，这将不可避免地得我们带来一系列甚至难以预料的经济和非经济冲击，有意无意干扰我们“一心一意谋发展”。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跨越“超二赶一陷阱”能否成功将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否成功。如果顺利实现“超二赶一”进程，则将能够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如果由于前堵后追等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影响，“超二赶一”进程大大延迟，则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必将加大。而能否顺利跨越“两大陷阱”，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尤其是经济结构调整的进展和效果。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应对危机的客观需要，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需要，更是跨越“赶超第一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和世界主要领导性国家的历史要求。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体制转型和赶超发展的关键时期。“十二五”时期的发展不仅关乎未来五年的阶段性发展，也决定了今后一二十年的长远发展，并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我国中等收入阶段以及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一整个赶超阶段的战略发展。无论是作为后危机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还是作为我国中等收入关键阶段和总量“超二赶一”敏感阶段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二五”规划均具有其他五年规划不能比拟的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十二五”规划将不仅是一个发展规划，也将是一个赶超规划，更应是一个转型规划。“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展和效果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整个赶超期的经济发展质量。因此，“十二五”时期不仅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要为未来相当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式转变奠定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