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关于贫富差距的讨论很多。其注意力较多地放在了收入数据的挖掘和分析上，放在行业收入差距的对比上，放在和国外相关指标的比较上等。这些探讨有参考价值，但贫富差距扩大原因的分析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原因不明，则无法对症下药。
贫富差距的变化趋势内生于我国的发展体制、发展方式以及融入全球化的初始路径，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决非就分配论分配就可以说得清楚的，针对分配格局本身来采取措施，只能缓解一时，却无法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总体趋势。
一、社会不平等加剧经济不平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主要是在经济改革方面下功夫，以市场化为目标，其成效十分显著；而社会改革未能同步展开，市场化是在社会不平等的条件下推进的，因而造成了一种叠加效用：市场化打破平均主义，其过程本身就会内生出经济不平等，即分配差距扩大，而社会的不平等，则会使经济不平等进一步放大，使分配差距变得更大。
我国的社会不平等最突出地表现在城乡分治造成的“社会二元结构”。城乡分治把13亿人口变成了不平等的两大社会群体，在劳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呈现不平等待遇。不同的身份，使城乡居民参与市场竞争在起点上就变得不平等，在人力资本积累、就业状态、创业环境等方面一开始就有很大的差距。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主要靠劳动收入，但农民的劳动收入取决于“就业状态”（就业能力、就业平等性以及就业机会的组合）。农民自由流动改善了一部分农村居民的就业状态，但造成就业起点不公平和机会不均等深层影响并未由此改变。农村的教育与卫生资源供给严重不足，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健康没有保障，就业能力低，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仅能从事简单劳动，创造的附加价值低，其收入增长自然缓慢。从全国看，15岁以上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数近7亿人，绝大多数在农村。在近5亿的农村劳动力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到87%，其中约有7%基本不识字。在城市长期就业的农民工大多数没有“三险一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处于流动状态的这部分农村劳动力尽管已经融入到城市经济之中，但没有得到平等的权利，其所实际承受的风险远远大于非农劳动力，在市场竞争和社会竞争中日益边缘化，整个农村居民群体落入到“低收入陷阱”之中而难以自拔。这种差距在社会不平等条件下会随着国民经济循环而不断地再现出来，从而使城乡差距不断扩大。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8:1，1990年是2.2：1，2000年达到2.79：1，2008年这个比例扩大到3.32：1，2010年继续扩大到3.3：1。
城乡差距所反映的群体性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之势，根源在于社会不平等。 群体性差距与歧视性体制有关，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实行不同的制度安排，给予了不同的待遇，实质上也就是赋予不同社会群体不平等的权利，让其承担不同的风险。社会不平等，反过来加剧经济不平等，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收入分配差距就会快速扩大。从表面现象来看，收入差距体现为一种经济差距，即经济的不平等，但群体性收入差距实质上则是经济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两者叠加的结果，已经失去了纯粹的经济性质。
而个体性收入差距与群体性收入差距有质的不同，它是在社会平等条件下，因个人禀赋、努力程度等造成的差距。这种经济不平等，在市场竞争领域恰恰是要认可的，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平均主义的惰性，激发经济活力。这种纯粹的经济不平等可以从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得到印证。从历史数据来观察，1994年，城镇的基尼系数是0.285，农村的基尼系数是0.337，而全国的基尼系数则为0.430；十年之后，两者分别为0.326和0.364，而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42。虽然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都在上升，但从城乡各自内部看，社会不平等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的程度，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是个体性差距造成的，基尼系数水平均较低。而从全国看，在社会不平等的影响下，群体性差距叠加到个体性差距之上，使基尼系数水平明显提高。
由此不难发现，城乡分治下的群体性差距扩大是造成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推动力。城乡之间的社会不平等，使全国的经济不平等变得更加严重，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
二．公共产权收益制度缺失成为贫富差距扩大的加速器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共产权制度“悬置”，公共产权收益大量流入少数人的腰包，促成了社会暴富阶层的形成。
公共产权收益包括公共资源开发转让收入，如土地、矿藏、风景区、海域、湖泊等使用权的转让；政府行政事业单位财产收益，如拍卖、出租等；国有企业和国有股份红利，如独资企业的分红和股份企业的股利以及资本利得等；各类特许权收入，如公共空间、公共频道、公共媒体等，以及公共设施的收费等等。
我国在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这表现在社会产权结构中，公共产权居于主导地位。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在未来也难以改变。照理来说，与公共产权相应的公共产权收益应受到重视，并应成为公共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产权制度改革集中于国企改制方面，其他方面的公共产权制度没有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进一步完善，漏洞百出，如土地、矿山、森林、海滩、湖泊、城市公共空间、行政事业资产、无形资产等等，其收益大量流失。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国企利润上缴制度一度暂停执行，直至2000年，才从石油石化行业以开征特别收益金形式将部分国企税后利润上缴国库。而其他公共产权收入则长期处于无序状态，各地方、各部门都有权对土地、矿藏等公共产权进行处置。公共产权收入制度的缺失致使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的格局，公共产权收入成为社会一部分人“暴富”之源，导致社会财富快速积聚和集中。据波士顿咨询集团调查，中国百万（美元）富翁的数量已超过100万。2010年中国以111万个百万富翁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在我国变成富翁的时间较之国外平均要缩短十年，这除了个人的能力和努力之外，与公共产权制度的各种漏洞导致公共产权收益的大量流失有直接和间接的关联。
公共产权制度悬置，公共产权收入制度缺失与“税收崇拜”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深受西方财税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不断强化一种观念，即国家收入只有变成税收这种形式才是规范的，其他的政府收入形式都应在渐渐取消之列。“费改税”时期，这种影响最为显著。这显然脱离了我国的国情。公共产权占主导，这是我国的一个重要国情，是各种制度设计需要考虑的一个事实前提。西方国家的做法，自有历史的渊源，也有其存在的条件。在以私有产权为主导的国家中，税收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形态是自然的结果，因为国家的所有者身份并不突出。而我国的社会产权结构与西方国家大为不同，公共产权居于主导地位，国家不但拥有公共权力，同时也拥有巨大财产权利，不但可以获取税收收入，而且理所当然地还可以所有者身份获取产权收入。公共产权收益制度缺失不但减少了应得的公共收入，导致财政收入的压力过于集中在税收上，更重要的是导致分配差距的不合理扩大。
这使得本来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公有制，反倒成为分配差距扩大的加速器，这也是导致公有制广受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劳动报酬占比下降是经济发展方式内生的结果
我国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已经延续了十多年，1992年的占比是54.6%，2007年下降到48.6%，其根源在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投资拉动、消费率长期下滑、贸易发展质量较低、经济的服务化程度低是当前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特征。劳动报酬占比下滑是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内生出来的结果，在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根本转换以前，劳动报酬占比下滑的趋势仍将延续，贫富差距亦由此扩大。
1．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来拉动，GDP的分配自然向资本倾斜。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始终处于高度扩张状态。这固然与工业化，尤其是与重化工业的发展有紧密联系。我国的投资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可以说，经济增长越来越倚重于投资。在不少省份，投资与GDP之比已经超过50%，有的甚至达到80%，全国的资本形成率也是越来越高，2009年占GDP比率高达47%。在GDP形成中，资本的贡献率不断提高，这意味着资本要获得更多的回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的基本规则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来进行分配的。资本、劳动都是生产要素，当资本的贡献率上升时，资本回报即利润的份额也会相应扩大。
当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来拉动时，这种发展方式内在地决定了资本要素回报在GDP中的占比持续增高。在税收主要来自于企业部门的条件下，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也使政府的税收收入水涨船高。这使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中，政府的份额、企业的份额都会相应扩大，而劳动者所得的份额就会相应缩小。在投资唱主角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利润侵蚀工资就成为自然的事情。再加上劳资关系中劳动者处于弱势，现行的各种政策、法律、地方政府行为实际上都是袒护资方，克扣、拖欠工资时有发生，这又进一步使劳动报酬的占比变得更低。
2．消费率下滑，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工资难以增长。
与投资率不断上升形成明显反差的是，我国的消费率持续下滑。与不断扩大的GDP规模相比，消费的份额减少，不只是从短期看导致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而且从长期来看带来了更深层次的严重问题，即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无论是公共消费，还是私人消费，从长期来看，都会形成人力资本积累。健康、知识、技能等都构成人力资本的要素，看病难和看病贵、上学难和上学贵，实质反映的都是消费不足，阻碍了人力资本的形成。人力资本积累缓慢，致使人力资本的价值提升也同样变得迟缓，工资，即劳动力价格长期难以提升，主要原因即在于此。人力资本为零，其价值也为零，例如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处于这种状况。只能从事简单劳动，表明人力资本价值低，其获得的收入自然也低。能从事复杂劳动，说明人力资本价值高，其得到的回报相应就高。
消费活动消耗的是物质财富，表面看不会产生任何价值，但实质上同样可以“资本化”。也就是说，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卫生等消费活动所消耗掉的产品、服务并没有从地球上消失，他们只是采取了另一种“人化”的形式通过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储存到了劳动者身上，体现为劳动者的健康、技能、文化等素质以及创新、就业等能力。从宏观上看，消费不足，也就是使人的发展不足。而人的发展不足，没有高素质劳动力、科技研发作支撑，不但劳动生产率无法提高，产品的更新换代、产业的升级和结构的调整也将失去动力。一旦生产力发展因为人的因素而受到限制，经济增长迟早都会停下来，因为物质资本终究要靠人力资本来推动。
因此，当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不足引起人力资本积累缓慢，使绝大多数劳动者只能在低附加值产业就业时，其带来的公共风险不只是劳动收入的比重难以提高，贫富差距扩大，而且会导致经济失去后劲而不可持续。
3．对外贸易发展方式不合理，也挤压了劳动者报酬提升。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贸易发展质量长期偏低。这突出表现在加工贸易比重长期过高。加工贸易出口在我国外贸中成为主要方式，与融入全球化的初始路径有关。在缺资金、缺技术、缺品牌的改革开放早期，引进外资，实行来料加工，可以带来就业和税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产生技术和管理的外溢，使我们有机会学到一些东西。但加工贸易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上的地位很低，处于价值链低端，对我国来说，赚取的主要是加工费用，绝大部分利润被外方拿走。
在发展初期，这种贸易方式不可避免，但经历30多年的发展形成的路径依赖，无疑地制约了我国贸易方式的转型升级。在这种低级化的贸易方式中，投资者往往靠压低工资来扩大利润空间，使在庞大外向型产业中就业的劳动者，其报酬长期处于低水平徘徊。同时，产业低级化也带来劳动力低素质、劳动力低价格。由此陷入恶性循环之中难以自拔
四、结论与建议
贫富差距内生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这个大系统之中。遏制贫富差距扩大，必须加快社会改革，减少社会不平等，同时深化公共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升消费率，扩大公共消费，从根本上、宏观上以及战略上为遏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创造条件，扫除各种障碍。
（一）从全局来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控制贫富差距的根本
除了市场机制会在微观上产生“马太效应”（即穷的越穷，富的越富），现行经济发展方式同时也在宏观上产生“马太效应”。两者的叠加，这才使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决定了我们无法纠正前者，但有办法改变后者。转换经济发展方式，这也正是我国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逐步降低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提升外贸发展质量，这是转换发展方式的三个着力点，也是抑制宏观“马太效应”的基本路径。
（二）提升消费率，扩大公共消费是重要的切入点
提高消费率，不只是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快我国人力资本积累，改善社会不平等的前提条件。这需要政府发挥比以往更大的作用，通过公共消费来带动私人消费。在收入差距已经相当大、起点已经很不公平的情况下，属于人力资本要素的健康素质、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等方面的提升，更是离不开公共消费。社会平等的实现，也离不开公共消费。在城乡之间实现公共消费的平等化，就有助于城乡两大社会群体在能力的获得上有更加平等的机会，为遏制群体性差距扩大创造条件，为减少起点的不公平提供基础。
（三）改革公共产权制度，防范公共产权收入私有化
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公有制及其衍生的公共产权收入在我国政府收入中的重要地位。重视公共产权收入，将其视为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是筹集财政收入以及促进公平分配的需要，更是维护公有制的政治需要。
公共产权收入制度，不但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对社会公平有重大影响。建立健全公共产权收入制度，适当提高公共产权收入在政府收入中的占比，不但可有效地拓宽政府筹集收入渠道，增加政府收入规模，从而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使全民共享公共资源的收益，还可以降低全社会税收负担，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同时有利于防范因流入少数人“腰包”带来的分配差距继续扩大。
（四）以改善农民就业状态为重点，减少社会不平等
缩减群体性分配差距的关键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对于政府而言，有两条路径可选择，一是通过改善农民就业状态来实现农民增收，进而缩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二是通过强化再分配来实现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近些年的现实政策倾向于后者，且各种政策更多地体现其他目标，改善农民就业状态、增加农民收入仅是其附带目标。未来政策应以改善农民就业状态为重点，尽力减少社会不平等的负面效应。
一是缓解农民就业不平等，同时加强对现有劳动力的就业技能培训。对于进城打工的农民来说，其就业的不平等是显性的，也得到社会的关注。而对于在农业部门就业和在农村非农产业部门就业的农民来说，其就业的不平等是隐性的，对于在农村非农产业的农民来说，融资难是其就业的重要障碍之一。其次，农民就业技能培训十分迫切，一方面，政府财政加大投入，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培训。不但要对外出务工的农民实施培训，从事农业种植以及与农业有关第三产业的农民也需要接受培训，加大对农民培训的力度与广度也是近期改善农民就业状态的重要方面。
二是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面对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现实，要在短期内全面提高农民基本素质，使其胜任附加值高的岗位，从而增加其收入是不现实的，因此，全面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应是一个中期目标，这就要从娃娃抓起，普遍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这要求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的分配要进一步向农村倾斜。这除了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外，还要通过相应的改革和政策措施来引导社会经济资源向这方面流动。
三是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化。我国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而整个城镇化又滞后于工业化。解决农民就业，需要打开城门，为农民就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会造就一批规模不等的中小城镇，从而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以此为基础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化，这是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缩小群体性分配差距的根本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