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在认清当前和未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要继续深化改革,寻找新的发展战略、新的前进动力、新的改革支点,完成社会多元复合转型,实现中国经济战略转移。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综合国力全面提升,产业结构有效调整,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生态化纵深推进。尽管如此,中国民众在共享现代化成果、盛赞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同时,必须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国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及国家竞争力的现实水平,尤其是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领域中的深层次问题,比如城市化进程的深化问题、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问题、产业调整的创新动力问题、社会普遍服务的推进问题等等。以史为鉴,在认清当前和未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要继续深化改革,寻找新的发展战略、新的前进动力、新的改革支点,完成社会多元复合转型,实现中国经济战略转移。
此次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将世界推向了知识化、开放化和创新化的社会转型过程,在为各国发展提供新的机遇的同时,也使得发展遭遇严峻的挑战。中国处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抉择关口,需要从决策层面上进一步高瞻远瞩,认清和跨越现代化进程中直面的“拉美陷阱”、“西班牙幻影”和“日韩困境”三座“大山”,阻断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多米诺效应”,培育先导产业集群促成产业动态升级,将中国打造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极。
第一,深入推进社会多元复合转型战略。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加剧了世界的转型,中国进入了转型青春期、快速成长期,社会转型呈现多元复合特征。如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变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攻坚、农业社会快速工业化并向知识社会跃升、立体层级结构向扁平网络结构变革、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产业依赖向产业原创转变、线性经济模式向循环经济模式切换、生存型文化向发展型文化突破等等。不同维度的转型,既各具特色又相互渗透、共同推进,由此,要深化改革必须综合性、多视角、全方位地制定政策,顶层设计、系统集成,以城市化为中心、以市场化为动力、以产业先导为引领,完成社会经济全面转型,实现工业化、知识化的双跨越。
第二,构筑社会普遍服务战略支撑平台。构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能够使国土范围内的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享有平等的公民基本权利和同质的基本公共服务,分享现代化成果,确保社会在低成本、稳定状态下健康运行。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的构建为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了安全底线,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良好平台,是社会复合转型顺利进行的保障。在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中,人类普遍服务保障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自由迁徙权,为每个公民提供平等的地位和均等的机会,谨防“拉美陷阱”;产业普遍服务实现网络产业化、产业网络化和企业社会责任,支撑中国产业创新平台,谨防“西班牙幻影”;信息知识普遍服务确保社会诚信,致力于构建信息和知识扩散机制,降低社会运行成本,谨防“日韩困境”。
第三,绘制发展创业型经济的战略路线图。21世纪是“创业时代”,全球经济正在由管理型经济向创业型经济转变。所谓创业型经济,是知识、技术、管理、资本与企业家精神互融的新型经济形态,以创新、创业、创造为核心,以理论创新、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为宗旨,通过建立综合创新体系为创业型经济发展奠定基础。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调整时期,整个社会的多元复合转型特征愈加突出。在享受知识时代信息快速传导、要素全球流动便利的同时,一系列诸如“教育鸿沟”、“数字鸿沟”、“就业机会鸿沟”、“文化鸿沟”等问题呼唤着以创业型经济来引领和驱动社会的新一轮增长。
第四,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极战略。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的迅速崛起,使得中国经济的“南、中、北”三大增长极浮出水面,进而辐射全国。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与天津滨海新区作为中国“南、中、北”三大增长极的内核,在推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正因为此,着力培育跨越“东、中、西”的增长极将成为新时期国家发展的重要任务。
第五,科技、创意双驱动,启动先导产业引领战略。21世纪,大学将成为知识集聚地和财富创造中心,科技创新、创意引领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两大驱动轮,以科技与创意形成的先导产业改变了世界各国的竞争模式。先导产业集群的构建可以快速集聚和耦合技术资本、金融资本、技术资本等社会复合资本,捕捉全球科技、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快速提升国家竞争力,抢占全球新技术产业制高点,全方位、多角度地快速推进现代化进程,使中国领头亚洲板块、影响世界格局。
事实上,中国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伴随着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环境红利的快速消耗,加之适逢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全球化红利也处于阶段性消耗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着内外“夹击”,迫切需要寻求新的发展动力,获取诸如文化红利、数字红利、科技红利、市场红利、创意红利、节约红利、“虚拟能”红利等发展中的新红利。
回顾和审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增长、科技进步、文化变迁、制度创新、社会发展的历程,探索并把握中国未来的走向与发展路径,无疑将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