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贫穷、闭塞的地方，穷人的信用就越好

郑运香是个高大结实的女子，今年42岁。因为丈夫跛脚，夫妻俩又生了3个孩子，1997年以前一家人始终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所有的转变从一块地毯开始。

那一年，郑运香看到县城有人卖手工编织的真丝地毯，销路很好，就跑到熟人那里学了这门手艺。可即使织一块最小规格的毯子，也需六七百元成本，她拿不出这笔钱。

刚好这年，扶贫社在河南南召县小店乡设立中心。郑运香听说后找到贷款员，试探着问：“我家就两间房子。全押给你，给我贷点钱行不？”

“就你那两间破房，卖了也值不了几百块。”贷款员开玩笑说。

郑运香做梦也没想到，没有抵押担保，也没有请客送礼，一个星期后，自己真的拿到了1000元贷款。用这笔钱，她买了各色丝线和织毯工具。

3个月后，一块花草图案的手工真丝毯完成了。她拿到县城的地毯市场上，居然卖了1800元。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郑运香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桶金”，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

从那年后，郑运香每年从扶贫社贷款2000元。现在，她织的毯子已经在南召小有名气，隔三差五就有人上门预订。从前年开始，郑运香还雇了七八个“小妮儿”，四五个月织成一块大毯子，可卖8000元。刨去各项开支，每年纯收入上万元。

“要不是儿子上大学，我都不用贷款了。”郑运香指着墙上儿子的照片和奖状，颇有几分得意。

然而并非每个贷款者都和郑运香一样幸运。南召农户张霞去年从扶贫社贷款，丈夫带着这笔钱，组织了几个老乡，一起到南阳市包了个小工程。张霞原本打算，拿丈夫每月的工资还贷款不成问题，结果因为发包方拖欠工资，在还款20周后，张霞手里没钱了。

信贷员张新阳很无奈：“她不是故意赖着不还的人，我每次去催款，她都特别不好意思。”有时去张霞家，正赶上她卖了鸡蛋什么的，张新阳能收上来几块钱，虽然不忍心，他也狠狠心接收下来。

在南召扶贫社主任勾长远的印象中，故意赖账不还的农户微乎其微。“越是贫穷、闭塞的地方，穷人的信用就越好。”他说。

对于穷人的纯朴和信用，信贷员刘惠深有感触。这个短发，圆脸的姑娘，从1998年开始做信贷员，每天骑摩托车穿行在乡下，在贷款户中特别有“人缘”。

“有一次我负责的贷款户手里真的没钱还，”她架起双臂比划着，“那老太太给我几十斤玉米，让我替她卖了还钱。”

2001年夏天，城关头道河村的一条小河因为下大雨变宽了，河水淹没了小桥。到还款的日子，信贷员过不去，在河对岸着急上火。借贷的农户们便想出个办法，把钱绑在石头上，纷纷从河对岸扔了过来。

相比之下，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乡镇，还贷反而有难度。“这些人比较容易受外界糟糕的信用环境的影响。”勾长远说，“他们总是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觉得不还钱也不能拿他怎样。”

杜晓山分析，中国的穷人因为长期得到政府的无偿帮助，容易形成等靠要的思想。加上社会上的信用环境差，如果制度不健全、管理不严格，很可能形成能不还尽量不还的局面。

河南虞城扶贫社店集乡分社主任马银山不顾制度规定，于1998年左右陆续把8个亲属招进了员工总数才33人的扶贫社。为了得到每放出1000元贷款6元的工资提成，马银山的亲属大量违规放贷。比如，给马银山老家的一位中心主任一人就贷了4万多元，远远超出每户不得超过2000元的规定。

直到缺口再也掩饰不住，惊醒过来的总部专门派来工作组，清理整顿工作足足做了3年，坏账却绝大多数难以收回。

“有人不还的示范效应，造成一片坏账。”杜晓山沉痛地说，“真正的贫困农户是很守规矩的，但这个信用必须有良好的制度来约束、保证和鼓励。”

虞城的这位主任受到党纪处分，被开除出扶贫社。留下124万元逾期五六年的坏账，让虞城成为扶贫社几个实验点中，唯一至今还在亏损的一个。

杜晓山总结教训：“出于一种善良的愿望做事当然很重要，但我们欠缺专业的知识、能力和管理水准。内控机制、运作程序都有非常多的漏洞和毛病。”

有时为了回收贷款，信贷员还需采取一些特殊的办法。

南召云阳分社的一个贷款户张彦生，2004年借了2000元后，跑到安徽菏泽做生意。信贷员找不着张，希望他的父母帮助还钱，却遭到拒绝。

信贷员跟村民一打听，张的母亲信基督，他由此找到突破口。“大娘，主在瞅着我们呢。”他说。没费多大劲儿，大娘便卖掉几只羊，还清了全部贷款。

政府干预程度越大，经营效果往往越差

作为一个舶来品，小额信贷从一开始，就遭遇了一系列的“水土不服”。与政府的关系是让杜晓山的团队花费心思最多的问题。

“扶贫社与政府的关系，是远不得又近不得，爱不得也恨不得，既要争取政府的支持，又要避免政府过多插手，这个劲头可不好拿捏。”杜晓山苦笑着摇头。

他坦言，扶贫社与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最大区别是：“孟加拉是小政府，中国是大政府。在中国的基层做事，不取得当地政府的支持，基本是不可能做好的。只要地方政府一句话，说扶贫社放贷是违法的，我们的钱保证一分也收不回来。”

周学仁回忆，一次，有个“瘸子”到扶贫社申请贷款，而经过调查，此人一向品行不端，不符合贷款条件。没想到“瘸子”告到县政府，而有关领导真的批了个条子，要求周学仁给他发放贷款。

“我真是哭笑不得。”周学仁叹气道。

类似的尴尬，扶贫社的每个基层负责人都曾遇到过。南召扶贫社主任勾长远说，经常听到某位领导“把钱贷给卖蛇的”，“给养鹌鹑的发放贷款”之类的无理要求。

一些乡、村干部的干扰更是让扶贫社头疼的事。易县的一个村干部曾在大喇叭里喊话：“扶贫社的钱都是外国人的钱，不用还！你们看，以前的扶贫款什么时候用还过？”杜晓山说，这样的事，在每个实验点都曾发生过。

扶贫社的第四个实验点陕西丹凤，更是因政府插手过多失败的典型案例。

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当地政府将小额贷款当做扶贫的救命稻草。陕西省也成为第一个正式提出支持小额信贷的省份。因为丹凤是该省第一个小额信贷扶贫试点，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关注。政府有人提出，扶贫社作为“纯民营活动”，存在“速度不快，步子不大，资金不足”等缺点，不久便接管了扶贫社，并把利率从8％降到了3％。

“虽然政府的主观意图是好的，但混淆了信贷与救济的区别。”杜晓山评价，“过去的经验表明，对民营小额信贷，政府干预程度越大，经营效果往往越差。”

截至2000年，陕西全省累计投入26个亿搞小额信贷，上演了一场小额贷款的“大跃进”。然而在规则和管理人员都不足的情况下，只剩坏账累累，现在早已偃旗息鼓。

“当时可出了不少‘洋相’呢。”扶贫社主任李谊青笑道。

他回忆，那时，有关部门为了完成贷款指标，极力游说农户贷款。一对老夫妻，被强行贷给几千元。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的老两口，拿这笔钱不知道有什么用，放在哪里都不放心。思来想去，他们用报纸和塑料袋把钱严严实实地包起来，挂在了房顶正中的电灯下！

“事实证明，做扶贫性质可持续的小额信贷，并不是政府和传统金融机构的强项。”杜晓山说。

十几年中，300多家曾在中国开展小额信贷项目的非政府机构，现存的仅剩100多家，其他的多因资金耗尽不得不退出。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清理农村合作基金会至今，监管当局从未审批过任何一个新的农村金融机构。对于扶贫社等在农村发展的小额信贷组织，法律明确规定，“只能放贷不能吸储”。

“如果没有融资渠道，就像瘸了一条腿。”周学仁说。

在最初筹集的10万美元之后，孟加拉乡村银行信托基金又先后给了社科院一些低息贷款，总额加起来约600多万元人民币。另外还有一些赠款和委托款，福特基金会、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台湾爱国商人杨麟、美国乡村银行基金会、花旗集团及一些机构和个人等都先后给予扶贫社资金支持。但2003年以后，基本没再有新的资金注入。

“这也是乡村银行模式在中国运作13年来始终没有做大的主要原因。”杜晓山总结道。

借贷给最穷的穷人，还是给有生产能力的穷人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扶贫社的贷款户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最穷的穷人。对此，杜晓山并不否认。

康金红身材瘦小，说话声音很低，但是特别爱笑。这个河北易县石门店村的32岁妇女，20岁结婚生子后，一直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家里的全部收入来自丈夫在城里打工当瓦匠。两口子一吵架，丈夫就骂她没本事，康金红也觉得自己“像个废人”。

“孩子的零花钱给不上，孝敬老人的钱也给不上，日子过不下去了。”这个瘦小的农村妇女回想起当时的情况，两只大眼睛红了。

“到处找亲戚借，可亲戚也没闲钱，都躲着我们。”那时的尴尬令康金红一辈子忘不了。

几年前她听说可以从扶贫社贷款的事，曾提出过申请，但没有通过审核。

易县扶贫社梁格庄分社主任马海燕回忆当时的情况：“我一看，这破房子，做买卖别再黄了。再加上村里人说她两口子爱玩儿，人又懒，就没有贷给她。”

去年，康金红再次提出贷款申请。这时，她已经以450元一年的价格，在公路边租了一间门脸房，办起只有一张桌子的小吃铺。看到别人烙大饼卖得很快，她也想干，可托人一打听，一个饼铛1200元，她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

这一次，她的申请得到了批准。今年春天，她找到信贷员佟方，填写了贷款申请表，不到一个星期，1000元钱就送上了门。用这笔钱，自己再凑上200元，康金红终于把惦记已久的饼铛买回了家。

现在，康金红一天能卖几十张大饼。加上小吃铺的收入，每天可以赚得上百元。曾经对每周21元还款担心不已的她，现在还得轻轻松松。最令康金红高兴的是，丈夫再也不跟她吵架了。

“这么多年，从来没像现在这么顺心过。”康金红一边把面团揉得啪啪响，一边咂着嘴说。她打算明年把小吃铺好好装修一番，规模扩大到四五张桌子。

“到底是借贷给最穷的穷人，还是给有生产能力的穷人？”杜晓山说，“过去我们严格按照孟加拉模式给最穷的人。但是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这部分穷人经济基础很弱，还贷时有一定困难，尤其是每周还贷。这是现实操作中的一个矛盾。”

1995年，易县贫困山区遇到水灾，相隔一年后，一些贫困户贷款发展养殖业，但牛和羊得了红斑病，大批死亡。贫困户因无力偿还贷款，每当借贷员上门催款时，便怨声载道。

“尽管这些贷款最后基本都收回来了，但是工作量很大。”杜晓山说，“最终只好选择一种与初衷没有大的背离，既帮助了穷人，又能使机构保证资产质量的方法。”

杜晓山并不讳言：“基层操作的人往往愿意帮助中等或中等偏下的群体。就目前而言，像我们这种小额信贷机构，没有外来补贴，这可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不能不承认这也算一种偏离。”

“我现在最怕的是，员工形成不愿意帮助最穷的人的惯性，以为帮助穷人就错了。”杜晓山紧拧着眉毛说。

在他的理念中，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应该惠及所有的人。“所有有金融需求的人，都有权利得到他应该得到的金融服务。富人可以拿到钱，穷人不可以拿到钱，这是说不通的。”

“穷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十几亿，在中国也有1亿多，如果把十几亿人排除在外，这个金融体系还算完整的吗？”

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刘福合曾表示，在小额信贷这个问题上，两条腿中的一条，也就是政府这条腿没有正常运转起来。“希望大家坚持住，小额信贷在中国必然有发扬光大的一天”。

好在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杜晓山认为，这是一个“乐观的信号”。

事实是，一些主流金融机构的触角正在往下延伸。据此，他判断，在实践小额信贷的机构中，将会出现既互补又竞争的局面。更多的银行将会关注、参与到这个领域中来，但他们所选择的必定还是“穷人中的富人”。

去年12月下旬，中国银监会宣布降低农村银行业准入门槛，鼓励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新设村镇银行。但扶贫小额信贷组织的合法身份问题，新政策中仍未提及。

杜晓山说：“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举双手赞成。但同时，我要继续呼吁，可持续的扶贫小额信贷组织应该尽快有合法身份，这样才能从制度上保证它有合法融资的渠道。这应作为农村金融整体改革的一部分尽快加以解决。”

另据媒体报道，日前在香港举行的世界电信展开幕式上，受邀出席的尤努斯透露，中国政府已邀请他到中国进行小额信贷的试点工作。他将同中国政府合作，在一年时间内，将其乡村银行的模式搬到中国农村。

“为什么尤努斯和他发起的‘穷人银行’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几天前的一个傍晚，杜晓山在他的办公室面对记者发问，“因为和平需要人们和谐地相处，而和谐相处的前提之一是消除贫困，消除人与人之间因贫困造成的对立。”

此刻，他办公室窗外的长安街，已经华灯初上。一条告别贫困的希望之路，能否从这里通往中国广阔的贫困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