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是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丁乡人。同桂荣是毗邻的吴旗县楼坊坪乡人，陕北农民的女儿，1934年参加红军，193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年长于她和刘志丹的毛泽东、周恩来都称呼她为“刘嫂子”,1999年5月94岁时因病在西安逝世。

我从1968年至1992年曾经在志丹县、吴旗县工作和生活20多年，其间多次拜访和探望同老及其亲属和一些老红军，深刻地认识了这位中国革命史上平凡伟大、德高望重的女性。

对革命矢志不移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长夜难明赤县天”的血雨腥风里，刘志丹在陕北领导开展党的地下斗争，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同桂荣为党组织传送信件，站岗放哨；在红军被服厂当工人，为部队做军装和军旗；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动员妇女送子送郎参军；还在家里掩护谢子长、阎红彦等西北红军领导人治病疗伤。大伙儿夸她“真是老刘闹红（干革命）的大帮手”。

1934年春，国民党军队在陕北大肆“剿共”。穷凶极恶的敌人抄家、烧房、挖祖坟，掘地3尺也要抓住刘志丹的家属。同桂荣和婆母、婶娘带着老小10多口人，分散逃人深山梢林。有一次为逃脱敌人追捕，她情急之中跳下山沟，幸被半崖上的灌木丛架住才免一死。同桂荣下定决心：“刘志丹的婆姨（妻子），就是死了也不能让敌人抓去。”她和4岁的女儿藏在山洞里8天8夜，饿了只能用山水、雨水和炒面糊口。后来，游击队员终于找到她们，接回了根据地。

1935年春，蒋介石又调集5个省6个师30个团的兵力，对陕甘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国民党报纸大肆造谣宣扬“陕北残匪即肃清”,“匪首刘志丹已被击毙”。同桂荣既不信邪，又不退缩。她说：“我不怕国民党，既然干革命就不怕死。”

1935年秋，王明“左”倾路线的推行者在陕北大搞“肃反”，杀害了200多名革命同志；陕甘边区保卫局还给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领导人扣上“反革命”等帽子，投人监狱，准备活埋。同桂荣等人四处奔走营救，但不仅毫无结果，反而连她们母女俩也被打人劳改队。群众偷着给她们送水送饭，安慰她说：“他们（保卫局）总有受报应的一天”。同桂荣坚定地说：“我只要活着，就要和他们斗！”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惊悉“肃反”情况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才使刘志丹等人幸免于难。

刘志丹出狱之后，由党中央任命担任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兼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等要职，1936年4月14日在东征的战斗中不幸阵亡，年仅32岁。

噩耗传来，同桂荣当即昏厥，清醒后，她对周恩来和邓颖超说：“我早有准备，为革命死了也是光荣的。”从此，她一直没有再婚，因为她对既是丈夫、又是战友和先烈的志丹爱得太深太重了！当我1992年春调回北京之前向她告别时，同老还手捧志丹遗像说：“志丹没有离开过我”。

全国解放后，同桂荣长期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担任过幼儿园的名誉园长、顾问和全国政协委员。直到1985年11月，80高龄的同老依然题词明志：“继承志丹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对同志情同手足

在革命战争时期，部队行军每到宿营地，同桂荣就立即帮炊事员做饭。每当红军领导人开会，她就做自己的“拿手饭”剁荞面招待大家。同志们高兴地说：“刘嫂子又给咱们改善伙食啦！”平时，她身上总带着针线包，抽空就给翻山越岭、披荆斩棘的指战员们缝补衣服。一旦有了布匹，她就给志丹做件新衣服，然而，经常是刚做好就送给了别的同志。刘志丹开玩笑说：“你们的嫂子是优待小弟弟哩！”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造反派都找同桂荣搜集老干部的“反动历史”和“反党材料”。她绝不落井下石，总是实事求是地回答：“x同志从小参军，我看着他长大，怎么会反党呢？”造反派说：“你怎么认识这么多黑帮？”她回答：“我们都是阶级兄弟和阶级姐妹，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了。”造反派说：“走资派就是反革命。”她说：“不要给革命同志乱戴帽子嘛！”同桂荣保护了一批老同志，自己却在64岁时被“下放”到陕西省三原县，直到“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才回到西安市。许多老同志每当想起这些往事就感动不已：“刘嫂子人格高尚啊！”

对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同桂荣更是一往情深。1935年冬，陕北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而出身湖南的毛泽东还穿着长征时的布单鞋。同桂荣看到后，马上精心做了一双新棉鞋送给毛泽东御寒。接着，又给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每人做了一双。1960年同桂荣在北京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时，毛主席紧握着她的手说：“刘嫂子做的棉鞋，又绵软又厚实，真得谢谢你啊！

贺子珍比同桂荣小5岁，俩人亲如姐妹。同桂荣喜欢听贺子珍讲长征故事；贺子珍喜欢“陕北通”同桂荣讲当地的风俗民情。1936年冬季的一天，贺子珍即将分娩，毛主席立刻派警卫员请同桂荣给接生。贺子珍说：“有刘嫂子在，我就放心了。”

对后代爱若慈母

刘志丹英年早逝，只有一个女儿力贞。同桂荣含辛茹苦，抚养遗孤，并严格教育亲属，要求他们不能因为志丹的贡献而搞任何特殊，不能给先烈抹黑，不能忘本。在战争环境中生儿育女的艰苦和风险，如今很难想象。哪位姐妹分娩之后没奶，同桂荣就急忙为婴儿找奶妈；哪位同志要寄养孩子，同桂荣就为他们细心选择当地可靠的农民。姐妹们说：“多亏了刘嫂子啊！”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老干部被抄家、关押之后，子女无处安身。同桂荣就照顾他们，说：“只要我有一口饭，就饿不着你们。”当时，她已被扣发部分工资，宁可自己喝稀的，也要让娃娃们吃饱。孩子们都发自内心亲切地叫她“刘妈妈”。这样，从战争年代到“文革”期间，“刘妈妈”照顾过的孩子数以百计。她说：“我喜欢孩子。他们都是革命的后代啊！”后来，孩子们分布在祖国不同的地方和岗位上，许多人成长为高级干部，有的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只要见到同老，依然会情不自禁地叫“刘妈妈”。

我从1984年起先后在志丹县、吴旗县担任领导职务。每次到省城西安市出差，总要拜望同老，既汇报家乡情况，也表达后代对前辈敬仰之情。记得第一次见到同老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赫赫有名的刘志丹将军的夫人，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衣着竟那样朴素，依然是陕北农妇装束，待人更是实诚热情，令人肃然起敬！我告诉同老，自己刚到志丹县，就听乡亲们传唱：“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呀上横山，一心要共产。”同老听说我是苏南人，在北京上学后到陕北插队，又当了“七品芝麻官”，就对我说：“陕北的条件可比苏南苦多了，不过苦能炼人哪！过去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现在应该讲‘吃得苦中苦，方为接班人’。……革命的胜利成果来之不易啊！保安县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300多人，不止志丹一个。他们真是抛头颅，洒热血！你在志丹和我的家乡当官，可不能忘本，一定要做清官啊！”“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同老对我严父慈母般的关怀和教诲，尤其是“一定要做清官”6个字，深刻地印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从政、处事、做人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