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文根据王怀超在“华大讲堂”第八场报告会的演讲内容整理而成，有所删减。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这个讲题历史跨度比较长，思想容量和历史容量比较大。我尽量不讲正确的废话，讲一点新话，讲一点真话。中国的改革严格说来是从1978年开始的，到现在已经31年了。所以我今天着重讲讲这31年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中间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各个阶段都有些什么特点？讲讲已经做了的和正在做的，以及将来还要做的。讲讲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改革的基本经验，能够形成共识的，简要概括几条。再讲讲改革多年来取得的理论成果。这是今天演讲的思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严格说来，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层就在实践中初步意识到了传统体制的弊端，萌发了要变革传统体制的念头，并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进行过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和尝试。大家知道，1949年建国之初，我们长期搞革命斗争、搞军事斗争，在军事上我们有一套，在建设上的确是个空白。在当时，蒋介石扬言要反攻大陆，美国人给蒋介石出招，美国人说蒋介石你不用反攻，中共搞军事一百分，搞政治一百分，搞经济零分。你不用理他，就在台湾静观吧，共产党不会搞经济，最后搞不下去，还得你蒋介石收拾残局，你就在台湾等着看吧。当时美国人就这么评价。我们自己确实搞革命斗争，搞军事斗争有一整套战略策略，在建设方面我们确实是一片空白。

我记得当时有位外国记者问周恩来：周总理，你们中国现在最缺什么？周恩来脱口就讲了两个字：经验。缺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建设上我们是个空白。我们自己也没想到，历史这么快就把我们推到执政的前台，我们党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准备不足。记得毛泽东1946年撤离延安时对记者们说，他估计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他说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打败国民党，到那时也许不是在延安，可能在南京，也可能在北京会见你们；第二种可能是被国民党打散了，如果那样，我将重新组织队伍，上山打游击；第三种可能是被国民党消灭了，但我相信，我们的后人，还会重新组织起来，继续与国民党斗争。结果，连我们自己也没有想到，只用了三年，就夺取了政权。历史这么快地把我们党推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前台，我们想到，也没有思想准备，更没有理论准备，连起码的经验也没有，于是，只好照搬苏联模式。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党，毛泽东也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领袖，所以不到五年时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完，他就发现苏联这个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这是个大的转变，是从照搬苏联模式到研究苏联的经验，从中国国情出发（当时毛泽东说走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后来邓小平讲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再转变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最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毛泽东认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至少要经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叫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第二个叫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不发达的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早的一个叫法。毛泽东还说要把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邓小平三步走七十年基本上实现现代化的这个战略构想，其思想渊源，应该是源于毛泽东。为什么说应该是呢？小平同志讲话他不说从哪里来的，引文不说出处，他不说谁谁说过，他就这么说。我判断，应该是这样。邓小平重返政治舞台后，他自己多次说，我们现在做的许多事还是当年毛泽东想做而没有做的，或者是毛泽东想做而没做好的事。以此判断，国家战略肯定有个连续性，这是推测出来的。小平同志讲话不说出处，不像列宁，列宁写文章他会说明这个话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他会引用，并注明出处。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要说最初的尝试，最早的探索还是毛泽东，毛泽东产生了改革的念头，并有一个初步的思路，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很好地付诸实施。建国之初的八年，干得不错，从1957年“反右”，到1958年搞“大跃进”，再到后来的“文革”，近20年的时间，没干什么正经事，走了一个大弯路，经济濒临崩溃，政治一片混乱，几乎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1978年12月，邓小平重返政治舞台，果断地停止“文革”，拨乱反正，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的新时期。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又开始扬眉吐气了。这样一回顾，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改革，还是从1978年开始的。所谓改革开放30年，30年就是从这儿来的，但是别忘了，毛泽东前10年的探索，至少给邓小平后来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和历史经验。

我想把今天的讲题作个微调，叫“中国改革开放31年”。31年，时间不长，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对于我们今天经历过这场变革的人来说，可是一个不短的历史时期。二十年算一代，31年就是一代半。应该说在座的各位绝大多数都参与了这场变革，都经历了甚至还领导过或正在领导着某一方面、某一地区的改革，应该有比较深的体会，所以这一讲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亲切。毕竟，这是我们刚刚做过的事情、正在做的事情或者将来还要继续做的事情，要完成这场变革，我估计至少还得20年，到2030年左右，可以大体上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政治经济体制，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已初步见到成效，政治体制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总体上看，中国31年的改革，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我们一起先回顾一下：

第一阶段：改革的初步探索和局部试验阶段（1978.12—1984.10）

这一阶段，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有六年的时间。大家马上回想一下，1978年12月，你们在做什么？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学生，77级，78年2月入学，正在上大一。历史上有个“老三届”，大家都知道，还有个新三级，就是指的恢复高考后的前三个年级，即77、78、79级。有一本书就叫《新三级学人》，现在中央部委、部长、副部长、司长、副司长，省长、省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有不少是他们，职务最高的已经是政治局常委了。这一阶段应该是改革的初步探索时期，这些大家都亲身经历过，我就不多说了，只做一个宏观的概括。

三件大事

回过头来看这六年，有战略意义的大事有三件：第一件是农村改革。备受瞩目，成效明显。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起步的。农村改革，从1978年到1984年，六年解决了一个长期没能解决的问题，即八亿农民的吃饭问题。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经验，即先农村后城市，先经济后政治，先易后难。农村改革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农村改革的初战告捷，既鼓舞了斗志，坚定了改革的信心，也为此后的城市改革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第二件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改革的步子一开始不敢迈得太大，先搞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实际上是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承包制移植到城市，承包制是当时中国最流行的做法。泉州的国有企业改革可能早一点，有些地方企业改革的步子迈得比较大，比如深圳和厦门，还有辽宁和四川。第三件是创立了经济特区，就是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这是对外开放，邓小平说，开放也是改革。实际上就是拿出一块地方，不受传统体制束缚，按国际惯例搞，按市场经济的规则搞，取得经验后向全国推广，这叫“倒灌效应”。实际上这几个特区，既是开放的前沿，也是改革的试验田、排头兵，30年来一直起着这个作用。

三个战略转变

现在看来，这第一阶段的三件大事对以后的改革开放有长期的影响，有持续的影响。这一时期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层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三个战略性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再拉长一点，从建国60年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个战略转变，就看得更清楚了。1978年以前，即改革开放前是毛泽东时代，其突出特点，是以政治为核心，以政治为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从1978年到1992年，是邓小平时期，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以经济为中心，以经济为本，即把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当作根本任务。江泽民坚持并继续推进以经济为本这一战略任务。从2003年至今，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把人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其标志应该是2003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建国60年，在根本任务、中心工作和基本路线上，我们经历了两次战略转变，即从政治为本转向以经济为本，又从经济为本转变为以人为本。横跨了60年，这是我们在指导思想上产生的理论创新。第二个转变，是从对外封闭转变为对外开放。对外封闭时期，我们经常夜郎自大，沾沾自喜，国家和人民普遍贫穷，还常常陶醉于“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这是典型的封闭心态。创办经济特区，就是对外开放的一个具体举措，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使开放的范围和步伐进一步扩大。第三个转变是从固守陈规到大胆改革。你看就这短短的六年，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心任务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三个战略转变，不简单啊！这可是180度的大转变啊！今天看起来也许感觉不出什么了，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那可是一次大的思想解放、政治解放。这种获得解放的快感和心境只有经历了这种转变的人们才能体会得到。从政治为本转向经济为本，从对外封闭转向对外开放，从固守陈规转向大胆改革，这三大转变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以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为鲜明特点的新的历史时期，由此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一段很值得大家注意。

三篇重要文献

这一段文献很多，我给大家推荐三篇历史文献，是我们华大的教授们和我们泉州的干部们用得着的史料，你们把这三篇文献读一遍，大体上就把握了当时决策层思想理论上达到的水平。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热衷于起草文件，颁布文件，文件越写越长，越发越多，短则万把字，长则两三万字。别说你们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即使我们搞理论教育的同志也看不过来，其实也没必要都看。我从这一时期的众多文献中选出三篇，我称之为历史性文件，什么叫历史性文件呢？所谓历史性文件，就是这个文件对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这是第一；第二，这个文件所作出的判断对后人还有启发。下面，我就把这三篇文献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大家可能觉得耳熟，有些人读过，有些人可能没读过，或者读过的同志又忘记了。

第一篇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邓小平三落三起、重返政治舞台的一个政治宣言，也是揭开中国改革开放序幕的一个开篇之作，还是划分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标志。这本来是一个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78年下半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是华国锋同志主持的，主要议题是经济问题，结果后来开着开着，大家觉得仅议经济问题不行，不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也没法弄。而要解决政治问题，就必须开中央全会，因此临时决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因是临时决定开，没有时间准备文件，就把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基本上是以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为基础提炼出来的。这篇文献，你如果不看作者，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一位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讲出来的，他有一股劲，一股气，一种气势，一种气概。看得出来是压抑多年，厚积薄发，不吐不快。比如，我给大家引用一段，你们听听。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就要亡党亡国。再不实行改革，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老人家冒着再次被打倒的风险，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豁出去了。这是一篇纲领性的文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之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值得一读。

第二篇叫《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这是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也是邓小平所有文章里面我最欣赏的一篇。这篇文献的历史地位可以作这样的概括：这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集大成，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能称得上纲领性文献的不多，而称得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纲领性文献的就更少见了。这也是邓小平政治改革思想的一个高峰。很有意思，这篇文献是1980年讲的，邓小平活到1997年，80年到97年有17年时间，但其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他再也没有超出自己。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有待于研究。说句不该说的话，从1980年至今快30年了，我们党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文件发了不少，但就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整体而言，均没有超出这篇文献。以至于我们今天思考政治体制改革还要重读这篇文献。这才是真正的伟人！几十年前讲的，至今仍未超出，今天仍有指导作用。因此，我郑重地将这篇文献推荐给大家，读后肯定受益。

第三篇，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次决议的作出，意味着拨乱反正的完成，意味着实事求是路线的确立，也意味着邓小平核心地位的最终确立。尽管邓小平既没任党的主席，也没任党的总书记，但全世界都知道邓小平是最高领导人，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个文献做了两件事：一是全面客观地评价毛泽东。现在看，20多年过去了，这么多风风雨雨，没有哪个政治组织或个人向我们党提出重评毛泽东！没有！这就说明当年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二是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32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十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有的方针，今天仍有指导意义。比如，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决议》中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是1981年作出的，20多年过去了，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一个字都没有改，十七大修改后的党章的总纲部分也照搬了这个论断，一个字都没有改动，这就叫历史性文献。我20多年前作出的判断你照抄不误，20多年后你一个字都没改动，这就叫历史性文献或叫经典文献，经典著作。如果大家把以上三篇历史性文献认真读一下，大体上就把握了这一时期我国决策层总体上达到的思想水平。

三大理论成果

我们已经从以上讲述中大体了解了我们党在总体上达到的思想认识、理论创新以及积累的经验。这就是三件大事、三个转变和三篇文献。概括起来，这一时期我们党在理论上取得的重大成果，主要有三项，一是想成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二是提出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三是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没有一套固定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这个论断实际上为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没有固定模式，苏联有苏联式的，越南有越南式的，中国有中国式的，古巴有古巴式的，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就是要从本国国情出发，找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三件大事，三大转变，三篇文献，三大理论成果。

第二阶段：改革的全面探索阶段(1984.10—1988.9)

从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在城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88年9月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有4年的时间。这一时期，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都较上一时期有显著进展，故称之为全面改革阶段。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这个时期有关改革的几件大事：

——1984年12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一个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为改革作出决定。这个决定的公布和实施，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新论断，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1985年3月和5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了进行科学技术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快速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决定。

——1986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定，这实际上是在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部署，只是当时还没有使用文化体制改革这个提法。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作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开始改革的全面探索。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献有两个：一是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作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新论断。这是第一次用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商品经济。这个报告作出后邓小平很高兴，他说这个报告写得好，好就好在说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1984年之前，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对立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你这样，我那样；你市场经济，我计划经济；你私有制，我公有制；你按资分配，我按劳分配；你快我慢；你富我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穷社会主义，不要富资本主义。这在当年是天经地义的。今天看来很可笑，在西方人看来简直是神经病！可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1984年我们正面肯定市场经济，不简单！当时争论很激烈。

二是1987年秋的中共十三大报告。这个报告在理论上的贡献主要有四点：

第一，第一次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国情根基；第二，第一次全面准确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20多年过去了，中共十七大对党的基本路线一个字都没有改，只是加了两个字：和谐。这说明，当年的概括不简单！第三，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这是在党的文件里，第一次完整、明确地使用这一概念。第四，第一次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第一次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全面部署。这么多第一次，充分表明这一历史性文件的重要地位。这是全党智慧的结晶，这是集体的智慧！

第三阶段：总结经验，整顿调整阶段（1988.9——1992.2）

中国改革的曲线是马鞍型的，从1978年起步到1984年达到高峰，从1985年开始下滑，1988年到1991年跌至谷底。直接原因是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1988年的两次抢购风，迫使我们的改革停下脚步，进行治理整顿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接着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再就是1990年苏联东欧剧变。苏联、东欧九个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基本上效法美国模式。当时国内正值政治经济风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中国的改革也进入低潮，转入调整期。当时邓小平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年，是总结经验的时候了。当时中国的改革能不能走下去，都是疑问了。国际上有疑问，国内也有疑问；党外党内都有疑问。邓小平思考的结果是，改革没有错，错在改革的力度不够。他强调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坚持，不足的加把劲，错的赶快改。思考的结果就启动了改革的第四个阶段。

第四阶段：以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综合改革阶段（1992.2——2003.10）

1992年之前的改革，按照邓小平的话说叫“摸着石头过河”，即只是在传统体制的外围小打小闹，零敲碎打，走走停停，迈不开步子。1989年国内的这场风波，还有苏东剧变，对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如果我们对十多年改革经验的总结，得出的是另外一个结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时真的很危险，有很多人，不是少数，得出的是另外两个结论：一个结论就是“反和平演变”，要把“反和平演变”当作中心任务。提出要把“反和平演变”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他们总结经验，反思“六四”事件，结论是改革开放错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错了，要重新搞阶级斗争，搞“反和平演变”，把阶级斗争作为一个主要任务，还是“文革”那一套。

另一个结论，说中共十三大报告有些提法不准确，主要是指关于计划和市场的论述不准确。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邓小平的回答很明确，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不仅不能停步，而且还要加快！

“六四”事件之后，准确地说是从1988年到1991年这三年，改革开放基本停滞。政治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国民经济也停滞不前。邓小平对这种状况非常担心，他特别担心中国贻误发展的时机，于是毅然南巡，于1992年初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吹起了一股东南风。东南风是改革开放的风啊！西方人称之为“邓旋风”。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第二轮改革的热潮。邓小平南方谈话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了，但这篇文献的历史地位很重要，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是启动第二轮改革的一个宣言书，是邓小平思想的集大成者，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标志，是邓小平自己对自己思想的一个总结，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史上具有划阶段的意义，建议同志们认真读一读，肯定有收获。

南方讲话是邓小平思想的集中表述，是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集中思考，是他对自己思考的结果加以概括，加以提炼，留给后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政治交代，即政治遗嘱。这篇文章的发表，表明邓小平理论已经形成。这篇讲话的突出贡献，就是解决了困扰我们多年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把人们的思想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浪潮。回顾当年的历史和现实，值得庆幸的是亏得有一个邓小平。如果没有邓小平，这么大一场改革很可能要逆转。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有可能夭折。一个领袖人物，一个单位的一把手，其水平高低，平时看不清楚，只有在关键问题上，在历史重大转折关头的抉择才能看出水平，看出气魄！邓小平又一次在历史转折关头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表现出了他的伟人风范。壮哉！邓小平！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能不能搞市场经济，为此争论了十四年，直到邓小平南方讲话才把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划了一个句号。其实邓小平也没讲多少话，他就说，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市场经济不姓“社”也不姓“资”，没姓，就是个手段。这就扫清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巨大思想障碍，既然“没姓”，是手段，那就谁都能用，社会主义可以用，而且可以大胆地用。邓小平南方讲话是继实践标准讨论，走出教条主义的束缚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他使人们冲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为放手、放胆、放心发展市场经济开启了理论闸门，解除了政治枷锁。所以第四阶段很明确，是要进行以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综合改革，前三个阶段是探索，是摸着石头过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边走边看，对的坚持，不足的加把劲，错的赶快改。

1978年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这个决策，是历史逼出来的。文革这场灾难导致国民经济几近崩溃，政治体制极度扭曲，所以必须走出去，但是，往哪儿去？不知道。就好比走路走到死胡同了，没有路了，没有路就得找出个路来，另辟蹊径，边走边看，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回过头来看，摸着石头过河，这个“石头”，就是市场经济。摸了14年，小平同志带着我们摸到了，就是市场经济。非常了不起！所以思想解放很不容易，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实事求是是我们的校训，是我们的思想路线，但要想真正做到很难！

邓小平南方讲话是新一轮改革浪潮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动员，也是十四大报告的理论基础。十四大报告的理论依据，是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或者说，邓小平南方讲话是十四大报告的灵魂，政治灵魂、理论灵魂。或者换句话说，十四大报告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思想的展开。十四大的重要贡献是，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的意义是，邓小平作为一个退休党员，尽管他很特殊，但再特殊也只是一个退休党员，他的讲话要变成全党的纲领，这就需要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十四大。通过十四大，把邓小平的讲话变成全党新的纲领，这就是十四大的政治意义。不仅明确肯定了市场经济，而且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经济在实践中的快速发展就是在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股票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人才市场等都是92年之后兴起的。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邓小平南方讲话是个理论纲领，从政治上和理论上解决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为放手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十四大把南方谈话的思想变成了全党必须遵循的政治纲领，十四届三中全会则将其完善成可操作性的方针政策。

1997年秋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开得很好，十五大报告也是一个很好的报告，好就好在有理论创新。这个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的创新。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报告解决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解决了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但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需要有能够在市场上自主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独立财产所有者。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财产权的独立，财产权的法律用语就是所有权，你不能搞一个没有商品所有者的商品经济，没有商品主体的商品经济，没有市场主体的市场经济。苏联就搞过“休克疗法”，一片混乱，最后变成寡头经济。十五大主要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在这方面主要有三个新论断：第一个论断是要建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原来是个政策，现在变成了基本经济制度；第二个论断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我们原来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等，都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实际上是把公有制的内涵和外延都拓宽了。更重要的是，也是第三个论断，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话一讲，私营企业主高兴得不得了，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也是重要组成部分，性质一样的，这句话第二年就被写入宪法。从经济体制到所有制基本上讲清楚了，还有分配制度，十五大开了一个小头，就是提出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经济无非是三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制度；一个是财产制度，即所有制；一个是分配制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创新。这实际上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是第三次思想解放，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一个突破，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解除了束缚，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党的十五大的另一方面创新，是在政治制度方面，即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提出，这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思路上是一个突破性进展，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2002年秋召开的十六大，也是一次很好的会议，十六大报告也有理论创新。其主要创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二是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现在看来，全面小康的意义可能不如政治文明大，政治文明的提出实际上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一个新的思路。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制度文明，要建设政治文明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江泽民同志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要大胆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果。这个思路很好，如果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就能给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和参照系，遗憾的是没有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但是江泽民提出来了，这就是贡献，因此要书一笔。

第五阶段：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内容的制度创新阶段（2003.10——）

市场经济初步建立起来以后，就要去完善它。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作了一个基本估计，即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确立，要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其最终确立起来。这个决定的作出，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特殊的意义。这种特殊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标志着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突出特点是，制度创新。即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创新。这次会议的另一个突出贡献（从全局看是更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上的重大转变，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理论上的创新，是对邓小平发展观的丰富和发展，其意义重大而深远。以科学发展观和完善市场经济这两个思路的提出为标志，我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制度创新阶段，这个制度创新既包括经济制度创新，也包括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以及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

2004年3月召开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值得关注的是：一是把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二是把保障人权写入宪法。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根据我国改革和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要注重社会公正，协调社会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提到全党面前。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出这一课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古往今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人们一直在追求社会的平等、安全和和谐。其实，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们不断追求美好社会的历史。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着眼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治国的理想，又是一种治国的方略，同时也是一种治国的结果。这既有利于锻炼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又能从多方面提高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水平，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认真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论述了我国改革开放的目的以及所取得历史性成就，概述了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鲜明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中共中央号召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2008年2月，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当年三月召开的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标志着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开始启动。这既是发展市场经济和建设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随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开始在地方试点并逐步向前推进。

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根据新的实际进一步研究和部署了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问题，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有重要意义。我个人体会，这个《决定》有四个亮点：第一个亮点是，突出强调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把建立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党组织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提了出来；第二个亮点是，把党内民主提高到一个历史新高度，鲜明地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以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为基础，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广泛凝聚全党意愿和主张，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强调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的坚强团结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这个思路值得注意。我们发展经济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从而形成示范效应，带动大部分人走向富裕。要发展民主政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让七千多万党员先民主起来，影响和带动人民民主，推动社会民主。第三个亮点是，深化干部体制改革。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第四个亮点是反腐败问题。这里有一句话值得重视，文件中说，“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体制和机制。”尽管反复地措辞，还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三权分设的思想。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我们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轮流执政那一套，但我们可以尝试搞共产党一党领导下的三权分设。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终于在这个文件中明确地讲出来了。其实，权力分解，机构分设，这是政治学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治理的一个惯例，本身并没有什么阶级性，更不为哪个国家制度所专有。应该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全人类共同的政治财富。有什么理由那么惧怕呢？又有什么可怕的呢？简直是莫名其妙！其实，关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分立分设，深圳、顺德等地一直在试验，成都和重庆也正在搞城乡统筹的综合改革试点，珠海正在进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综合试点。据了解，效果不错，进展顺利。

这些新思路新观点的提出和一系列重大举措的实施，表明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心，相应改革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的制度创新阶段。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任务已经不可能仅在经济领域解决，必须着力解决旧体制遗留的深层体制矛盾，必须在政治体制方面和社会管理体制方面进行创新。

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改革开放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的，改革开放的设计和实施，要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特别是以人为本与统筹兼顾的原则。

综上所述，中国改革经过30年的奋力推进，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应该说，改革的理论准备越来越充分，改革思路越来越明确，改革经验也越来越丰富，这就为今后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稍微总结一下，刚才讲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具体改革措施，从邓小平南巡，经过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到刚刚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这些新思想的提出和一系列重大举措的实施，表明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制度创新阶段。这个制度创新，既包括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管理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创新。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是经济体制的创新，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是政治体制的创新，经济改革说到底是利益的再调整，政治改革说到底是权力的再分配。中国改革走到今天，经济领域的改革已经走得很远了。我刚才讲了，新的经济制度、财产制度、分配制度，已经基本确立，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合，很难继续深入。邓小平讲过两句话很重要，我给大家推荐的那几篇文献中有，他的第一句话是，中国改革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政治改革；第二句话是，中国改革深度和广度的标志是政治改革。中国是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在当今中国，没有纯经济问题。政治体制不变，仅有经济体制变革，想退回去很容易，改革仍有半途而废的可能，这是一个归结。

第二个归结是，中国改革看起来这么热闹，归结起来无非就是六个方面，或者说是围绕六个问题展开的。前三个是经济问题，第一个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第二个是所有制问题，即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第三个是分配问题，即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问题。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关系问题争论了十四年，直到邓小平南巡，这场争论才划了一个句号；所有制问题用了五年时间，在十五大上解决了；分配问题和按生产要素分配问题在十六大上得到明确的解决。后三个实际上是政治问题，一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二是党、政府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三是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

其实，政治改革说起来，也并不复杂，无非是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是扩大政治参与，就是扩大民主问题，即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决策中去，以保证决策的正确性；第二是监督问题，主要是监督权力，即权力的制衡问题，制约不行，得制衡。制约者要有权，而且和被制约者的权力要一样大，才能制约；第三个是法治问题，真正做到以法治国，依据法律治理国家。根本的还是政治制度建设，政治改革说到底是政治制度的建设问题。

经过31年的改革开放，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冲破，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已经在实践中全面推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正在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进行调整；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正在实践中探索；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这表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体制已经被冲破，中国已经走上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