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强国战略应该让文化像毛细血管一样输入到国家、区域、企业、个人等每一个相关方面。

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史上第一次把“文化命题”提到中央全会的高度,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文化改革发展的中国式复兴之路,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这是历史的必然,这是时代的潮流,这是世界的趋势。

文化改革:复兴之路的必然选择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践行着“经济创富”、“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三大国家战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引起世界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高度瞩目,中华文化作为东方文明大国的文化自主、自尊、自信、自强意识显著增强。

文化体制改革是落实文化创意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1997年,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准备期。在这一时期,凭借改革开放的发展大潮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步伐,民众的文化需求不断扩大,我国的文化市场不断繁荣,催生了文化事业单位的被动改革、浅层改革和个别改革。

1998～2002年,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期。1998年文化部文化产业司成立,文化产业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被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以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证券市场为契机,这一时期个别文化行业进行了高调的体制改革,推动出版集团、广电集团、传媒集团的组建以及部分广电企业的改制上市。这一时期的改革侧重于市场主体的培育,是经济体制改革在文化领域的体现。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为全面启动文化体制改革奠定了观念转变和理论基础。

2003～2011年,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期。2003年开始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全国35家试点单位在区域发展、市场培养、内容生产等多个领域进行实践探索试点,从2006年以来中央每年都要召开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总结试点经验,并从2007年全面启动文化体制改革。八年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在制度建设、区域发展和行业发展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已经完成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

文化体制改革,与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相一致,是我国改革开放在文化领域的一次升华和深化,是国家追求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双重发展、双重平衡的现实需要,是国民追求富足的物质生活和高贵的精神生活的现实需要,是中国复兴之路的必然选择。

文化产业:强国之体的重要支撑

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的产业形态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在20 世纪90 年代。在1997年前后,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和日本都不约而同地把文化产业作为新世纪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战略,作为增加本国就业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力量。在中国,作为国家战略的文化创意战略也肇始于1998年,其标志就是这一年中国政府在文化部设立了文化产业司,专门负责文化产业的政策制定和行业指导。其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在2000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提到了大力发展“文化及相关产业”,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里提到了“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表明新世纪的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知识经济催生的文化消费时代。2006年9月,国务院在《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里重点表述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国家战略。2007年11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认为文化产业是实现我国小康社会目标“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四位一体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并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 并提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论断。2009年9月,国务院颁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10年,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上就文化建设发表了重要讲话,九部委颁布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2011年3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要把文化产业推动建设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这一系列国家举措都标志着我国文化创意国家战略的正式形成。

文化创意战略指向了两个产业发展的纬度:文化产业化纬度和产业文化化纬度。文化产业化的发展纬度就是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产业文化化的发展纬度就是指文化生产力作为一种生产力,可以融入到各行各业,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那么我们可以运用文化创意的手段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经济学家郎咸平认为,任何行业的产业链,都包含了1+6产业链。这“1”是指加工制造环节,“6”是指包括了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的六大环节。这六大环节是整条产业链里最有价值、能够创造出最多盈余的环节。目前,这些环节中最关键、最赚钱的环节,几乎都不是我们中国企业所控制的。文化创意战略让我们开始关注产业前端的创意设计和产业后端的品牌服务。比如,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提出“创意农业”,就是希望通过文化创意把农村、农业、农民当中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的“三生资源”进行整合,通过文化创意把它的附加值体现出来。

文化产业,虽然在世界各国和中国各地有不同的提法,比如英国叫创意产业,日本和韩国叫内容产业,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叫文化创意产业,北京也叫文化创意产业,上海及沿海地区叫创意产业,其他各省市叫文化产业。中央一级的文件中还是规范地称其为文化产业。当然,这些概念在外延上也有不同。但是,在文化产业背景下,我们认为这些概念的本质特征是一致的,外延包括了核心层、外围层和相关层,一般在核心层和外围层都是一致的:第一,相对于个人创意和创意阶层,它是一种智慧产业、知识产业、版权产业和审美产业,是对本地传统文化的艺术创新;第二,相对于现代高新技术和新媒体,它是一种传媒产业和内容产业,可以大规模复制和批量化生产,具有集聚效应;第三,面向现代市场和国际市场,它意味着规模化的文化市场和文化消费;第四,它要求做到产品经营与企业经营相结合,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相结合,要把短期、零散的项目利润经营提升到长期、整体的企业价值经营。

文化产业成了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的最大语境之一,文化消费开始构成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最大氛围之一。广东、山东、江苏和北京等四个省市2010年的文化产业增加值都突破1000亿元,成为当地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支撑力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将是推动中国摆脱“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重要推进力量,将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从投资驱动、政府驱动、成本和价格驱动转向市场驱动、品质驱动和创新驱动的高附加值经济增长模式,完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文化创新:立国之本的根本选择

美国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虽然英年辞世,却给全世界留下了难得的精神财富。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古典经济学的“要素”经济理论出发来看,从农业经济对土地的依赖,工业经济对技术、资本的依赖,尤其是到了最近二十年,经济学意义上的稀缺资源从信息、知识发展到创意,经济形态也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发展到创意经济,产业升级也从信息产业、知识产业发展到创意产业。这是一种世界潮流,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当今世界已从一个矿产驱动的时代、技术驱动的时代、管理驱动的时代进入到一个创意驱动的时代。创意,即文化创新,是将科学的求真、人文的求善和艺术的求美三者高度融合,是通过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推出有深厚人文内涵的产品和服务。可以说,史蒂夫·乔布斯开创了一个靠创意推动的时代。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代发展的特征,把文化创意作为立国之本加以重视,实施文化强国战略。

文化强国战略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后的理性选择。日本近现代以来的国家战略分为三个阶段: 军事立国战略(明治维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立国战略(二战以后至20 世纪80 年代)和文化立国战略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1995年日本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文化立国”方略——《21 世纪文化立国方案》,积极促进日本文化的国际传播和文化产业的世界推广。从美国华盛顿白宫前的樱花到充斥世界各地的动画、音乐,日本成功地塑造的经济崛起后的文化形象,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关注。1998年韩国明确提出“文化立国方针”和“内容韩国愿景21”,提出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知识强国,通过政府层面的法律制度建设、国家及社会的认识、创造性的内容开发、专门人才的培养等,大力推动高品质的韩国文化产品,韩国的音乐、电影、电视剧、网络游戏迅速席卷世界市场。

199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斯德哥尔摩文化政策促进发展会议形成“行动纲要”,明确提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德国哲学人类学家米切尔·兰德曼说:“文化如同生命内里的血管系统,而血管里流淌的是主观精神的血。”文化强国战略应该让文化像毛细血管一样输入到国家、区域、企业、个人等每一个相关方面。中央政府的各个委办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各个委办单位都应该落实文化强国战略的任务分解。当然,文化强国更应该成为每一个国民的文化责任。

文化强国,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使人民变得高贵、体面、有尊严的生活方式,是赢得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尊重、向往、认同的生活方式。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生活在当代工业社会的人是“单向度的人”,而我们今天要成为“多向度的人”,文化强国是实现这个终极目标的一项重要的国家承诺和战略保障。我们要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构建文化产业发展的平台;我们要让政府财政给予多方位的扶持,坚持文化生产主体的多元化;我们要实施市场运作,按照市场规律经营文化产业;我们要高度注重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要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我们要强调文化艺术的国际交流,树立普遍的价值认同和国际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