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压力不会简单地随着经济增长或民生条件改善而消逝，要消除这种压力，必须在社会治理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和创新，包括提高公民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始终把理念创新放在重要位置。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当包括政府如何进行自身社会管理职能的改革和创新。其中，必须正确处理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利益与风险的关系。在社会领域，更大的权力意味着更大的责任；社会管理主体的利益越大，风险就越大。只有实行多元治理，才能减轻责任，分散风险。政府要全心全意地提供公共服务，这是政府的根本职责；同时，政府要部分地承担社会管理的责任——这就是说，社会管理的另外一部分责任实际上是需要居民自己负责，也就是社会治理。

既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又要善于引导和教育群众。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政府善于发现群众中的好做法，一线同志面对新问题、新形势，会有许多新思路和新点子，应加以总结，形成制度性的东西，在实践中加以完善。要相信群众有能力建立一个适合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社会治理机制。另一方面，也还要教育群众。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时间不长，缺乏经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水平也有限，如何提高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参与能力和决策能力就成为新的问题。比如农村，现在还是一个人情社会，宗族依然会发生作用，让居民站在集体利益和大局考虑问题还需要一个过程。此外，还要发挥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把制度设计与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如一些地方的农村建立了文化大院，村民们每天晚上都到文化大院参加各种活动，通过参与文化活动增进了学习热情，加强了交流，形成了社区网络，就能够进一步促进社会治理。

加强基层政府和组织自身改革建设，不断提高基层政府和组织的管理水平。从政府为民做主、政府代民做主，进一步到居民自己当家做主，是一个历史性转变，需要积极适应并推动这一转变；同时，需要不断改善基层干部的领导方式。过去很多基层干部只是习惯于按照上级党委和政府的要求工作，现在要更加关注群众的要求，这就必须改变工作方法，进行工作方式的创新。尤其是，基层领导干部如何把握大局，让群众了解政策、执行政策，与党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这都是新形势下的新问题。缺乏统一领导和协调当然是不行的，这就需要政府出面，在良好的社会契约意识基础上，构建一种能够对社会成员带来普遍益处并得到他们拥护的运作机制。还要着力搞好社会体制顶层设计，为基层社会治理创造良好宏观环境。

在讲社会管理格局时，人们一直强调社会协同。社会协同的基础是社会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尤其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基层组织和社会团体等，都十分重要，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还要好好地动脑筋。应当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放开工商和公益类组织的登记注册；建立社区组织和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激励机制和社会认同方式，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此相关，要从顶层考虑全国的社会管理体制设计。

在社会矛盾增多，特别是社会冲突时常发生的情况下，应该特别注重通过社会治理来规范社会秩序。比如要采取有效措施限制高收入阶层财富的过度扩张，进一步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确保低收入群体生活得更有尊严；在提高社会服务质量和水平的同时，实现居民的需求与服务供给的有机对接，实现公民权利与社会服务供给的有机统一。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依靠增加政府责任维持秩序、社会管理的经济社会成本不断增大的怪圈。

从各地情况看，目前基层处理社会问题主要基于两种逻辑。一是传统的治理模式，即在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两部分人构成的框架中，治理者作为公共事务的决策者，指导、协调、管理社会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面临着巨大的管理压力和治理成本。二是正在形成的治理模式：例如在一些地区，公共生活是公民共同的事务，人们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居民协商，制定一定的规则，共同决策，共同治理，党组织始终把握大方向。这些地区正在经历社会治理的形成过程。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还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从基层着手建设社会，各地迈出了不同的步伐，应当鼓励、支持、引导、提升，从中找出我国社会管理的新路子。

这些年，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创造了一些值得推崇的做法和经验，比如，我们经常倡导的“寓管理于服务”。在成都，土地确权、土地整合治理、公共服务资金使用、房屋拆迁、住房分配、道路建设、水利设施、集中居住、产业发展等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项目让村民全程参与、全程监督，保证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在发展道路上进行这样富有成效的探索，这是非常好的。

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有效的社会治理离不开坚实的社会基础；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兼顾经济发展与社会凝聚力，并把公众参与作为首要的治理手段。夯实社会治理的社会基础，需要我们在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上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