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底，有两家文化单位分别评选了中国年度汉字，一家评“控”，另一家是“限”。其实，两个字推广至国际多变局势，同样也适用。因为2011年是全球巨变年，各国的“控”与“限”都显得有一些吃力。而2012年，全球巨变和不确定性的大序幕缓缓拉开，随之出现的挑战与机遇也将渐渐呈现。
2012年，个人意识觉醒是否会再次全球爆发？
2012年最大的看点是，贯穿此前一年的“个人意识觉醒运动”会不会再爆发？从2011年初的“阿拉伯—北非之春”到“印度、伦敦之夏”、“华尔街之秋”，再到所谓的“莫斯科之冬”。在2011年初，或许谁都想不到，这一年竟会发生如此多的社会乱象。如果把席卷地球东西南北数十国的抗议人数粗略相加，估计有数千万甚至上亿之巨。这样的抗议“共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美国《时代》周刊将2011年度人物定为“抗议者”。不足的是，它封面图片用了阿拉伯人的蒙面肖像，让人很容易误以为抗议者只在西亚北非国家。事实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抗议者的诉求，与伦敦、悉尼、纽约游行队伍的呐喊，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他们身处的国家政体各异，发展水平悬殊，抗议口号不同，但目标却都是为了个人权利与社会正义。
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2011年5月发表在《名利场》上的那篇著名的《1%的民有、民治和民享》一文中所说：“一小部分人群——不到1%——控制了绝大部分的财富与权力，种种腐败已成痼疾，渗入日常生活。”斯氏在文末强调必须重视个人权利与社会福利，并警告：“什么时候会轮到美国？在很多重要的方面，美国正变得跟那些遥远的、动荡的国家一样。”几个月后，“占领华尔街”运动便从纽约发端。
全球范围内的政治觉醒对传统的治理秩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超越了政治体制的差异，也跨越了国家发展水平的高低。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在《美国与世界》一书中预言，本世纪的挑战来自于全球政治觉醒，即全人类在政治上积极起来。最近四五年来，互联网新技术(如推特、脸谱网等)迅猛发展，促使人们通过信息渠道迅速地聚合，为了相互认同的政治目标而“奋斗”。无论是开罗解放广场的“穆巴拉克下台”口号，还是纽约曼哈顿岛的“惩罚金融家”标语，个人意识在互联网新技术普及的背景下“空前被唤醒”。他们节奏统一，目标明确，批判有力，效果卓然。在“觉醒”的个人意识里，西亚北非与欧洲美国都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尽管前者以数个政权的垮台为阶段性成果，而后者则随着冬季的来临陷入低谷，但个人对平等权利与财富权利的追求，却成为共同的奋斗目标。2011年底，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的社会示威会不会是2012年全球级抗议的预兆，还很难讲，但可以确定的是，世界各国的重大发展目标必须是将民众个人权利的实现控制在多数人满意的分值区间内。
2012年，欧美危机会否继续恶化？
2012年第二大关注点应是欧美危机的走向。此前一年，如果说个人意识的觉醒在各国国内表现为社会抗议，在国际范围内则已演化成了西方民主神话的破灭。几乎整个世界都在反思，为什么民主制度不能预见与防止金融危机？为什么原本被深信不疑的西方民主制度的纠错功能，反而蜕化为无休止的、耗费巨大的政治推销秀？如何才能解开选举政治中承诺社会福利，却必然导致债务累积越来越高的问题，等等。这些疑惑在学术层面早已有批判，但在大众层面出现当代史上罕见的全球质疑，却不能不发人深省。欧美舆论中出现了诸如“民主的终结”、“美国时代的终结”之类的说法。或许，弗朗西斯·福山新著能够给出一些思考的端倪，在其提出“历史终结论”20周年之际，他在出版的新著《政治诸秩序的起源》中写道：“当政治体制不能很好地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政治衰败就会出现。”但问题在于，近年来出现衰败征兆的西方政治制度，在2012年会出现什么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呢？
对此，有人比较乐观，比如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2011年不止一次地公开为“美国并未衰落”辩护，而同在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沃尔特则认为，美国“除了衰落别无它路”。金融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更是在《新闻周刊》上撰文称“美国将像地狱般黑暗”，还按年份依次勾勒了从2012年起未来十年美国及西方世界的惨状。
从2011年欧美经济状况看，似乎并没有充分事实证明沃尔特与弗格森的预言是没有道理的。尽管欧美社会的底子雄厚，但其财政赤字、失业状况与债务问题正在持续累积，卯吃寅粮式的社会福利，口号式承诺的政治表演，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倾轧，使整个欧美世界陷入了结构性困境。我们尚需要时间来考察欧美国家会不会像日本那样陷入“失去的十年”，但至少从目前看来，还看不到其摆脱困境的明显迹象。这场危机正在加速世界经济秩序的变革，加之金砖五国及其他新兴国家的蒸蒸日上，西方可能进入了二战以来的“危机高潮年”。
2012年，国际结构重组会产生多大不确定性？
由于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结构在2011年发生了突变，2012年将是“结构重组年”。本·拉登、卡扎菲先后被击毙，西至西亚北非，东达亚太，整个全球政治架构正酝酿着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大调整。
20年前，苏联解体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但与西方对抗的势力并未消失，国际体系实际上呈现的是美国单极霸权与反美势力并存的结构。反美力量除了零散地分布在中东、非洲、拉美等国家社会内外，主要出现了以本·拉登基地组织为重心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和被小布什总统称之为“邪恶轴心”的反美势力。两股势力使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寝食难安。虽然本·拉登、卡扎菲已死，萨达姆政权也早已瓦解，但美伊（伊朗）之间剑拔弩张，西亚北非乱局仍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仍面临巨大挑战和不确定性。
2012年将有59个国家的政府换届，新一届美国政府与各国新政府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美俄关系会如何走向？欧美金融危机会不会引起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结构的变化？日本的震后重建会产生怎样的亚太“蝴蝶效应”？等等，目前都还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1991年以来的国际结构出现了新的重组时机。
也许，后冷战结构的调整意味着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哈斯“无极化时代”判断的正确。四年前，他曾断言“世界将不是被一个、两个或者多个大国所操控，而是受到数十个行使不同权力的国家和非国家参与者的共同影响。”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从二战结束以来苦心经营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体系，从冷战结束以来重新建构的国际政治、军事体系都可能在2012年以后出现新的变化，甚至以国家为核心的权力结构，也会被由于个人意识觉醒带动的社会力量崛起而出现治理规则的改变。在可预见的将来，国际社会受单一优势力量主导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如何在重组的结构中占据相对有利的地位，同样也成为各国博弈的核心内容。
2012年，霸权争夺会不会被迫开始？
中国崛起与美国霸权长期追求的“全球支配地位”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2011年美国的动向，可以清晰勾勒出对中国崛起的防范布局。这些布局除了一贯的对台军售、会见达赖等外，还出现了以下四个新特点：一是在军事领域出现了“总体力量逼近中国，前沿军力后移”的新部署，整体兵力调至太平洋“第二岛链”，联合中国周边的诸多盟友，震慑与防范中国；二是在经济与贸易方面，顽固死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支配地位，对人民币升值步步紧逼，企图利用不公平的贸易与金融规则向中国转嫁本国危机；三是在全球公地领域，即海洋、外太空、互联网、能源、航空安全等全球新兴的公共领域先拔头筹，前瞻性地制定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新规则，限制中国在全球公地的拓展；四是在国际场合屡次对中国展开舆论批判，加速价值观的对华渗透，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巧用公共外交力量，拉拢和利用中国社会力量，等等。
在美国战略家眼里，这些新动向就像是霸权国针对崛起国布下的大口袋，将中国置于两难境地：如果中国往里钻，则很有可能中美摩擦升级；如果中国步步后退，无所作为，则有可能引起国内舆论的反对，同时也巩固了美国霸权。
由于日本海啸正式拉开了中日近年来处于胶着状态的综合国力差距，以及欧盟在2011年的颓势，2012年实际上才是中国真正的“世界老二”年。纵观世界历史，“老二”并不好当，像中国这样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周边环境等方面都不同于西方的“老二”更不好当。历史上的霸权更替与权力再分配，无一不伴随着冲突与战争，中美之间相互依存、中国不主动寻求对抗等新特点，是否能使中美博弈走出大国兴衰的“战争历史律”，2012年也是关键的一年。
中国处于社会高速转型期，适逢全球环境巨变，各类困境与矛盾交错混杂，中国须把握此次高难度的国力跨越，巧妙运用“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之间的辩证哲学，切不可掉以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