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并非论战时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持反对和否定态度，而是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

苏共曾暗示要批判斯大林，中共代表团采取回避态度

二十大召开后，《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包括米高扬发言在内的苏共公开发表的所有重要文件，而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则详细报道了西方报纸对和平共处方针和米高扬发言的评论，以及苏联为大批30年代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的消息，这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通过《内部参考》的报道可以看出，各地干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都感到“吃惊和迷惑”，出现了“各种混乱思想”和“种种揣测”，甚至有人怀疑是翻译时出现了错误。议论主要集中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议会道路等一些理论问题上，普遍的要求是希望中央给予明确解释和指导。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4月上旬。

实际上，中共中央虽然事先感觉到并了解了一些苏共对斯大林评价发生变化的迹象，但对具体情况还是一无所知。鉴于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不断提高，赫鲁晓夫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后，特别重视发展与中共的关系。还在二十大召开之前，苏联党和国家的所有领导人不仅分别会见中共代表团，而且还暗示要在大会上批判斯大林。代表团急电请示中共中央，是否出席批判斯大林的会议。接到中央“照常参加”的电示后，代表团经研究一致决定，对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不表态，不发言，采取回避政策。朱德在大会发表的贺词中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而他代读的毛泽东的贺词则提到苏共是“斯大林及其亲密的战友所共同培育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在19日宴会上又主动表示，会后将同中共代表团谈斯大林问题。中共代表团确定的方针是“对斯大林的功过不表示意见”，但同意“提倡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于是，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赫鲁晓夫的工作报告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以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总结了苏联的历史性成就，“规划了苏联人民继续前进的道路，同时也指明了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方向”。不过，社论没有提到个人崇拜问题，也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

中共如何得到秘密报告的文本

关于中共中央何时以及如何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的情况，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根据李越然的回忆，赫鲁晓夫在大会期间就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秘密报告。这显然不对。吴冷西回忆说，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只念了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后来，新华社是根据3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的报告文本连夜组织翻译并印发中央领导人的。这里也有记忆的错误——《纽约时报》是6月5日刊登出秘密报告文本的，而新华社翻译的很可能只是一些有关报告内容的消息。苏共在秘密报告之后首先向中共代表团进行口头通报是有可能的，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档案记载的情况是，2月27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将报告和决议文本（共印制30份）交给了参加大会但未被邀请出席秘密会议的13个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要求是“离开莫斯科之前应该将材料交回”。27日和28日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主要内容就是通报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3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专门印制150份报告文本，并通过苏联驻外使馆寄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是，3月3日邓小平等从苏联回到北京时便带回一份报告文本。同日，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又书面报告邓小平：苏共中央交来一份经赫鲁晓夫本人校对过的秘密报告的正本，并告文本不必退还，用后可以烧掉。另据薄一波回忆，米高扬4月6日访华时也带来一份秘密报告文本。总之，到3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已经了解到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而且先于西方得到了报告文本。不过，中共中央并没有及时作出任何公开反应，也没有在内部答复基层党政组织的各种猜测和疑问。在3月10日苏联报刊保密检察总局汇报外国报刊对二十大反应情况的报告中，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态度只是一些猜测。密切注意毛泽东和中共对斯大林问题如何反应的美国专家也是一无所获。

中共在得到报告文本后，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与朝鲜、越南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不仅在广大党员中照本宣科地口头传达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而且将译文印成小三十六开的册子，只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字样，随《参考资料》发放。同时，《参考消息》上也大量刊登各国对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的反应。这些内部刊物虽然发行范围有限，但并非机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书店甚至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工人日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以至抢购一空。李慎之的印象是，看来毛泽东“并不反对让这个报告的内容从各种渠道泄漏出去”。这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当时并不担心非斯大林化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

党内会议：毛泽东“破题”定调子

关于毛泽东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最初看法，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党内会议的讨论、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人之间的谈话，这三者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公开表态最为谨慎，内部讨论就开放一些，而私下谈话最为自由。由于目前中国相关的档案文献尚未开放，研究者所能利用的主要是吴冷西的回忆录（党内讨论）、报纸和公开出版的文献（公开表态）和俄国档案（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

中共高层对苏共二十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斯大林问题上。3月11至12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在3月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首先“破题”定了调子，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所谓揭盖子，就是破除了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思考和办事了。所谓捅娄子，就是指苏共对斯大林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人物”进行批判，事前没有同其他各国党商量，搞“突然袭击”，大家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毛泽东还提到对和平过渡问题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展开讲。在3月19日和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主要谈论的是斯大林在各个时期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毛泽东和刘少奇，详细讲述了斯大林在对待中国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邓小平主要谈批判个人崇拜问题，并强调指出，“个人崇拜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还提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前无古人，错误是难免的。会议决定，面对国际风浪，中共应该表态，以支持二十大的姿态，分析斯大林的错误，表明对共产主义前景的信心。4月4日毛泽东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即将发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强调指出，从苏共反斯大林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公开表态：《真理报》印了二十万本小册子

所谓公开表态，就是指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和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一方面是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思想混乱的局面，表明中共的观点和立场，扭转一些兄弟党悲观失望的情绪，而这个任务本来应该由已近“不惑之年”的苏联党来完成。另一方面是用中共中央对于斯大林问题的“全面分析”来教育和指导中国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解除他们中间的种种疑问和揣测。这就是说，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必须解决的历史性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苏联共产党提出但无法自己解决的。文章首先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接着便对斯大林问题展开了全面讨论。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文章突出强调的有以下几点：一、苏联是“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面强调集中，就会出现错误，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个人崇拜的错误在所难免。二、斯大林在后期工作中“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因为他的骄傲和不谨慎，“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是说，斯大林错误的根源不在于个人崇拜而是思想认识问题。三、“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因此必须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即使是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和斗争也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说，个人崇拜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四、吸取个人崇拜的教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内，必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这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这就是说，对书本上的东西和苏联的经验是需要分析和鉴别的。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相比，中共中央的认识的确前进了一步，分析也深入了一层。但是，很多人过分夸大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与苏共方针的区别，这显然是有误会的。苏共中央在6月30日的决议中，特意引证这篇文章来说明中共“拥护和支持我们党所采取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措施”。《真理报》出版社还将该文全文进行准确校对后，印成小册子，发行了20万册。

个人谈话：毛泽东说与苏共一致远远超过分歧

如果说在报纸上中共更多地想显示比苏共高明的方面，那么在与苏联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则强调了中苏两党一致的方面。在3月31日与尤金进行的三个小时“情绪极佳”的谈话中，毛泽东列举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虽然在原则上承认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但就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而言，几乎没有正确的地方。毛泽东指出，“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共产国际实际上的领导人，他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1926年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人要依靠国民党，服从国民党。后来，斯大林只相信王明的话，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在抗日战争中，王明总是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义为掩护，搞投降主义活动。共产国际只是在最后一段不长的工作时期才转变了看法，但毛泽东认为这是季米特洛夫的功劳。毛泽东特别讲到，共产国际解散后斯大林仍然错误地估计中国的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他坚持主张中共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为此，斯大林以“俄共（布）”名义发来秘密电报，坚决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国共决战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却怀疑中国的革命力量，坚决主张同蒋介石讲和。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斯大林对中共仍然持不信任的态度。毛泽东带有几分气愤地说，更有甚者，当时有许多议论，说什么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南斯拉夫道路，什么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接着，毛泽东又大谈他在莫斯科的遭遇，强烈批评斯大林对中国所犯的严重错误。同样，在苏联国内问题上，毛泽东虽然在总体上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的、忠实的革命家”，但对于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指出的斯大林的错误没有任何否定意见，而是对其进行了总结，归纳为七点。

看过以上记录，给人的印象是，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说法并无多大区别。当尤金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似神化的个人崇拜”时，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渐累积的”。毛泽东还说，苏共二十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主动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一系列问题。

4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会见来访的米高扬，苏联代表团此行的主要任务是签订苏联援助中国再建55项重点工程的协定。会见中，米高扬通报了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有关情况。毛泽东感谢苏联的援助，并表示也将一如既往地尽力支持苏联。谈到斯大林问题，毛泽东说，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但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

　　5月2日与尤金的轻松谈话中，毛泽东继续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首先表示欢迎和完全赞同苏联改变对英国的立场，而“过去错误地把英国同美国一样看待，把英国也看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敌人”。接着，毛泽东又指出了斯大林在中国和印度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毛泽东还认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于没有采取任何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措施，由于这个过错，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隔阂越来越深”。毛泽东称赞“苏共中央勇敢而尖锐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同时又指出，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抛弃斯大林所有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捍卫他所有积极和正确的东西。毛泽东又一次说到，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犯过许多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毛泽东说他“可以写一本书”，只是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对共同事业不利”。最后，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由于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问题了”。说到中苏两党的看法，毛泽东笑着说，“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直到9月召开八大，中共对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问题总体上还是给予高度评价的。毛泽东在中共八大致开幕词时讲到：苏共二十大“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并断言苏共的工作“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刘少奇所作并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八大政治报告评价苏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而且对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斗争，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则指出，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对个人神化严重恶果的揭露。

毛泽东说：批评斯大林改善了各国党的形势

对于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倾向，毛泽东是举双手赞成的。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在革命问题上，斯大林长期以来指挥和训导中国共产党，怀疑和压制毛泽东本人，现在这个“盖子”被苏联人自己搬开了，中国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毛泽东终于有机会一吐积压心中多年的怨气了。按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气不平，理不顺，就要出气，就要讲道理”。毛泽东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好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更正确地认识了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的确，毛泽东不仅在中国领导层内部，在苏联人面前，而且反复向中共广大干部指出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罪状”，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加深了对批判斯大林的理解。党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不仅苏联人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对斯大林也是满腹怨言。第二，在建设问题上，斯大林模式一直是中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效仿的榜样，特别是对于毫无管理国家经验的中共来说，只能“照搬”苏联的经验和做法。苏联有的，中国也应该有，苏联没有的，中国也不能有，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苏联的做法正确与否，而是中国共产党不能总是屈居莫斯科门下。如今斯大林不在了，斯大林模式这个“紧箍咒”也被苏共自己解除了，各国共产党终于可以按照各自的意志行事了。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共不仅在革命问题上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也会走到苏联的前面。因此，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非斯大林化倾向无疑是为中共打开了通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宝座的大门。

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也有不满

其次，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也确有不满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有关个人崇拜的问题上。如上所述，毛泽东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是认为苏共批判斯大林在“原则上和方法上都是错误的”。所谓“原则上”的错误，就是说不能一般地反对个人崇拜。毛泽东后来指出，个人崇拜有正确和不正确之分，正确的个人崇拜必须坚持，“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说到底，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和未来世界革命的领袖，是需要个人崇拜的。但是，当苏联提出个人崇拜问题时，中国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很自然就联想到国内问题。河北省机关党员干部提出，“要说过去歌颂斯大林是个人崇拜，那么我们还编了东方红歌颂毛主席，那也能说是个人崇拜？”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湖南高等学校教师则直接提出了中国党是否也存在个人崇拜或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的问题。在4月5日中共中央的文章公开发表以后，长春市干部中还有些人认为，中共也有个人崇拜的现象，如开会时只给毛主席致敬电，不给党中央致敬电，电影里只提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提党的军事思想，农业发展纲要中只说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更有的人提议：“我们国家对党的领袖也应注意”，“不应强调喊毛主席万岁”。看到这些材料，毛泽东在10月31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时指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没有提出本质的问题”。“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反对的是主张沙文主义、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显然，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可以的，但不能在一般意义上否定个人崇拜。所谓“方法上”的错误，并不是指苏共过早地提出了斯大林问题，主要也不是说传达个人崇拜问题的范围过于扩大了，而是指责苏共中央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没有事先与中共商量并取得同意。关于这个问题，最早是朱德在莫斯科时向陪同他的苏共中央工作人员指出的，后来苏联驻中国外交官也听到了类似的指责。在毛泽东看来，正是因为苏共中央采取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使各国共产党没有做好准备，才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此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从道德层面上提出了问题，批评“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重庆市机关干部讨论时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马、恩死后，有考茨基等人歪曲，列宁死后有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起而反攻，斯大林才死不久，又受到米高扬等人的攻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有的人说：“人生在世叫万岁，死后就把一切都否定了，实在令人寒心。”这或许也是引起毛泽东担忧的一个问题。至于中共一再强调的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不能“一棍子”打死云云，在当时多少有些“放空炮”的架势，因为无论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是3月28日的《真理报》文章，都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意思。

毛泽东没有提出反对“和平过渡”的意见

最后，关于苏共提出的和平过渡问题，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其原因在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方针上都是一个整体，而自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从日内瓦会议到万隆会议，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实行的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和方针。因此，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三和路线”在中共高层是得到了广泛共鸣的。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的张闻天在2月21日外交部部务会议上指出，“战争必不可免的论点是需要修改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的多样性，是已经存在着的现实。例如，应该容许南斯拉夫采取自己的过渡方式。至于通过议会斗争是否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也不能说一定不能。在理论问题上，要打破教条主义对我们的束缚，理论要用实践来检验，不能认为斯大林讲过的话就不能修改”。“在党内生活中强调集体领导是对的。斯大林的功绩不能否认，也没有否认；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缺点的，集体领导不够，会造成许多不良后果。”周恩来也多次谈到和平共处的问题。如在3月4日一次专业会议上，周恩来作报告说：国际国内形势都有利于我们的和平建设。国际紧张局势更会趋向于和缓。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这个估计是正确的。当世界形势发生这样大变化，和平更加为全世界人民掌握了，战争是可以制止的。正是为了争取和平，制止战争，就更需要加强我们的力量，利用有利于和平建设的条件，加快加紧地建设，包括国防建设。在5月3日国务院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又说，在国际关系上，“要和平共处，要用和平方法竞赛，比谁的制度优越，比谁的制度好，让人民来选择”。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又以“促进和平共处的一个重要方式”、“和平中立趋向的发展”等为题，连续刊登文章和消息。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也没有提出反对和平过渡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