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比较成功的经济改革为例，整个1980年代都处于一种探索状态。在意识形态层面，执政党内部当时也并没有强有力的共识，当时连“市场经济”的概念都不能提，只能提“商品经济”。除了最初的农村改革很成功外，其他各方面的经济改革尽管都进行了尝试，但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直到邓小平“南巡”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成为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主导思想。通过这么多铺垫，直到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顶层设计，结束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摇摆不定，突破了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论，最终形成了经济改革的共识。

在城市改革开始后，因为国有经济部门既得利益比较强，所以，改革者先不动国有部门。国有部门的改革，只是政府向企业的分权，或者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可以说是一种体制内部改革。如何培养新利益？领导层就容许在国有部门之外逐渐发展出非国有部门来，其中既包括私营经济也包括外资经济。随着他们的成长，国有部门自然感到压力，等到时机成熟的1998年，国企开始全面改革。成长起来的非国有部门既可以接受部分破产国有企业的资产，也可以为国企下岗工人提供很多工作岗位。

我们发现，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的改革围绕着两个重大目标，即“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不仅是要改革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和方法。“和谐社会”是社会改革的目标。社会改革的核心在于社会制度建设，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保障等等。和前一阶段相比较，社会制度建设已经成为新一阶段的改革重点。我认为，现阶段和未来十一年的改革应以社会改革为重点。

首先，通过经济改革，中国逐渐地产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在改革之前，中国社会并不存在着这样一个领域。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嵌入在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之中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小社会，企业负责工作和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成员的生老病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开始从经济和政治领域分离出来。1980年代，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直接把农民解放出来，转型成为新型的农村社会。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村出现了大量的乡镇企业工人。之后，随着城市改革的开始，又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今天，中国农村已经出现极其复杂的社会阶层结构。在城市，经济改革的成果是，一方面将国有企业原来承担的社会功能去掉，让社会来承担，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之外发展非国有部门，而社会就产生于这个过程。因此，社会力量的成长成为社会改革的重要前提体现。

从欧洲的经验来看，在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各国也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但是后来积累了很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看到。当时欧洲这些问题得不到执政者的重视，最终导致了很多暴力的工人运动。但是，对比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亚洲经济体，他们在二战之后同样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也遇到了很多社会问题，但是并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暴力革命。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在适当的时期，通过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化解了社会危机。

其二，就是国企“走”不出去，或者盲目“走”出去。“走出去”的目的是，在国际市场上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但这个目标显然没有达成，西方各国都以政治和国家安全为理由，拼命抵制中国国企“走出去”。但在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等，国企“走出去”又显得不够审慎，尤其是在能源领域。国企的投资很难说具有多大的经济理性，并且都是一些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使得民众有“走出去”了但“走不回来”的感觉。实际上也是这样。很多国企“走出去”没有经过科学的风险评估。

更为重要的是，国企内部变相私有化现象非常严重。很多年里，国有企业盈利了，国企的管理者可以自行支配，进行内部分配。近年来，社会上的一些精英群体纷纷离开私企甚至是待遇优厚的外企而重回国企，这并非没有原因。事实上，国企内部的隐性福利已经大大超越所有其它的企业，而其垄断地位又意味着可以免于许多市场风险。即便国企发生亏损，最后还是会向政府伸手，需要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救济国企。

更为重要的是国企必须“国有化”。现在国企已经演变成为国家代理人的企业，和社会、公众毫无关系。政府必须建立各种制度机制让社会监督国企，让民众参与国企。国企不能再继续成为财富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的机制，而应当是为国家和社会创造财富的机制。这在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在很多国家，公共部门的运作具有很高的制度性保障的透明度。比如可以设立专门的独立机构监督这个部门，我们现在也有这样的机构，比如国资委，但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监管远远不够，这是亟待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