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即微博客的简称，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
自2009年8月“新浪微博”内测版发布以来，微博就以其即时性、现场感以及快捷性风靡中国。调查表明，截至2011年12月底，我国微博用户数达到2.5亿，微博已经发展成为近一半中国网民使用的重要互联网应用。
从7-23动车事故到微博打拐再到郭美美事件、药家鑫杀人案、校车事件……在多数网民的心目中，微博已经成为了正义的象征。微博作为网络民意的集中地，其舆论力量已经强大到让人无法忽视。明星、媒体、官员甚至政府机关陆续开通微博正是这一点的有力体现。在微博上，人们说着平常不敢说的话，抱怨着曾经不敢抱怨的不公。 有了网络的虚拟作掩护，很多人都不再害怕说真话会遭人报复。在舆论的力量下，有些平时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在这里变得轻而易举。甚至有网友戏称，“再也不怕当官的，因为我们有微博。”
然而，当微博越来越火爆之后，我们却发现原本单纯的微博有了权力与金钱交易的阴影。中国网民的弱点也在微博中显露无遗。微博正变得日益庸俗。
不难看到这样的现象，当微博上暴出某企业或某组织的丑闻，不久之后便会看到大批“水军”为其发表正面言论（网络水军即受雇于网络公关公司，为他人发帖回帖造势的网络人员）。更有甚者，当事情演变到无法控制，微博运营方干脆直接删帖或者对发帖者禁言。又或者，事关有些敏感事件的帖子直接无法发出。使得很多网民对此类事件越来越多地感到无力、麻木最终沉默。也使得微博“伸张正义”和舆论监督的作用逐渐削弱。
此外，中国网络民意的弱点也让舆论监督遭遇瓶颈，难以有所突破。由于中国网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使得网络民意判断力弱，具有盲从性。在微博上，许多意见领袖振臂一呼就能让很多人对一些无稽之谈信以为真。有些明星随便一句无聊的话也能引起大量转发，而许多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帖子却石沉大海，无人问津。在外国人关注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大事件的时候，我们的微博里却满是星座、明星、爱情。为了迎合网民胃口，骗关注骗转发，许多人故意制造一些耸人听闻的假新闻，或者对某事件断章取义，哗众取宠。有些网友急于表现自己的热心，使得一些关于弱势群体或者天灾人祸的帖子无论是真是假抑或是过期新闻也能得到极高的关注度。
从药家鑫一案就可以看出，网络民意还具有非理性和极端的仇富仇官情节。自药案以来，无论是谁，一旦被冠以“官二代”、“富二代”或者“某某官”的头衔，无论他做了什么，都会变得罪无可恕。08年哈尔滨市“六警杀一人”案件便可窥见一二。案件曝光之初，网民们一致义愤填膺，呼吁抓出真凶，而第二天，不知从哪儿来的消息，说被打死的是副市长的儿子，网民便开始一边倒地说：“打得好！” 经调查，副市长并没有什么劣迹，为什么副市长的儿子就该死呢？这就充分展现了网络民意的非理性。在近期发生的安徽少女“毁容门”中，这种盲从和非理性也表现得相当明显。刚开始，网民都一致认为凶手情节恶劣，应该严惩。后来网络里又爆出案件受害人生活不检点，喜欢勾三搭四等传闻，大多数人又开始对受害人进行声讨，认为她罪有应得。然而案件本身跟受害人生活习惯或者性格并无关系。受害者年仅16岁，本身价值观就尚未成熟，无论她在事发前有什么作为，都不能成为陶汝坤对其作出如此残忍之事的借口。此刻的网络民意便显得匪夷所思。
另一方面，有些媒体和新闻传播者为博眼球故意夸大事实，误导民意的做法也应为此负一定责任。同样以“毁容门”为例，最先披露此案件的“万家热线”在事件一开始便为陶汝坤冠上“官二代”的头衔，并为受害人设定了没有任何错的弱势群体角色，把它定义为又一个以强凌弱的案件。然而事实上，或许当事人双方都有错，只是受害人犯的错还没有严重到足以导致陶汝坤做出如此行径。如果事先便对这些情况做了充分说明，也不至于在一些所谓可以“扭转”案情的内幕被披露以后出现网民倒戈的情况。某些新闻人为了增加新闻关注度和曝光率而不顾职业操守的行为实在令人发指。
在微博正如日中天的时候，年初爆出的四大微博即将全部实行实名制的消息毫无疑问地引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无可否认网络的虚拟性是网络民意非理性和盲从性的重要诱因之一。由于微博使用虚拟身份，网民不必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很多人只是抱着围观和起哄甚至纯属娱乐的心理发表意见，使得网络民意具有围观性、盲从性、非理性。微博实名制无疑会对这些弱点起到有力的矫正作用。
但是，对于多数人而言，实名制将意味着再也不能畅所欲言，很多因语言犀利而著称的意见领袖或许也将从此变成“哑巴”。中国民众本身就普遍缺乏安全感，实名制将引起的言论堵塞将会显而易见。民意的非理性和对司法的干扰作用可以慢慢纠正，但是言路堵塞引起的后果却无法估量。因此，笔者认为，微博或者网络实名制都是弊大于利的，也是不值得推广的。
爱之深，责之切。笔者之所以对微博诸多诟病，也是因为深深喜欢着微博这个平台。伴随着实名制和微博越来越凸显的诸多弊端，微博或者网络的明天会是怎样，谁都无法预料，我们只能希望微博能走得更远、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