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改革的国有企业，也只是要改变由其“特殊”地位所带来的不合理也不合法的“特殊”利益，而不是所有制性质。

近日，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制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因涉及破除国有企业垄断等敏感问题，在两会前夕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尽管人们目前还难以从中揣摩出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但鉴于世行长期以来与中国政府的友好关系以及有“官”字背景智库的参与，这份报告着实令有人欢喜、有人忧。在担忧的人中，有人担心私有化会危及制度的“颜色”，更多人却是惧怕国有企业从靠政策挣钱变成靠实力挣钱后丢掉自己的金饭碗。在欢喜的人中，有人乐见新自由主义梦想在中国的实现，大部分人抱着的却只是经济更有活力、收入分配更公平、商品价格更合理的单纯希望。

称作“垄断”也罢，称作“支柱”也罢，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处于“特殊”地位是不争的事实。改变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让它们与其他类型的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处于相同的位置，则被普遍看做是改革的目标。然而，改变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等同于新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私有化和政府放松控制么？真的所有国有企业都应该取消“特殊”地位么？

私有化和放松控制不是改变国有企业“特殊”地位的必行之路。这个结论是基于新自由主义在欧美国家、俄罗斯的实践，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

上个世纪最后几十年，伴随着凯恩斯主义在欧美国家普遍失效，凯恩斯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达成的驯服资本的协议被当做了明日黄花，而新自由主义学者标榜的私有化和放松控制等举措则被认为是提振经济的良方。诚然，新自由主义的举措最初成功地将欧美经济从滞胀的泥淖中解救出来，但是资本从政府监控下释放出来的危害直到近期才逐渐被人们意识到。在美国，资本的强势刺激了投机行为，以钱生钱成为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赚钱方式，并导致了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然而，投机终究是少数人的游戏。当大多数美国人都热衷于透支明天的收入玩“穿越”时，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了。欧洲国家除了患有美国式的通病外，还有自己独特的病灶——福利国家越来越难以维系。福利国家的维系靠的是政府出钱帮助那些需要救助的人。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后，政府发现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了。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的本质就是追逐利润。失去约束后，资本便开始冲破主权国家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机场所和避税区。于是，虽然大型跨国公司的规模和利润越来越大，但是随着企业加工地从本土转移至海外，政府的税收增加有限，失业率上升却很快。更为不幸的是，老龄化和失业人口的增加产生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为了赢得选票，政府不得不靠举债来维系已有的福利，因为谁削减福利，谁的选票就会减少。问题长期积累就演变为今天的主权债务危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欣然接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方案，施行意在复兴俄罗斯民族的“休克疗法”。然而，经历了初期的经济倒退、政局动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后，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俄罗斯经济依然“休克”着，只能靠向外国出售能源和原料来维持生计。什么时候醒来，还是未知数。当然，新自由主义者可以依据西方的转型理论，用放大镜来找出俄罗斯转型中“自由民主”方面的进步。诚然，现在的俄罗斯较之停滞和衰退期的苏联在有些方面确实有所进步，至少民众可以有权选举自己的总统了——尽管总统候选人可能只有一位。可是，整体上看，俄罗斯的转型不是从世界第二超级大国滑向“第三世界”普通国家的轨迹么？俄国人的怀旧情结是可以理解的。

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得益于市场经济。这句话不假但不准确，需要加个限定条件，即大政府推动下的市场经济。正是因为有了大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保护盾，有了正确和一贯的经济发展思路，中国经济才能避免大的波动，经济规模才能不断壮大，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才没有被西方资本大鳄吃掉。当前中国经济确实是出现了深层问题，这些都是未来改革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如行业垄断问题，国进民退问题、产业升级滞后问题、中小资本缺乏活力问题、权贵资本问题、腐败问题、职工收入较低等，以至于有人抛出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后发劣势”论，后悔中国当初没像俄罗斯那样来个彻底的“休克疗法”。然而，两个转型模式孰优孰劣，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在西方国家、转型国家都出现了问题的主张，拿到中国来就会被有的人奉为万灵药呢？

解决中国问题不是要取消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积极作用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应该着手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通过政改使政府变得更廉洁、管理经济的方式更有效。当然，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政府担当的责任越大，手中权力就越大，滋生腐败的风险也越大。可是，对中国来说，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如何把握好“度”至关重要。资本主义国家不也通过调节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而前进么？

不应全面否定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不应改革所有领域的国有企业。需要改革的国有企业，也只是要改变由其“特殊”地位所带来的不合理也不合法的“特殊”利益，而不是所有制性质。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的观点非常具有探索性。在他看来，经济结构调整要引导产生两个类型的国有企业。第一类是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它们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这类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保障；在经营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垄断因素，有些是寡头竞争、有些是独家经营；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由政府控制，企业并没有定价权；企业的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经常会承受政策性亏损。第二类是竞争性领域的国有大企业，它们对提升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类企业在体制上政企分开更为彻底，除出资人职能外政府干预企业的决策和内部事务，也没有扶持、帮助的义务；在机制上更加市场化，干部管理体制、劳动分配制度等都在向市场化的方向改革；独立承担经济法律责任和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乃至破产退出的风险。不过，哪些企业划归第一类，哪些划归第二类，以及如何导致两类企业的产生，都是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当前，公益性质的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公共利益，竞争型企业因为管理体制弊端而失去活力，都是正在发生的危害。

除此之外，大企业是国家竞争力的体现，中小企业是经济活力的体现和稳固的基础。经济改革要通过增大中小企业规模来稀释国有企业在所有制结构中的比重，而不是人为地进行私有化。由于中小企业在资金、技术等方面难以与大型企业相比，政府应该给予中小企业相应的政策扶植，从政策“利好”大型国企，转为“利好”中小企业。

总之，中国的发展需要开放的心态，需要不断地向外国取经，但向外国取经要有智慧。将外来的东西都斥之为“毒药”是不可取的，因为虽然有着文化背景和实现道路的差异，人类总是有着共通的普世价值追求。盲目崇洋同样有害，因为外国的经也分门分派、也有假经。把外来的和尚奉为神明有可能会陷入西方逻辑的陷阱。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世界体系的核心位置。它们不仅拥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硬实力”，更占有“软实力”优势，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依照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发展，发展中国家鲜有突破核心和边缘界限的。前苏联是唯一的例外，而前苏联昔日的辉煌就在于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通过政府和党的强力推动经济发展。可悲的是，前苏联的党和政府出现了问题，最终经济也丧失了动力。对中国来说，当前的成就在于吸收了前苏联模式失败的教训和西方国家发展中的可取经验，在于改革了前苏联模式而又没有遵从西方国家的逻辑。同样，中国未来的成功也将取决于探索出自己的发展模式，而建好自己的政府、建好自己的党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