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梁博攀L/Y＝杨佩昌

L：杨老师您好，可以透露最近主要关注的领域是什么吗？

Y：最近比较关注资金的流向。资金总需要流动，而目前因为限购，资金无法流入房市、车市，流入生产经营领域的渠道也不是很顺畅。此外，由于经营环境未得到改善，流入的意愿也不够强烈。所以资金最有可能流入股市，如此一来，2012年应该有一波大的股市行情。

 L：欧债危机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一大议题，您对欧债危机及欧洲当前的经济形势的成因有何看法？

Y：在我看来，欧洲严重的债务危机最根本的问题是“太随意”。从欧债危机蔓延的方向上可以看出，危机主要出现在欧元区边缘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北欧一直没有受到影响。这样的差异要从民族性质上讲起，北欧国家态度相对严谨，南欧国家却相对随意，做事缺乏计划性，南欧国家的随意性主要表现在对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态度上。

“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最初来源于德国的“稳定与增长法”，该法规将国家调控经济作为一个重要的政府职能，明确规定政府的四大职能是：第一，保持物价稳定；第二，充分就业；第三，内外贸平衡；第四，在上述基础之上经济适度增长。

欧盟将“稳定与增长法”的核心精神融入了“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并设立了一个框架，即政府财政赤字不能超过3%，负债不能超过6%。当然，包括德国在内，欧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符合这个框架。但德国有其独特的原因，德国政府一直在为两德统一复出代价，在“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框架下很难复兴东德。所以，德国的“超标”行为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德国3.5%的财政赤字是得到了欧盟同意的，但欧盟其他国家也达不到3%赤字的标准。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府具备两大调控工具：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但欧元区国家的金融政策已归于欧洲央行，欧元区成员国政府只掌握财政政策这一项调控工具。欧盟成员国为促进经济增长，会选择给公务员发福利，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但他们不具备货币发行权，惟一的办法就是借钱。因此，欧盟大部分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政府财政赤字问题。

相较于南欧国家，北欧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雄厚，即使出现一些赤字也不会“伤筋动骨”，而南部国家经济本身就脆弱，赤字问题就演变成了大问题。

另一方面，南欧国家的随意性还表现在老百姓身上。南欧国家的老百姓不顾及国家面临的困难，只考虑自身生活质量。

2002年欧元投入使用后，已逐渐将欧洲地区间福利拉平，穷一些的南欧国家逐渐向富裕国家靠拢。这些国家的老百姓“有钱就花，没钱借钱花”，富裕表现在消费行为上，整个国家几乎没有积蓄，缺乏发展的后劲。

欧洲银行业危机是目前危机中的另一个漩涡，债务危机与金融危机是“兄弟俩”，经济增长乏力时，政府赤字自然会扩大，当政府背负的债务过多时，银行必须提高利率，这意味着很多企业无法贷款，或者已贷款的企业负担加重，一些企业无法还贷，这为银行带来了坏账现象。

欧洲银行都是私人性质的，属于金融类企业。银行业虽然比普通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强，但在南欧国家，经济“肌体”本身就薄弱，一旦遭遇“风寒”，自然很难应付坏账。

L：据最新消息，欧元区财长已就希腊第二轮援助方案达成协议，将向希腊提供1300亿欧元资金，您如何看待这一协议的作用？

Y：当然，一时的救济只能解决暂时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要促进经济增长。乐观的现象是，希腊、意大利两国已经换了总理，这两位新总理都是经济类专家，他们会做出专业判断，走一条中间路线，而不会看政治的脸色，不会倾向于某个政治阵营。

欧洲接下来要走上复苏之路，就要强调市场的作用。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政府是一只“看得见之手”。在危机当下，政府的作用要强调；经济开始恢复后，市场将发挥自我功能。

L：您认为欧元区未来的经济发展形势如何？对中国经济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Y：欧洲问题实际上不如想象得严重。欧洲的经济实力毕竟“底子厚”，危机是迟早能度过的。同时，国际社会一定会向欧洲伸出援手，日本、沙特等国都可能出钱救济欧元区。

所以，困难是暂时的，一切都将会过去。再说，对于欧洲人而言，困难属于政府，债务危机和老百姓有啥关系？我今年刚从欧洲回来，根本看不到债务危机对普通百姓有啥明显的影响。如果说一定有关系的话，是公务员群体。公务员面临两个危险：一、工资发布出来。二、裁员。所以，对于欧洲的公务员这个职业，可以套用一句话：公务员有危险，入行须谨慎。

对于中国来说，我认为倒没有太大的影响。当然，一点小影响还是有的，比如2012年欧洲从中国进口量可能会有些萎缩。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欧洲的肌体还是比较强壮的，很快能恢复。

L：经济转型是中国当前经济的主题，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问题，以及经济转型未来的走向？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Y：政府主导的转型是白费功夫。经济转型需要产业的调整来配合，但是，政府觉得自己太懂行了，什么都想指挥一下。结果是添乱。凯恩斯主义说，政府是一支看得见的手，对宏观经济起调控作用。可是，现在的政府不仅在宏观领域，而且在微观领域指手画脚。因此，政府的第一责任不是发展经济，而是为经济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去照顾弱势群体，体现社会公平。

政府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足够了：给经济松绑。中国人民很勤劳，也聪明。只要给点喘气的机会就能创造奇迹。1978年放手让农民自己干，马上解决吃饭问题。1992年承认市场经济，经济马上腾飞。事情就这么简单。

现在也如此。把脖子上的绳子放松一点，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2012年就没有大的问题了。

L：您认为对于我们普通的个体而言，面对转型应当做哪些方面的准备？

Y：我们首先应当多学习历史，看看历史上转型时期的人都在干什么；其次，往国外看看，了解国外在转型时期都怎么应对的。

L：您多年留学、任教于德国，根据自身的经验，您认为德国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何借鉴之处？

Y：德国人严谨、认真、务实、理性的精神众人皆知，但这些精神以及德国产品的高质量只不过是表象，表象的后面是德国企业和领导者的危机意识和前瞻性的眼光。当五十年代德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德国学者就已经意识到企业的发展只是建立在巨大需求的基础上，还不具备核心竞争力；当六十年代初级产品尚未完全饱和的时候，大型企业已经开始转型升级，而中小企业已经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技术”作为发展目标；当二十一世纪初美国次贷危机刚显现的时候，德国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即将来临，从而采取了果断措施避免损失。这就是中国企业家与德国同行存在的巨大差距。

L：您曾发表过《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一文，在网上引发热议，可见您对高校教育也有独到的见解。您对中国的商科教育，特别是MBA教育有何看法？对于MBA的学生有何建议？

Y：首先说一下德、中高校教育的一些对比。如果有人去德国，看到城市中心最豪华的建筑。你不用问，那是大学而不是政府大楼。如果有人看到最漂亮的图书馆，你也不用问，那是大学图书馆。如果你去德国想听免费的高端讲座，你不用请示任何人，直接进去就是，没有人有权阻拦你。如果你想上大学，不管年龄多大，申请就行，不需要参加任何“高考”。

据本人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9年，德国共有一百多人获得诺贝尔奖。如果把移民美国、加拿大的德裔算上，获奖人数将突破200人大关。德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主要来自研究型的综合大学，其中哥廷根大学44人、洪堡大学29人、维尔茨堡大学14人（包括5位短期研究学者）海德堡大学10人、弗莱堡大学9人、图宾根大学7人、莱比锡大学6人，此外还有其他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未列入统计。

从以上数据来看，德国大学的确是不折不扣的诺贝尔奖摇篮，其获奖简直如探囊取物一般容易。分析其原因，主要如下：

首先，德国大学具有极强的独立性。德国大多数大学是公立性质，大学支出的每一分钱都来自政府，包括教学科研人员的薪酬、校舍的建筑和维护、大学日常行政开支、学生补贴、免费的上网、图书馆大量的书籍等。但遗憾的是，政府作为出资人在大学里一点地位都没有，它不能决定或者影响大学内部的任何事情，包括校长和其他高级管理者的任免。校长和各学院院长由教授自己选拔，政府无权干涉，更不可能阻止自己不喜欢的人当选。因此，校长和教授根本不买政府的账，他们想做什么课题研究，不需要事先报批，也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在这里，大学是真正的“教授学生联合体”。

我在国内大学给大学生讲课时，偶尔会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英文大学University的本来意思是什么吗？”没有人能回答。其实，大学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教授和学生联合体”。这个词的原始意义表明，大学是一个由教授和学生组成的自治组织。也就是说，德国大学从传统上就是一个只管伸手要钱而不理睬政府的机构。对于德国人来说，其中的逻辑很简单：德国大学得到的钱并不是政府给的，而是老百姓所缴纳的税款，政府只起到一个中转的角色。老百姓花钱来培养自己的子弟，而政府只是帮老百姓把钱转交大学而已。因此，大学根本不看政府的脸色，更不可能对政府感恩戴德。至于为数不多的私立大学，政府和党派更无法插手。

其次，德国大学与社会、企业实践紧密结合。前面所说都是整个高校教育的问题，你提到商科教育，这可以参考德国高校的另一面。虽然，德国的高校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但是教授、学生与社会及企业的联系非常密切。他们虽然不欢迎政府和党派，倒是非常欢迎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进入大学。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可以随便来大学开设讲座，也可以建立某种形式的合作。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对这样的组织都没有任何反感，而是持非常欢迎的态度，许多科研成果就是在企业的资助下完成的。

有意思的是，尽管德国严禁纳粹组织，但却没有办法阻止具有纳粹思想的人进入大学学习，也没有权力开除任何学生，除非他在规定的年限不能完成学业。至于“思想激进”的学生，只有在政治上才被称为激进，在其他方面反而认为具有创新精神，被大学和教授加以鼓励。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当年思想就比较“激进”，没有人会觉得他是一个怪人。

因此，德国大学不断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他们看来，如果大学出不了诺奖，反而是一件怪事。

L：您觉得在中国当老师和在德国当老师有什么不同？有没有一些难忘的小故事？

Y：当老师的感觉虽有不同，但是我更愿意回忆我当学生的情景。我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就读期间，遇到了让我终身难忘的宋雅·豪克博士（Dr. Sonja Haug），她是前德国联邦统计局联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现任德国联邦移民署高级官员，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人口学。

平心而论，德国人对外国人并不是一个十分友善的民族，如果用“敌视”这个词可能有些过分，但“不喜欢”肯定冤枉不了他们，起码是大多数人，而豪克博士恰恰是一个表现非常友善的人。

在我入学的第三个学期就稀里糊涂地选了豪克博士的课，作为学分考试的必修课程。这位迷人的女博士在学期即将结束之际宣布：“参加考试者须事先提交5篇读书报告，每篇不得少于15页A4纸。”可能她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曾告知过，所以德国同学并没有什么意外反应，倒是我却大吃一惊：“这怎么可能？我事先怎么不知道？太狠了！”估计我当初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只顾欣赏她的雀斑和迷人的笑容，于是走神了，没有认真听讲。

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退路，如果说真有退路的话只能是延期毕业。好在我们这一代人吃过苦，晚上不睡觉开夜车也能扛得住。痛苦的不是熬夜，而是熬夜还写不出来。读书报告不比其他，其他东西不管是否天马行空，最后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行。而读书报告必须看懂一本书后才能动笔。我边写边感慨：“别看这个人笑起来像个小姑娘，说不定传承了纳粹的基因！”于是边看书边暗骂：“纳粹、纳粹！”

熬了两个星期的夜，加上十四个白天，终于把五篇报告完成了，我把作业亲自交给她。看了我红红的双眼，她很关心地问：“眼睛是否生病了？赶紧去看医生！”本来一腔怒火，转眼间烟消云散。最后她给了我很高的分数，让我感到两个星期的辛苦还算值得。当然，最后的考试成绩更为理想，看到这个分数让我两天时间高兴得不想睡觉，我简直是相当喜欢这个老师。

从此，无论是写中文还是德文的文章，起码没有了以往的畏难情绪。由于她的鼓励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万事开头难，但把头开过之后就一马平川了！此后我撰写十余篇学期论文和毕业论文都相当顺手，盖因当初5篇读书报告打下了良好的写作基础。

本来和她的故事到此结束。在第四个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必须找到一家实习单位，否则不能毕业。正在发愁的时候，没想到她主动来信告诉我，她调到德国统计局联邦人口所工作，并且问我是否愿意到她那里实习。

于是，我成了第一个到德国统计局人口所实习的外国人。实习期间，她带我去看了威士巴登附近的古堡参观，一起去购物、喝啤酒（德国女人多少还是能喝一些）。当然也做了些正事，比如我们一起合作撰写了一篇论文：《中东欧地区移民德国的人口分析》。实习结束的时候，在她的建议下，所长霍恩（Höhn）教授慷慨地给了我满分的实习成绩。

在人口所分别的时候，我送给她一个小小的中国结。我告诉她：“中国结表示的意思是紧密相连，无论今后走到哪里，我们都应该保持联系！”

L：感谢您接受本刊采访！希望您能留下对本刊及北工商MBA学生的寄语。

Y：笑看风云变幻，10年后一回首才发现都不过是浮云。真正能留给自己的财富是：思考的习惯，批评的视角和善意的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