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正进入新周期，战略互信的老问题却一直困扰双方。在此背景下，两位中美问题资深学者——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和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最近联合撰写了题为“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的重要文章，试图厘清中美国内各层次决策者对中美长期关系的基本观点，同时提出一些可能在将来有助于减少中美战略互疑的行动倡议。该文的中文版标题为“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分析”，由刘春梅翻译。经作者同意，东方早报将陆续刊发此文，有删节。
王缉思：北大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李侃如：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在诸如防止核武器扩散、气候变化等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上开展积极合作，或者至少协调动作，会使这些问题比较容易驾驭；如果中美两国背道而驰，那么问题就会变得更加棘手，甚至无法处理。尽管两国对以上内容表示默认，但是我们依然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
2012年初，美国已完成从伊拉克撤军，同时按日程表从阿富汗冲突中脱身，并且对亚太地区政策进行再平衡调整。这一转变反映了奥巴马总统的基本观点（他自称是美国的“第一位太平洋总统”），即对美国未来而言，亚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因此美国维持并加强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
2011年11月，奥巴马政府公开承诺要投入必要的资源维持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尽管美国国内财政出现的问题可能导致整体国防预算的大幅度削减，对其在海外承担的主要义务进行资助也可能在国内引发更大的争议。
中国正在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从2000年开始，实际上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几乎每个亚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大多数亚洲国家同时也直接投资于中国经济。总之，现在几乎每一个亚洲国家都在不断参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并将其融入实现本国未来繁荣发展的战略。尽管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与整个世界联系日益紧密，其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重心仍旧在亚洲，即中国领导人所说的中国“周边地区”。
此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国防开支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得到显著改善。其中最重要的改观是军事投射能力，特别是海军，同时在空军和导弹部队内也有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成为全球军事力量还需经过很多年的努力，但是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在过去的15年里已经得到了显著扩展。
类似转变引发了亚洲各国对美国和中国各自角色的质疑，一点也不令人惊讶。这些问题必然加大各国对中美两国的动机和意图产生疑虑的可能性。
在国内方面，在未来几年里，中美两国都需要对几十年来各自实行的特色发展模式的基础结构做出改变。美国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财政赤字，以免财政赤字问题在未来十年内将会失控。而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清晰地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因为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旧有模式消耗的资源、环境、社会和国际成本都无比巨大。
因此，中美关系未来前景如何，必须要考虑到两国能在何种程度上成功推进目前面对的经济转型。现阶段，两国国内许多意见都把本国经济中出现的缺陷归罪于对方的行动，并提出各种惩罚措施以示回应。所以，如果对两种发展模式的改革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两国关系更可能趋向恶化。而这种可能性又另外引发了对两国未来立场和实力发展状况的不确定性。
在中美安全关系中，网络安全的重要性迅速凸显，这使两国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数字世界本身具有跨国界的特点，同时数字世界的一些特性使很多在安全问题上可以建立互信的正常方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在极短的时间内，网络活动加深了北京和华盛顿对彼此意图和实力的怀疑。很明显，两国需要花很多年时间才能建立起对一些理念、方法、实质性发展和原则的相互理解，进而减少这一新兴网络领域中出现的不确定性和疑虑。
2012年2月15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发表演说，把增强互信的必要性置于中美两国需要更加成功应对的一系列挑战之首。他优先考虑这一问题是正确的。
本文的两位作者都有多年参与中美关系的深刻体验，他们感到相互理解对于产生对两国都有利的结果至关重要。但是他们也很担心，在一个变化深远的时代，两国越来越不确定在双边关系中对方的真实理念及长期意图是什么。
对方是否在寻求并期待发展一种正常的、务实的大国关系，实现两国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并在利益不同的领域尽量管控分歧？或者，对方是否认为，有必要协调行动，限制并削弱对手的实力和影响，才能取得本国的成功？对方的最高领导层是否愿意并且能够耗费足够的政治资本，来克服不利于建立更加合作的两国关系的国内障碍？
本文把双边关系中对最终意图的不信任定义为“战略互疑”（strategicdistrust）。这里，“战略”指的是从长远的角度对双边关系本质做出的预期；它与“军事”不是同义词。因此，“战略互疑”指的是一种观念，即认为对方国家实现其主要长期目标，是要以你本国的核心发展前景和利益为综合代价的。令人担心的是，截止到2012年，战略互疑好像在两国均有增长。这种观念一旦发酵，就会使之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导致中美关系呈现全面敌对状态。
本文作者相信，如果两国领导层怀有信心，相信他们能够准确地理解对方国家领导层对导致不信任的那些问题的看法，那么两国便能够更好地各自控制战略互疑问题。
但是，想要获得这种准确的理解，对双方来说都不那么容易。首先，在领导者个人之间，对中美关系的长期愿景如何，不会达成绝对的共识。其次，领导人是在不断变换的。即使奥巴马获得连任，在其政府中占据重要岗位的一大批相关官员也很可能出现变动。第三，最高层领导人的真实想法，同他们为迎合眼下的需要必须说的话、做的事之间存在的反差，总是很难确定的。 尽管困难重重，本文试图坦诚地阐释一方是如何理解另一方动机的，每一方的领导人据此而产生的对未来长期发展的关切，以及本文的分析对未来努力减少中美关系战略互疑有何寓意。这样做，使本文不会仅仅聚焦在中美两国两三位高级官员身上。相反，本文希望能够描述各自国家上层领导中广泛接受的一些基本观点（而不是完全一致的观点），然后提出一些可能在将来有助于减少中美战略互疑的行动倡议。
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双方理解对方思维方式的能力。如果没有这种意识，想要制订出可以减少战略互疑，或者至少有效控制战略互疑并且符合双方利益的政策，则是难上加难。实际上，如果没有这种认知的话，双方很难预想对方会如何诠释自己的决策，甚至旨在促进双边关系的那些决策也可能引起对方的误解。
本文主要描述国内各层次决策者对中美长期关系的基本观点，而非表达大众观点。文章有意特别聚焦于两国对中美关系前景各自所持有的疑虑是什么，以及这些疑虑存在的原因。深刻的疑虑与真诚、有意义的努力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后者旨在共同构建富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并在两国间搭建桥梁。但是如果这些疑虑没有得到有效的应对，一段时间以后，将会促使两国关系走向相互敌对的状态。本文作者著文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人们不愿看到的结果。
王缉思：理解战略互疑：中方观点（上）
“中国的一般观点是，从长远眼光来看，美国基本上是一个正在走向衰落的国家。美国的金融动荡、巨额赤字、高失业率、经济复苏乏力以及国内政治的极化，被视为美国衰落的许多标志中的几个。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高层领导头脑足够清醒，他们注意到了美国实力的弹性，尚未得出眼下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已受到严重挑战的结论。”
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稳定合作的中美关系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冷战结束以后，中国领导人一直表现出在中美关系中实现“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愿望。尤其在过去几年里，当北京觉察到美国方面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产生更多担心的时候，北京就会向华盛顿保证，中国不会寻求挑战或者代替美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中美合作必须建立在战略互信的基础上。中国领导层也采取了措施，以减少针对美国的过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在北京看来，正是由于美国的政策、态度和误解，才导致了两国之间缺乏互信。
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就开始存在并延续至今。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把美国看成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也是对中国最严重的政治威胁和军事威胁。到60年代末期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之后，美国的威胁减弱了，但是并没有消失，尤其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对美国的疑虑在很多方面有所体现，并且涵盖范围广泛，从担心美国试图干预中国的国内政治，到怀疑美国企图阻止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
总之，中国对美国的战略疑虑根深蒂固，而且近年来似乎呈现加深的趋势。这种不信任不仅在一些官方声明中可见一斑，在媒体、网站、博客空间和教育体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官方观点和大众情绪彼此深化，相互影响。
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
自1949年以来，中国对国际战略格局做出的不同评估导致北京的对外政策思考方式——尤其是对美国的认知——不断地随之调整。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及苏联集团出现剧变之后，邓小平倡导对美国采取谨慎而非对抗的方针，这种方针在中国被广泛称为“韬光养晦”。
在很大程度上，提出这种方针是以下面的事实——以及评估——为前提的，即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远远不如美国，国际社会的平衡木当时是朝着西方的政治体系、价值观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倾斜的。
从2008年开始，几大事态发展重塑了中国对国际格局和全球趋势的看法，尤其是对美国的态度随之出现了调整。首先，许多中国官员相信他们的国家已经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国，应该得到与之相称的待遇。中国不仅成功地挺过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且也成功应对了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中国人眼中，后者是美国经济和政治的深层弊端造成的。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似乎在政治上也成为世界第二。
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及其他一些史无前例的盛会感到十分自豪。中国的太空项目和先进的武器技术也增加了北京的自信。中国领导人不会把这些成就归功于美国或者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
其次，中国的一般观点是，从长远眼光来看，美国基本上是一个正在走向衰落的国家。美国的金融动荡、巨额赤字、高失业率、经济复苏乏力以及国内政治的极化，被视为美国衰落的许多标志中的几个。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高层领导头脑足够清醒，他们注意到了美国实力的弹性，尚未得出眼下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已受到严重挑战的结论。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经济走低一定会损害中国经济发展，包括导致出口受损以及使中国用于储备而购买的美国国家债券贬值。然而中国仍然认为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缺乏信心和能力，并且美国国内政治出现了相当混乱的图景。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已经明显缩小。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美国的GDP是中国GDP的八倍，但是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减少为不足三倍。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还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不是几十年的时间。
第三，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中美之间实力平衡的转变是当今世界正在呈现的新格局的一部分。西方世界总体上面临着经济挫折，新兴大国如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都加入到中国的行列，共同挑战西方的主导地位。这些国家放在一起被称为“金砖五国”（BRICS）和“基础四国”（BASIC），并且金砖国家领导人定期举行会晤。
他们在经济和外交政策上的协作对西方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一种制衡。G20正在取代G8成为一种更有效、或许更有生命力的国际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和机制现在不得不更加认真地对待新兴大国的愿望和利益。
第四，中国的政治精英，包括一些国家领导人，都普遍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西方民主和经验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资借鉴的。况且许多引进西方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动荡和骚乱。“中国模式”（或者所谓“北京共识”）的特征是构建全方位强大的政治领导，从而确保能够有效地管理社会和经济事务，这与那些出现“颜色革命”每每导致国家分裂、西方侵犯其主权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很显然，美国人不会欣然接受中国人的以上观察。因此，许多中国政治精英怀疑，其实是美国，而不是中国，“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过去，因为美国国力富足且拥有先进的技术，他们尊重美国，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信的；现在这个国家既不再令人敬畏，也不再值得信赖，因此它对世界的示范作用和对中国的劝诫已经大大贬值了。
在中国，很多人深信美国在处理世界事务时的最终目的是维持其霸权和统治，所以，华盛顿将会试图阻止正在崛起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提高自己的地位。根据中国人对世界史的典型理解，美国政客是“丛林法则”的忠实信徒，他们推行民主和人权实际上是为了帮助其实现强权政治的政策工具。中国的崛起，基于其庞大的规模以及政治、价值体系、文化和种族的独特性，一定会被美国视为对其超级大国地位的主要挑战。美国的国际行为越来越多地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得到解释。
政治和价值体系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开始，人们始终坚信美国一直怀有阴险的图谋，策划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把中国变成它的附属国。这种计划被称为美国对社会主义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美国对苏联解体之前东欧的反共游行、一些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出现的“颜色革命”、2011年出现的“阿拉伯之春”等等所表现出的同情以及支持，还有它对缅甸民主改革的支持，全都是美国实现其图谋的例证。
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防范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官员和主流评论家坚决反对在中国进行可能导致西方民主的所谓政治改革的想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2011年3月的讲话中指出，“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中国主流观察家们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是要“西化、分化”中国。他们强烈谴责美国对达赖喇嘛的同情和支持，指出达赖喇嘛是有意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政治人物。2008年3月拉萨发生暴力事件之后，他们对美国意图的不信任加深了。这一事件被认为是美国长期支持和鼓励居住在海外的“藏独”分子的结果。2009年7月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了暴力事件，人们对美国的所作所为感到更加愤怒，因为据中国媒体报道，维吾尔族政治激进分子热比娅策划了此次血案，并且她和她的分裂主义组织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资助和支持。
人们始终坚信中央情报局和许多看上去光明正大的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实际上都对中国不怀好意，并在中国搜集一些敏感数据。2010年初，谷歌公司公开批评中国对其在中国境内的业务进行所谓的官方干涉，引起了北京的强烈回应。中国政治圈强烈怀疑美国政府在背后支持谷歌在中国网民中煽动反政府情绪。
美国参与中亚各国以及其他一些前苏联国家的“颜色革命”，加之美国对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态度，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方面的看法，即如果美国发现中国出现了类似事态和机会的话，美国将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于中国现阶段越来越多地强调国内维稳，由此导致的对美国意图的不信任愈加强烈。
国家安全问题
中国一些高层官员曾公开宣布美国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这种观念尤其在中国的国防和安全等部门中得到普遍接受。
最近的几个事态发展加深了中国对美国在国家安全领域战略意图的不信任。首先，尽管从2008年5月国民党上台后北京和台北之间的关系有了显著改善，但是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先进武器以威慑大陆。此举在中国看来是极具危害性的，并增加了对华盛顿的疑虑，即只要中国的实力地位还落后于美国，美国就不会顾及中国的利益和感受。
其次，尽管奥巴马政府已经向中国领导层保证它没有遏制中国的打算，但是，美国海军和空军加强了对中国的抵近侦查活动。有些时候，美国的侦察飞机和舰只如此接近中国边界，以致引起解放军在操作层面上的强烈警觉和反应。中国军方领导人认为这些活动是有意挑衅，因为当今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甚至于俄罗斯，都没有受到这种日复一日的军事压力。
第三，华盛顿加强了与中国许多周边国家的安全关系，包括近期与印度和越南的关系，这两个国家都曾经与中国发生过边境战争，且目前与中国仍然存在领土争端。美国与盟国不断加强的联合军事演习引发中国更多担忧。
中国官员特别关注奥巴马政府于2011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夏威夷会议期间和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东亚峰会上发表的关于美国战略重心重新转移至亚洲的言论。北京的理解是，华盛顿在亚洲的许多最新动向，包括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轮流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鼓励缅甸放松国内政治控制和加强与菲律宾的军事联系，在很大程度上都意在牵制中国。美国插手南中国海领土争议，宣称关注该地区航海自由，让北京感到尤为不快。（有删节，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