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温州金融试点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除了曾刚先生所说的“系统性”、“可持续性”外，我以为，最终决定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成败的是社会共识能否不断增量、形成强大历史发展合力。因此，温州金融改革试点能否免于中途而废的命运，依然需要社会民众的继续关注和出谋献计。
在如何看待银行业垄断问题上，当前流行着这样的一种观点：“几乎每个国家只要实施了市场经济，在金融业里面都会出现某些大的金融机构处于垄断地位。在全球竞争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势的金融机构，在全球市场方面肯定会被别的国家大的金融机构打败，所以一个国家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和银行业垄断程度有直接联系。”
这一观点，混淆了国家金融机构竞争力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概言之，就是银行业垄断是必然而必要的。理由，一是银行业垄断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所以是必然的；二是银行业垄断有利于强化一国家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所以是必要的。然而，问题是一个国家金融机构的竞争力，根源不在于银行业垄断的程度，而是银行业对实体经济的贡献度。
就世界作为一个经济体而言，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那么金融资本就是飘浮在空中的幽灵。这个幽灵不会增加世界的财富总量，而是借由各种各样的经济危机，如08年的次贷金融危机，拖延甚至扭曲世界财富总量的增长。虽然金融资本热流，在短期内推高了某些地区的货币总量，但却是以另一些地区的货币总量的缩减为前提，世界货币的实质总量并没有增加甚至减少。因为当金融资本没有与实体经济相结合而只是投机套现时，那么对热钱流入的国家而言，来去无常的国际资本无疑是一种导致本国经济萧条甚至瘫痪的灾难。
一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不一定导致国家银行业的垄断；但是国家银行业的垄断必然会导致一国实体经济的疲软或者发展后劲不足。这一点，以美国华尔街金融业垄断的绝对地位与其国内实体经济的疲软发展之间的悖逆，可以得到直接的证明。银行业的资本逻辑，决定货币的走向。美国庞大的货币资本与其实体经济相脱节，而串流全球的现象，应当值得国人高度深思。
同时作为一个实例，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才是中国崛起的根源。国富而民穷，国进而民退，即便是处于发展阶段，这个发展也是空心化的。因此，在当前转方式、调结构中，国家注重培育、扶持民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才是中国经济体最终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之所在。为此，打破银行业的垄断结构，是必要也是必然的。
民营企业的发展，总是一个不断由小、中到大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顺利完成与一国经济总量的逐渐增长是相一致的。但是，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决定一国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还有另一个源泉，即民营企业从无到有的这一阶段（这里的无到有，不是在所有制结构上面来说，而是具体的企业从潜伏孕育到注册登记这么一个时期。）。由于看不到这一点，因而也就看不到银行业垄断，对民营企业发展空间的压缩之所在。银行业由于其垄断而造成的这个压缩，体现在两个环节，一是民企由小微形态向规模化发展的时候，难融资（这个国人周知）；二是民企由种子形态初入市场的时候，几乎零融资。垄断的银行业，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它所关注的首先不是国民经济是否协调可持续发展，而是如何获取更多的利润。因而，它的上帝，如果说也包括民营企业的话，那么这类型的民营企业几乎清一色是规模化了的中、大型企业。
因此，当前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困境，正如一片森林一样，它有的只是既成树木，而缺少待成的树木，即缺乏种子的发芽和小苗的成长，因而整片森林虽繁盛但却不能久远。
为此，在4月1日到3日，温家宝总理赴广西、福建等地调研，在谈到企业融资问题时讲：“我们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为什么呢？就是少数几大家银行处于垄断地位，只能到它那儿贷款才贷得来，别的地方很困难。我们现在所以解决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根本来讲，还是要打破垄断。中央已经统一了这个思想。”这一段虽然通俗易懂，但是其间所包含的信息量需要我们加以挖掘与进步一解读，而且这种解读对凝聚社会之共识也是有利的。
1、我们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
这一点，也就是当前舆论所热衷于谈论的“银行业暴利论”。
“银行业暴利论”的主要依据有四：其一，银行业利润增幅太高，已经公布业绩的银行利润增幅，皆超过30%甚至达到40%、50%以上。其二，银行业利润总额过高，根据银监会已经公布的数据，仅2011年前3季度，银行业利润总额超过8000亿元，全年估计数字肯定超过1万亿。第三，银行业净利润率普遍超过40%（依照上市板块计算，银行业收入总额只占上市公司全部收入的40%），净资产利润率同样远超10%(多数超过15%)。第四，银行业主要收入和利润来源是存贷款利差(利差收入占总收入之比例超过80%)。依照1年期基准存款利率3.5%，基准贷款利率6.56%计算，我国银行业利差超过3%。（参见向松祚《应从经济全局角度评价银行业利润》，中金在线）
2、为什么呢？就是少数几大家银行处于垄断地位，只能到它那儿贷款才贷得来，别的地方很困难。
这一问一答，是总理对银行业获利容易的原因的解释。即作为国企形态的金融机构，其垄断的根源，是管制资本流通的权力过分地集中于几家大银行。管制权力的过分集中，人为地造成银行业放贷资源稀缺。但是消极地收回大银行的管制权力吗？总理给出的答案是积极地引进竞争元素，允许民资进入金融领域。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吴庆先生，认为“温总理说得很对、很好，银行的垄断就应该打破，银行的垄断是一种特殊的垄断，并不是我们的金融机构太少，而是管制太多，垄断是管制造成的。”（参见《如何看待打破银行业垄断》，中国经济时报）
就中国金融垄断的形成因来看，根源不是金融机构少，而是管制太多。管制太多，是权力过分侵占市场领域，过度左右甚至阻碍市场自发配置资源的功能发挥。因此，管制资本流通的权力应当得到相应的外力制衡，并能有的放矢。因此，在监管体制方面，我们应该有更多改变。这种改变不是去设立更多金融机构，实际上，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像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等的培育、扶持和发展才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的。在民营企业从种子形态到小微形态，从小微形态到规模形态，它所需要的资金血液，作为它的直接供给者，应当是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等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但是，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在我国发育不足的结果，其实也是民营企业发展后劲不足的一个原因。此外，政府的权力应当退居二线，侧重于建设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提供法律、体制等公共性产品。
温总理强调的“民资进入金融业”，我们应当适当地理解为，允许民资发展成银行业的延伸产品如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等。这是在保证国有银行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从而是在确保国民经济命脉的安全的前提下，政府鼓励、扶持民间资本发展成为与国有银行相配套的延伸金融产品，扩充壮大国家的金融服务体系，强化金融资本培育、扶持国家实体经济良性发展的功能作用。
就此看来，民资的金融机构与国有的金融机构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的关系，而是正和博弈关系。就服务对象看来，民资金融机构主要针对的是种子形态、小微形态的小型民营企业，正好弥补了国家大银行不太适合做这样的小业务的空缺；但国家大银行却能够完全胜任作为这些小型金融机构的后台起到支持的作用。
3、我们现在所以解决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根本来讲，还是要打破垄断。中央已经统一了这个思想。
这个统一思想，这个高层共识，就是打破银行业垄断、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的共识。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国内似乎还没有达成共识。在舆论界存在着两种声音:
日前，民建中央、农工党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共同提交《关于强本固基、维护实体经济坚实基础的提案》。《提案》称，实体经济贫血造成的产业空心化正在逐步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潜在风险。当前，迫切需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拓宽实体企业的发展空间，并建议对垄断行业征收“暴利税”，为民营企业提供减税空间。
但是，“暴利税”的征收，正如许多专家，所指出的，最后买单不是银行而是全国大众。而郭田勇先生则明确认为：对银行业征收暴利税不可行。（《暴利税反垄断效果几何》，中金在线）我们应该从经济全局角度，深刻认识到我国经济体系之融资渠道、融资方式、金融产品和金融创新严重落后实体经济发展之需要。不但银行体系的金融创新和金融产品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之需要，其他融资渠道和金融产品(特别是各种直接融资工具和金融产品)更尤其匮乏。没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没有丰富的金融创新，就算你以“暴利税”把银行业利润全部拿走，还是无法解决许多企业融资难和融资成本高的难题。（参见向松祚《应从经济全局角度评价银行业利润》，中金在线）
另一种观点，是温州模式的全国推广。这一观点，是当前社会舆论主流声音。
宗良先生认为，温州试点实际上是检验一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到底要用什么样的金融体系，这是很好的试验田，在中国建立一个合理的、多元化的金融体系，防止风险是核心。尽管现在法人活动有法律法规约束，但还没有把自然人完全看成市场主体，而事实上自然人越来越像市场法人，因此，温州的试点就是要把民间借贷纳入到现代的金融体系中来，通过现代的市场法律法规，弥补民间资本的无监管的不足，强化还贷主体的责任意识，维护市场法人享有一个可持续的资金供给环境，保障存款面的社会公众的经济利益。
诚如吴庆先生所说，从银行方面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是很好的切入点，也是中央探寻转方式、调结构的一个方向。目前温州的金融改革试点本来就是挑战现实的体制，给出了12条的政策, 说明这个方向启动了，说明我们的经济改革不会倒退，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参见《如何看待打破银行业垄断》，中国经济时报）
但是，温州金融改革试点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正如曾刚先生所说：第一个是单兵作战，没有考虑和其他之间配合，改革方案本身缺乏这种系统性，可操作性和效果可能会受到影响。第二政策的不稳定性，政策一变，试点可能就停止，不具有可持续性。国家鼓励好多政策，有些政策根据外部形式变化变得很快，这会伤及很多人的利益。然而，温州金融试点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除了曾刚先生所说的“系统性”、“可持续性”外，我以为，最终决定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成败的是社会共识能否不断增量、形成强大历史发展合力。这一点诚如温家宝总理前不久在全国“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所说：“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为此，本文以“温州金融改革试点能走多远”为题，意在提醒社会，温州金融改革试点能否免于中途而废的命运，依然需要社会精神的继续关注和出谋献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