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人口比例也达到世界平均值———51%。到2025年，中国有望拥有15个平均人口超过２５００万的超级大城市。

人们有理由欢迎这样的发展趋势。都市理论家向我们保证城市生活的种种好处，如与乡村生活相比，人均碳排放量较低。但城市生活也确实让人付出心理代价。小城镇和村庄往往为居民提供建立在历史连续性和文化独特性基础上的共同体纽带，而大城市则抹杀差异性。伴随着看似不可阻挡的资本主义力量，都市化潮流具备把众多本地文化改造成单一消费主义文化的强大影响力。

中国城市陷入千篇一律的单调乏味中，似乎抹去了让人类社会生活变得如此宝贵和有趣的多样性。中国城市先经历了30年苏联式现代化，随后又经过了30年美国式现代化。从建筑学角度看，这两种方式或许是最糟糕的。

但是，中国城市的相似外表掩盖了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对独特性和共同体的追求。我在北京和上海教过书，经常有人问我更喜欢哪个城市，甚至在我回答之前，北京的朋友就告诉我，他或她多么喜爱北京，讨厌上海，而在上海则正好相反。显然，这两个城市表达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它们体现在街道布局、经济活动方式、对外来者的开放程度，甚至出租车司机的侃大山等各种不同上。如果可以把城市拟人化，北京可能是位有公益精神的学者或战士，而上海则是热衷时尚、美食、娱乐的优雅美女。

中国的其他城市也不像外表那样千篇一律。小城市在特定产品上下功夫，而更大的城市则利用教育潜力和文化吸引力。“我爱纽约”或许是现代历史上最成功的口号。中国首都也常能看到体恤衫上用英文写的“我爱北京”。

人们真的爱自己的城市，这不仅发生在中国。纽约的城市精神以个人主义闻名，但它的共同体意识和都市自豪感在“9•11”之类危急时刻充分体现出来。都市自豪感的部分内容或许可以用“爱城主义”这个词表示，它产生于纽约与美国其他地方不同的意识。纽约人常常说他们更爱这个城市而不是这个国家。在此意义上，上海与纽约类似。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都市生活的优势与小城镇或乡村生活中的共同体意识结合起来。如果一个城市只是表现出全球化的同质性，人们很难为它感到自豪，正如住在麦当劳附近的人很难为它自豪一样。但展现出独特气质的城市，就能让人产生一种满足共同体需求的归属感。因此，中国城市应花费时间、金钱和心思去保护其独特精神，以抗衡全球化的同质性倾向。

尽管爱城主义常常是在与表达对立价值观的城市的对比中定义的，但事实上，爱城主义能够遏制过分泛滥的民族主义。拥有强烈爱城主义的人会自我感觉良好，并不需要强烈的爱国主义。虽然首都居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确实更强烈些，但同样真实的是，那些对北京精神感到自豪的人，对历史和民族自豪感往往采取更细腻和批判性的态度。

拥有一种精神的城市，也能实现在国家层面上难以落实的政治目标。让美国或中国的政治人物认真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像波特兰、杭州这样为自己的环保精神感到自豪的城市，在环保方面可以做得远远超过国家标准。它们实际上已在执行自己的对外政策，与世界上其他环保城市结对子进行合作。

推动城市精神还有很好的经济理由。在中国，喜欢文化的游客蜂拥参观曲阜，因为他们想看看儒家鼻祖孔子的家乡。

如果我们同意提升城市精神是好事，那么在中国，迫切需要的是更多城市预算和立法，以减少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城市能够和应该为周边乡村生活的改善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