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在国家进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则是国家技术创新中不可缺少的方面。纵观历史，进入世界性大国行列的国家，既是技术原创能力强国，同时也是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强国。笔者以此为课题，从历史和现实中总结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经验，并由此提出中国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战略性思路。
一、 国家政治是技术问题的本质，也是世界技术中心转移的驱动力
人类的种种活动，都是围绕着其生存和发展条件而展开。围绕着生存资源产生了国家间的竞争，这样，科技便成了近现代国家间竞争的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治是技术问题的本质。国家政治本质上并不是技术成本核算问题，而是国家政治力量运用问题。
有人不同意这种将技术问题与国家间政治问题联系起来的观点，认为技术问题本质上是国家财富增长问题，他们可以列举一堆数据表明，由于技术的增长使国家财富成倍增长，财富增长又导致国家的崛起和强大。但历史的逻辑是：国家强盛的主要动力并不是技术和财富的增长，而是技术和财富在国家政治，尤其是在其中的政治暴力部分中的有效运用。对此，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分析得最为透彻，他说：“政治力量不但使国家通过国外贸易和国外殖民地在发展上获得保证，而且使国内的发展以及它自身的生存也有了保证，这是比单纯物质财富重要得多的。英国借助于航海条件获得了政治力量，又借助于政治力量，使它的工业势力能够扩展到其他国家。”[1]
古代中国不仅是当时世界财富而且是世界技术增长中心，且不说对世界进步发生重大影响的“四大发明”原创于中国，即使是在科学理论上，中国也在许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这些并未保证中国财富和技术能力的持续增长，而是这些财富和技术能力随西方暴力侵入而丧失。1700年中国的GNP占世界GNP的23.1％，接近整个欧洲23.3%的水平。此后中国经济持续上升，不管是GNP总量还是发展速度，中国均居世界前列，1820年中国GNP占世界的32.4％，是同期整个欧洲的1.2倍，但结果是20年后即1840年中国被英国打败了。1890年中国GNP占世界的13.2％，是同期日本的5.3倍，[2]但五年后即1895年中国又让日本打败了。那时候中国的财富是非常丰裕的，中国的工匠技艺也可巧夺天工。但那时富裕的中国人讲究的是养生和“玩”消费：玩鸟，玩古玩，店内写“莫谈国事”，当时中国所缺的就是国家意志。与此相反，与中国同时倍受西方侮辱的日本却在60年代锐意改革并迅速崛起。1895年日本一举打败中国，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由此失去台湾。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和约》。从1840年到1900年，相隔仅60年，中国人竟由世界首富国家的大清臣民沦落为“东亚病夫”。具有讽刺味的是，即使是在1900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为6.21%，同期日本为2.4%，中国仍高于日本2.6倍。[3]
历史表明，真正世界性的财富和技术增长中心的转移，本质上不是靠贸易谈判，而是靠国家政治和国家暴力来实现的。古代的中国曾是世界少有的富国和技术大国之一。东西方贸易使通往欧洲的阿拉伯半岛的人坐拥财富。11世纪开始西方人发动了持续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军人先行，商人紧跟，结果是阿拉伯半岛的商路及其财富在暴力中转移到意大利人手里，意大利成了西方世界财富和技术的增长中心。后来西班牙通过世界殖民掠夺而崛起，在掠夺中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1588年英国与西班牙海战，西班牙战败，此后世界的财富增长中心又在暴力中转移到英国。中间经过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和俾斯麦以后的德国两个新科技中心的过渡，世界科技增长中心继续向北美大陆西迁。美国在抵抗英国殖民政策和霸权封锁中崛起，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欧洲衰落中成为迄今仍有生气的新的世界财富和科技增长中心。
二、 依托于民族产业的民族特质是科技大国形成的基础
历史同样表明，在拥有同等的军事力量的条件下，只有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保留其民族特质的大国，才能赢得和较久地保持世界科技增长中心地位。独立完整的主权、统一的民族市场和有独立研发能力的国家战略产业[4]，则是支撑国家的民族特质的三大支柱。国家主权是技术产权的政治保证；民族市场是孵化和实验技术，尤其是国家战略性技术的基地；独立的研发能力是保持国家科技，尤其是战略性科技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的最基本的前提。
自英国工业革命，经济全球化之风就“起于青萍之末”[5]。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全球化。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在英国成功着陆，使英国有幸成为泛漫至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源头，同时也是由资本，具体说是由工业资本带动的技术革命的最初源头。此后世界技术资源就成了工业资本的附属品。与以前农业和商业时代不同的只是技术的第一生产力的属性使其与工业资本联系起来，这时的国际资本中心必然也就是国际技术及其利用中心。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悖论就是：通过民族国家道路崛起并成为资本中心的国家，在其资本扩张中总试图削弱资本外围国家的民族特质；而外围国家也正是通过强化其国家民族性而崛起并强力挤入资本中心。19世纪上半叶，法国科学技术水平赶上英国，19世纪后半叶，德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又赶上法国，20世纪后半叶，美国又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增长中心。而造成技术增长中心链环移位的关键原因，并不在于法、德、美等国的“全面开放”而在于其政治经济在开放中顽强地保留其民族特质。拿破仑是较早意识到资本全球化的危害并主动通过强化国家政治经济民族特质而参与全球化的政治人物。他说：“在世界当前的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6]拿破仑战争的实质在于通过强力抵制英国资本对法国的负面冲击，在欧洲范围内确立法国资本的优势地位。拿破仑在封锁欧洲大陆的同时，也用暴力在欧洲扩张法国资本。尽管拿破仑战争失败了，但法国在拿破仑执政期间强行确立的法国资本在欧洲的优势地位则保留了下来。19世纪60年代末，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使分散于的德国归于一统，这使德国有了在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下的统一民族市场。1871年俾斯麦又打败法国，此后法德力量对比急速变化。1860年法德两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分别为7.9%和4.9% ，1880年德国迅速赶上，分别为7.8%和8.5% ，1900年德国则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分别为6.8%和13.2% 。[7]与此同时，德国也成了世界科技增长中心。1851年到1900年美、法、英、德四国取得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分别为33项（美）、75项（法）、106项（英）和202项（德）；1901年到1920年间，这四个国家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金的人数分别为2人（美）、8人（英）、11人（法）和20人（德）。“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期，德国当之无愧处在世界科学技术的最前列”。[8]
世界科学技术中心从德国向美国的转移是在20世纪中期完成的，但能够使美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地位的基础性条件却是在此前100多年形成的。其间，18世纪的独立战争和19世纪的南北战争为美国争得的独立的主权和统一的民族市场，为美国未来的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地位奠定了基础。华盛顿在就职的当天，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这“使一切后继者，一切后来人的立法者，获得一次深刻的教训，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他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李斯特通过对美国经济的研究，对当时的自由贸易理论提出批评，他说：“美国早期以及比较晚期的经验都证明，当（经济）恐慌发生得最频繁、性质最严重的时候，也正是对英国商业往来限制的最不严的时候。”[9]
南北战争以主张统一的美国北方民族工业资本的胜利为结局。此后，美国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高关税为手段强力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市场。1820年到1902年美国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从40%猛增到73%，这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优势地位确立后，美国关税税率才大幅下调到44%。[10]
高关税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工业的高速发展。从1750年到1900年美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从0.1%猛升为23.6％。[11]至1914年，在人口数仅次于俄国人口数的条件下，美国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远远高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12]此后，世界科技中心加速向美国迁移。19世纪末，美国大学生数量已超过欧洲。1930年，美国工业实验室达到1650个，科技人员增加到34000人，政府科研经费达到7000万美元。二战爆发前，美国科技开始局部领先欧洲。1931-1940年美国占同期世界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人数的26%，高于英法，略低德国；1941-1978年，美国占50％左右，超过英法德三国的总和。[13]这又为20世纪下半叶的国际空间和电子技术的大发展在美国提供了国家级的发展平台。当然，造成此间各国科技人才比例变化的也有二战中欧洲科技人才大量迁移美国的历史原因，但问题的关键是，美国将这种优势一直保持至今。[14]
这说明以最坚决的手段保护依托于民族产业的民族特质而不是所谓“全面开放”，是美国成为独步迄今的科学技术大国的关键原因。如果美国人没有勇气建国，继而没有勇气在反对英国的霸权中强力保护本国的民族产业，而是走今天的拉美道路，依附于英国资本，那么，20世纪的世界科技及其利用中心的地位决不可能降落到美国。
能够支持这个判断的有力反证之一，就是苏联的崛起与衰落。事实上，能够有条件成为20世纪世界科技增长和利用中心的，除美国之外，本来还有苏联。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一般的革命不同，它的目的是使俄国以民族的和自主的发展道路，代替没有前途的依附于国际资本的发展道路。十月革命成功后不久，列宁将发展重工业提到关乎俄国生死存亡的高度。他说：“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国家。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15]列宁同时又认为应当将重工业建立在当时最先进的电气化技术之上，他说：“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局限于这个一般原理。必须把这一原理具体化。适合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16]为此，列宁指示，“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地位”。“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各方面的素养，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17]后苏联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基本上完成了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现代化技术改造。俄国在1910年铁和煤的产量分别只有300万吨和2500万吨，远低于英国的1500 万吨和2.7亿吨，德国的1500万吨和1.5亿吨，与美国相比就更落后了。但是从1928 ～1938年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苏联制造业的产量就增加了7.5倍多，跃居世界第二位，而同期的美国经济却出现了严重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经济遭到巨大破坏，美国却在战争中大发横财。但是，战后苏联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比美国高出1-2倍。1950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不到美国的30％，1980年已达到67％，许多重要产品的产量，如机车、石油、生铁、钢等则先后超过美国。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和军事力量方面，苏联在如导弹、核武器、航空航天、人造卫星等不少高科技领域都具有优势或者与美国旗鼓相当。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就是苏联制造并送上太空的。[18]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俄国从一个极度衰落的军事封建帝国，被改造成世界仅有的与美国科学技术实力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强国。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按西方自由主义原则对苏联进行“改革”，其结果是苏联经近70年（1917-1985）努力已达到的仅次于美国的科技大国的地位，在5年多的时间中顷刻瓦解。
政治瓦解后必然出现的就是财富及相应的科技人才的转移。据统计，1992-1993年中，俄国就消失了700多亿美元。1994-1998年全部资本外流量超过1360亿美元，远远大于从国外投资者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资金流入。[19]1999到2000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产量下降了一半多，许多工厂停工，一些非常现代化的航空航天企业改行生产一些包括炒锅或者是园艺工具之类的日用品。精密机器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精细化工、电子、核工业等等一些行业投资严重不足，处于停滞状态。工业部门的人才流失和人员老化非常严重，大部分工程师年龄接近五六十岁。最近10年科技人员数从原来250万下降到80万，大量高级专家，尤其是那些核心学科，比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高级专家，都移民到美国和西欧。根据有关专家测算，人才流失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高达数千亿美元。在国内成千成万的高级人才被迫转行，为了养家糊口，好多人被迫转行搞商业或者是其他的行业。俄罗斯经济当中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一些部门现在仍处在衰退之中。[20]
三、战略产业被剥夺的国家，有权利但没能力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科学技术的悖论在于科学创造及其产品交换是需要自由条件的，而科学技术的利用却是要受制于国家利益的。英国以其资本主义方式赢得了工业革命的利益后，便开始推动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经济全球化”进程。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全球化并非工业社会的专利。在此之前，人类历史刚刚经历过从四大文明古国为辐射源的农业全球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居于强势地位的农业国家和民族最终或征服或同化了其他非农业国家和民族，由此使农业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居于主体地位，其中农业霸权国家依其高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农业资源（土地、人口、技术等）在其创造的贡赋体系中，吸吮其他弱势国家的资源。其他民族也曾对这种农业全球化浪潮进行过和平或暴力的抵制，这种抵制也曾对世界形成巨大的冲击，比如公元10世纪中亚游牧匈奴人对欧洲及大月氏人和13世纪游牧蒙古人对欧亚大陆农业民族及其王朝国家的冲击，其结果是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这些征服民族无一例外地被农业全球化的浪潮所溶化。
资本主义在大不列颠岛的成功登陆，使原来被束缚在封建农业王朝中的手工业技术在资本的魔杖下释放出来并在资本的调度下创造出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1]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正如中古时期的封建主义生产力以其农业技术优势征服了游牧民族等非农业民族一样，近代资本主义以其工业技术优势征服了自然经济下的农业民族等非工业民族：资本使城市市民变为最初的资本家，使封建的行会组织变为工场手工业，使封建地租变为利润，一句话，原先存在于农业王朝中的一切经济要素，如不转变为资本要素，就会被资本所溶化和吸噬。资本一旦出现，它就开始向世界漫流，资本流向哪里，它就在那里“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22]这个被现代人称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本质上就是资本全球化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表明，对于处于资本外围并受到资本全球化冲击的民族国家而言，如果不能占有高于资本中心国家的技术优势，它就不能保证其政治经济的独立性——这是目前拉美国家的选择，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对此有独到的理论解释，他说，“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像萨依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这是因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因此，“一切现代国家的伟大政治家，几乎没有一个例外，都认识到工业对于国家财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义，有加以保护的必要。在这一点上，爱德华三世和伊丽莎白一样，腓特烈大王和约瑟二世一样，华盛顿和拿破仑一样，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理解。他们不必在理论上深入探讨，凭着他们的远见，早已看到整个工业的本质，有了正确的认识”。[23]为此列宁在革命胜利不久就提出其著名的“电气化计划”和用重工业装备俄国的方案，列宁认为这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还表明，对于处于资本外围并受资本全球化冲击的民族国家而言，如果不能拥有高于资本优势的先进的管理制度，它就不能以较低成本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甚至不能保住本国原创性科技研发能力。
制度也是财富，更重要的是其作用远大于财富。目前在科技研发中我们比较多地强调科技投入，提出许多西方国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 统计数据，以说明“R&D经费投入过低”[24]是我国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我们恰恰忘记了科技产品交易中还存在着的制度成本因素。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长期形成的产权制度使其交易费用占据了科技产品价格的重要部分。换言之，不同的产权制度下，其知识产权会有不同的成本和价格；产权私有化程度越高，其科技产品的交易成本就越高。如果仅简单地按所谓R﹠D投入统计分析国家科技发展的原因，那我们就不能对苏联和中国在建国头几十年，在资金投入远不如西方的条件下，科学技术却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大发展的事实做出理性的解释。在这一时期，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建成的一大批现代化骨干企业，尤其是在钢铁、机械、燃料动力、化工、汽车、拖拉机、飞机、造船等新工业部门，许多都是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建成的。[25]中国是沿着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使中国现代化工程的制度成本在启动之初就降到最低点。在基本没有私有产权交易的条件下，中国不仅将许许多多像钱学森这样流散在海外的优秀科学家感召回国，而且国家在建设之初就获得了科学技术大规模利用的条件。与中国相反，印度独立之初保留私有权制度，结果造成国家现代化因其成本尤其是其中的产权交易成本过高而步履维艰，其发展速度落后中国二三十年。1998年和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通过与印度比较，正确地指出了新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他说：“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26]今天尽管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快车道，但我们不仅要看到发展与科技投入的函数关系，更要看到科技投入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函数关系。苏联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大规模地降低建设成本。对这种发展道路，列宁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27]“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28]列宁针对那些用所谓“文化水平”来否定俄国革命必要性的“书呆子”们的论点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赶上别国的人民呢？”[29]
可见，全球科技资源的利用问题不完全是一个简单的经济交易过程，而是一个政治及其战略的实施过程。产权制度本质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交易成本问题。高成本的科技产品肯定是没有竞争力的。英美国家的科学技术在保存私有产权制度的前提下获得发展并取得世界科技中心地位，是由于他们早期用暴力从殖民地获得源源不断的原始积累，但对于苏联和中国这样不可能从外部世界获得超额补偿的后发国家来说，没有条件重复英美国家用经济补偿的方法克服制度矛盾并由此推动经济发展的道路，而只有另辟一条政治改造经济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以西方国家不曾有过的速度建成了由一系列战略产业为支柱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有了这个体系，中国才具备了吸收和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肌体”和能力；同样的道理，国际间科技领域的较量并不主要在于争夺所需人才和收购科技成果的价位竞争，而在于剥夺和保护国家吸收全球科技资源的能力的斗争。西方霸权国家常用的手段是：在强化本国战略产业力量的同时，用政治、经济和文化理论的任何方式，剥夺或弱化支撑对手国家的经济独立性的战略产业的再生能力。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此洞察深刻，他说：“力量的确比财富更加重要。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在力量上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的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汉萨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车之鉴。”[30]
随着苏联和中国步入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道路并由此崛起后，西方发达国家又引导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遵守连他们自己也不遵守的绝对自由贸易原则，要求你用几乎是天价的成本进入高门坎的种种“国际经济组织”，按所谓“国际化标准”自我约束。与此同时，他们却不按自由贸易的原则兼并和整合本国战略产业，降低本国交易费用以提高竞争力。其最终目的，并不是要与像中国这样新崛起的国家进行良性竞争，而是要彻底摧毁支撑这些国家独立自主的战略产业。美国人曾成功地避开了英国人设下的“世界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圈套，在高关税保护下，美国依托其强大的民族工业而崛起。遗憾的是，美国人却在20世纪末用英国人对付美国人的办法造成苏联的解体和俄国的衰落。此后，美国将目标瞄向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国家战略产业。美国人明白，美国的强大不在于美国自身的力量，而在于对手的力量。[31]而剥夺对手国家力量的最简洁的办法就是瓦解它的国家政治能力及支撑这种能力的战略产业。
上世纪80年代始，中国经济在“产权重组”的基础上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和大型国家军工企业与政府脱钩并被推向市场，国家船舶、石油、电讯企业被一分再分的同时，西方国家同类战略企业却出现了大规模兼并浪潮。1988年所谓“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业增值总额中，600家最大工业企业占20-25%。1978-1990年欧洲最大100家制造业企业的销售额和就业占欧洲共同体GNP和就业的比例分别由18.1%和25.1%上升为19.5%和28.2%。日本最大100家制造业企业的销售额和就业占日本GNP和就业比例分别由22.1%和17.4%上升为29.7%和22.4%。美国最大100家制造业企业的销售额和就业占美国GNP和就业的比例分别由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29.1%和43.3% ，下降为24%和43.3%。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兼并几乎成为美国企业成长的主要方式。1988年美国企业兼并案例2752起，1991年，3268起，1993年企业兼并案与1988年持平。90年代欧洲企业兼并达到高峰，就连以兼并困难著称的日本，也出现大型企业之间的兼并。[32]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西方，战略产业的兼并重组与国际竞争并不完全是市场调节的自发行为，其后都有政府和军方的人为扶持和支持背景。1995年，瑞格柔克和图尔德列出1993年世界最大的100家企业的成长与政府扶持的特殊关系。其中，至少有20家是或者曾是国有企业，或者是由政府直接出面组建的部分国有企业。[33]至少有11家企业的海外扩张直接受益于帝国主义殖民，[34]至少有23家直接从事与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紧密相连的石油工业，[35]至少有11家靠曾经由国家垄断的通讯产业起家，[36]至少有75家的成长直接受益于历次战争中的政府订货，[37]至少有20家企业，曾经被政府从破产或被兼并的边缘挽救过来。[38]所有这些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降低技术交易成本、扩张国际市场以及实现国家的战略利益。
20世纪80年代，中美开始联合研制的美洲虎”坦克。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和美国凯迪拉克 ? 盖奇 ? 达信公司提出联合研制 “美洲虎”坦克计划，双方各提供40%的部件，其余20%的部件由国际承包商负责。80年代末，由于受国际政治气候影响，美国单方面终止协议，“美洲虎Ⅰ”式和“美洲虎Ⅱ”式坦克各生产出一辆样车就夭折了。[39]
90年代初，美国有20多家大型军工企业。1992年始，美国国防部鼓动军工企业合并。到1997年下半年，美国20多家军工企业兼并为波音（Boeing）、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和瑞斯恩(Raytheon)三家。其中对中国航空工业的打击最大的是1996年底波音对麦道的兼并。
1996年底，中国432架民用客机中，80-180座飞机317架，占73.4%.全球11505架商用喷气式收音机中,100座级占22.5%，150座级占35.9%，两者合计58.4%。若实现了这两个级别的大型飞机研制研制能力100座级民用，可基本满足我国民航事业的发展需求，在国际市场上也会有一定的竞争能力。100座级民用喷气式支线飞机，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一道门坎。20世纪80年代。我国放弃自制研制“运-10”后，试图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三步走计划”。第一步是装配和部分制造大型支、干线飞机，第二步是联合设计和制造100座级的支线飞机，第三步是在2010年实现自主设计制造180座支线大飞机的能力。该计划第一步方案赢得美国麦道的合作。为了争夺中国市场，麦道愿意向中国免费提供装配飞机所必需的图纸，图纸总重达50-60吨，市场价值超过6000万美元。麦道还向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提供飞机模拟器。作为合同的一部分，麦道向中国转包水平定面、襟翼和六个仓门的生产，占机身价值的10%。1986-1994年，中国装配了35架MD-82/83，返销美国五架。返销美国的4架MD83质量在美国引起震动。美国航天局指出：532项检查基础上，上海的一次检查合格率为95%，而麦道只有51%。1992年，中航与麦道签订了合作生产40架机体国产化率高达70%的MD-90的合同。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不再是“组装飞机”，而是美国出产权，中国出设备和工人，合作制造飞机。
然而，1996年11月16日，美国五角大楼正式把设计21世纪新战机的任务交给从未独立搞过战斗机的波音，公开表示：麦道必须被波音兼并。就这样90年代年年赢利的麦道在一个月后即12月15日被波音兼并。接着波音宣布从1999年以后，不再生产与中国合作MD-90机型。按合同，中国装配加工的20架MD-90的原材料当时已经全部采购入库。取消MD-90机型，意味着维修保养、零配件供应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20架MD-90无法销售出去。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只有在国内售出两架。参与加工装配的上飞、西飞、成飞等企业，为了与麦道长期合作而新建的最现代化的厂房、购置的最现代化的设备，付出的人员培训成本，立即陷入闲置状态。这对中国航空工业的“三步走计划”无疑是致命一击。1997年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销售收入258亿元，而“非航空用品”却占近总额的80%。十大系列五千多种“民品”中，摩托车、汽车的销售额占销售总额的62%。中国的航空总公司成了变相的汽车、摩托车公司，其战略产业的性质日益丧失。[40]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1999年5月美国众议院公布了所谓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的《考克斯报告》。由此引发美国国内妖魔化中国的浪潮及美国对出口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及技术的严格限制。这大大恶化了中国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及培育自身科技原创能力的国际环境。
从美国波音兼并麦道到《考克斯报告》掀起的妖魔化中国的浪潮，不由得使人联想起1960年苏联从中国撤走援华专家和单方粗暴撕毁合同的相似行为。这发生在两个不同时代和两个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同种行为的矛头所向，恰恰是事关中国命运的战略产业即航空航天及核工业领域。如果我们再联系思考1999年美国强行中止以色列对华出售预警机的霸道行为及2003年俄国在“安大线”上的变故对能源本已严重短缺的中国经济的雪上加霜式的影响，[41]使我们对1963年毛泽东的“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42]的论断又有新的体会。
然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的民用产业技术与国家战略产业技术并不可混为一谈。前一种技术，尤其是其中的非核心技术，是可以按商业原则“自由流动”，并被“跟踪模仿”的；而后一种技术，尤其是其中的关键技术和在技术链条中处于上游的技术，则必须是由国家控制的，是不可能通过贸易获得的。国家战略产业是拉动本国原创技术及其利用的基本动力，而战略产业的毁灭——不管是自毁还是他毁，对这个国家而言，其技术创新和利用的能力就会与当前的伊拉克的科技能力一样，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四、实事求是地制定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战略
科技资源的利用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同时也要靠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战略利益来拉动。这不仅是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大国的科技发展规律，而且通过冷战后从苏联垮台、南斯拉夫在科索沃战争中被肢解，以及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等种种事件，南方国家更应当认识到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规律。正如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科技成果虽多却只是为西方大国服务的科技“奶牛”一样，[43]如果没有民族战略产业吸收，我们每年的统计的“专利申请量”、“三系统收录中国科技论文数”等数据，只能是一些昙花一现的果实而不是树木本身[44]。这里所说的“树木”指的就是以国家战略产业为核心和依托的原生性生产力，而不是靠吃外来“补药”长出的表面浮财。昔日的南斯拉夫、苏联的科技曾达到很高的水平，但结果却在西方人的“自由贸易原则”和本国的短期商业利益引诱下得鱼忘筌，被西方瞬间击垮。
科技战略的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45]以中国之“实事”，研究中国科技发展之“是”，必须是我们研究中国科技利用战略问题的基本方法。科技需求决定科技产品价值，科技价值构成决定科技资源变化的走向。但是，对中国而言，全球科技资源利用问题，就是中国的科技需求问题。研究全球科技资源的利用，不能不结合中国科技需求的特殊性质，泛泛地谈论世界科技需求的一般趋势，而不谈中国科技需求的特殊趋势，就不能得出有利于中国科技发展规律。与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时期不同，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并不是生存意义上的问题，而是中国近年迅速发展而出现的新矛盾。新矛盾同时也是新需求，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目标的要求下，近中期中国科学技术资源的研发和利用，按轻重缓急，将受国防、能源和生态三大领域的需求拉动。
毛泽东时代中国国防工业建设的快速发展是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封锁和苏联对中国形成的三面合围的险恶外部环境，冷战结束后，中国面临难得的“大战打不起来”、“至少十年打不起来”[46]的难得的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机遇”（小平同志始终是这样表述的）。其间，国家GDP快速增长。然而好景不长，从1999年始，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日显恶化：1999-2000年北约完成了第一轮东扩，科索沃战争后，冷战时的铁幕边际大幅东移；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基本从法律上完成了从日本、菲律宾到澳洲的意在遏制中国的联盟关系。2001年和2003年，美国又通过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将军事力量插入中国能源进口量最大的中亚地区。这对中国已形成了东西合围的态势，这种态势从某种意义上又增大了中国在东亚商品市场和中亚能源市场的安全风险。近几年台湾当局加快“台独”步伐，从1999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台湾当局已在文化、外事、特警，特别是军队等领域从组织上完成了“台独”干部更换；2003年起，台湾当局在快速提升军事技术，为向中央政府最终“摊牌”做军事准备。[47]与此同时，台湾陈水扁当局在当年年底又公开提出“公投”和“修宪”的时间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军事准备不得不大幅提前进入中国议程。遗憾的是，国家技术的自主研究多年来已被我们冷落和荒置了，现在又恰逢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不利于中国的变化，这更加大了中国对国家战略产业及其相关技术、尤其是极难通过国际贸易或“跟踪模仿”获得的航天航空和航海潜艇技术需求的迫切性，国防技术需求问题骤然间变成了与国家主权生死攸关的问题。可以肯定，台海一旦出现战事，高技术战役将定结局，而这个结局，又是关系到中国的命运。
资源的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对外依存度迅速扩大，也迫切要求中国的军事工业，尤其是中国海军建设的大发展。现代海军是伴随国际贸易而同时出现的，而海军先行又是英美国家扩展国际贸易的基本路线。目前中国扩大国际能源市场的步伐较快，而由此产生的维护中国已获取的国际能源利益的军事自卫手段却严重滞后。根据自科索沃战争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看，没有海军保障的国家海外利益增长，随时都有被海上军事强国强行或变相中断的可能。[48]从近代西班牙、荷兰与英国、英国与早期美国、乃至英国与中国清王朝冲突的经验看，军事，特别是海上军事斗争是大国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终极手段。对此要早作准备，不然我国通过正常的国际经济活动而迅速扩大了的包括能源利益在内的全部经济成果，将会在因准备不足而可能出现的军事失利中迅速丧失。
国防工业属于战略产业中最核心、最具政治性而非商业性，因此也难以通过贸易完成的部分。形势逼人，台湾问题已把我们逼到非自主和快速发展国防工业则不能有效制止“台独”的关口；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依存度的日益提高，又把我们逼到非提速推进军事，尤其是海军的现代化则不能保卫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的地步；最后，日益险恶的安全形势把中国推到非自力更生地发展中国国防产业而无退路的墙角。
作为联动效应，通过国防产业的自主发展，中国航空航天技术工程、海洋技术工程及微电子计算机和通讯技术工程等也可获相应的拉动。
其次，近些年的快速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另一急迫问题是资源，尤其是其中的能源安全问题。中国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扩大的原因不在于中国能源总量不足，而在于如石油天然气等清洁高效能源的严重短缺。据统计，到2010年，国内石油、天然气、富铁、富锰、铜等10种矿产已不能保证并需长期进口，铬、钴、铂、钾盐、金刚石等严重短缺。到2020年，对经济发展45种矿产资源中可保证经济发展需求的只有5种。[49]能源方面，目前，在中国使用量最大的煤、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等常规能源中，产需矛盾比较突出的主要集中在清洁高效能源品种，尤其是石油品种生产的增长不能满足迅速扩大的国内需求。从1990年起，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7%以上的增长的同时，中国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已亮起红灯。2000年净进口量超过6000万吨。未来15年内，我国国民经济将以7%左右的速度发展，原油需求将以4%左右的速度增加；同期国内原油产量增长速度只有2%左右，低于原油需求增长速度，国内原油供需缺口逐年加大。预计2005年原油需求2.45亿吨左右，[50] 届时，我国石油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加大。2003年初，中国地质科学院发表报告指出，除了煤之外，后20年中国实现现代化，石油、天然气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至5倍。报告说,中国的主要油田都已接近生产结束期。到2020年,中国需要进口5亿吨原油和1000亿立方米天然气,分别占其国内消费量的70%和50%。[51] 更令人担忧的是，与中国能源风险增大的同时，亚太地区能源消费却在飙升，近十年间该地区能源产量在世界生产总量中只增长了0.5％，但其消费总量却从19.9%猛升到26.9%，增长了7个百分点，其增速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世界石油消费第一增长大户。亚太地区这种石油产量比重增长滞后、消费比重却大幅上升的反差现象,预示着该地区石油供给短缺及由此引起的对外依存度将持续扩大。
中共十六大为未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目前看，仅凭国内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和油气资源的储产量不足以支撑这个目标，而国际油气资源进口上游地区，基本又为美国等西方海权大国所控制，这种控制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又进一步强化为经济垄断。这对油气进口依存度日益增大而同时又对油气上游地区没有多少控制力的中国能源消费而言，更是雪上加霜。2003年中国电力缺口在1000万千瓦以上，今后电力缺口将持续扩大。[52]目前中国能源不足已通过油、气、煤的不断提价及各地限电措施反映出来，如果没有新能源技术的尽快开发，中国的能源价格的持续飙升对国家GNP的增长及科技成果的应用将形成根本性的制约。[53]目前中国有人以“世界工厂”从英国到美国的历史轨迹作论据，为“世界工厂正在转向中国”的现象鼓与呼，[54]事实上，如果中国不能有效和自由地获取世界资源，仅在中国现有资源基础上经营“世界工厂”的后果，对中国的未来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在资源问题上西方走的是一条海军保障进口的道路，对目前海军较弱的中国而言，大概在近中期内只能走一条技术增长逐步替代能源进口增长的道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现在世界出现的许多新能源技术都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世界能源危机的压力下产生的，目前中国面临的能源的压力，也会在科学技术研究中激发出新时代的“铁人精神”及新型能源技术及与之相关的节能技术、核能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开发。
最后是生态技术。生态技术说到底是关于协调生命与环境关系的技术。我们研发技术，利用技术，发展经济，说到底还必须是一个“利为民所谋”的事业。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后果如果成为毁坏本国人民利益，尤其是本国人民的健康利益的原因，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及相关的科技发展就是失败的。在这方面，目前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是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加剧。中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367万平方公里，占到国土面积的38％；沙漠化面积已经达到2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已达27％，而且呈扩展的态势。在50～70年代，每年为1560平方公里，至80年代为每年2100平方公里，90年代更上升至每年2460平方公里，有4亿人口笼罩在荒漠化的阴影之中。土地沙漠化面积超过全国耕地净减面积。建国以来，全国共有66.7万公顷耕地沦为沙地，平均每年丧失耕地1.5万公顷，有235.3万公顷草地变为流沙，平均每年减少草地5.2万公顷；每年水土流失造成沃土流失100多亿吨，流失的氮、磷、钾等养分远大于全国化肥总产量。同时随着耕地面积的减少，土地利用强度加大，土地退化加剧，土壤肥力降低或丧失严重，导致地力衰竭。北方地区因沙漠化诱发的沙尘暴频率加大；我国北方20世纪50年代共发生大范围强沙尘暴灾害5次，60年代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14次，90年代23次。二是资源严重短缺。全国600多个城市一半缺水，在108个重要城市，每年缺水损失工业产值600亿，过度采用地下水造成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诸如地面沉降、海水倒灌等。同时由于水资源利用不合理导致北方地区河流断流日趋严重。目前中国己处于中高度缺水国家之列。三是草地退化严重。中国大部分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逐年增加。其中中度退化程度以上的草地达1.3亿公顷，约占草地面积的1/3，并且每年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四是生物多样性安全度降低。我国已有15％-20％的动植物物种受到威胁，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所列的640个物种中，我国占156个。动物资源中，全国列为一级保护动物有97种，二级保护动物238种。在植物资源中我国珍稀濒危植物共有389种。五是自然灾害频繁，经济损失重大。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仅气象、海洋、地震等7大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折合成1990年价格），就呈明显上升趋势：20世纪50年代平均每年约480亿元；20世纪60年代570亿元；20世纪70年代590亿元；20世纪80年代690亿元；20世纪90年代前5年约1190亿元；1996年仅因水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2200亿元；1998年中国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高达3007亿元。六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经济损失不断加大。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可能发生300年一遇特大自然灾害的概率将增加到74.6％（现为62.5％）。届时，如果这一自然灾害确实降临，生态环境对于发展的整体支持能力将在现有基础上下降17.5％-22.0％，所需承受的经济损失将达到3500-4000亿美元。[55] “九五”期间，尽管中国生态环境状况较“八五”期间有一定的改善，但中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形势总体上尚未得到改观。[56]这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对中国生态科技产生更大的需求。这种需求将连带推动现代环境技术、生物技术、现代医学，尤其是中医理论的研究，其间，中国的“天人合一”的传统理论将作为未来生态科技发展的思想资源，不仅造福中国，也同时也会造福世界。
五、几点政策建议
值得说明的是，在上面所提到的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形成的紧迫压力和需求中，国防及相关的战略产业是商业性质最小而政治性质最大，因而其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基本上是不可交易因而必须自主研发的领域。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抱有幻想，那等待未来中国的，只能是拉美式的命运。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基本建设因苏联大规模撤走专家而受挫、90年代中国因美国强行终止麦道与中国航空公司的合作计划而夭折、1999年美国抛出所谓“考克斯报告”、同年底美国强迫以色列中止对华出售预警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留给我们必须牢记的经验就是：在事关国家命脉的技术问题上，“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57]
但是，在能源和生态领域，大部分一般技术，乃至一些高技术是可以通过全球化的技术贸易，通过“跟踪模仿”从世界技术资源中获取。比如欧盟每隔几年发表的对华政策报告都对生态环保领域合作有相当的篇幅，欧盟与我国在这些领域也确实开展一些合作项目。今后我们可继续并将这方面的合作尽量扩大为多种相关领域如中医、节能、生物、农业等技术领域的合作，并在这种合作中推进我国相关技术及其能力的升级和提高。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58]即使在一般技术方面，只有拥有相当比例技术自主研发能力和产品的国家，才能拥有获取、利用和吸收全球科技资源的战略主动权。
以国防、能源和生态为龙头产业，提高中国高技术自主研发能力，加大自主创新技术产品比重，并以此提高我国科技竞争力，政策建议如下：
首先，以“两个中间地带”[59]即南方国家和欧洲国家为重点领域，加大科技进口和输出。科技问题，尤其是高科技问题，即使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仍然是国家间的政治问题。自“9?11”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并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建立单极霸权的企图已与欧洲产生严重的分歧，并与南方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矛盾日臻激化。19世纪欧洲许多国家，尤其是法国和俄国都曾将美国视为牵制英国霸权的重要力量并加以扶持，新世纪的中国也是欧洲用以制衡美国并以此分散其来自美国压力的最重要对象。[60]历史上，法国的拿破仑与俄国的尼古拉一世为了遏制英国曾将位于北美的路易斯安那与阿拉斯加“卖给”美国，通过强化美国的地缘政治分量以牵制英国。相信在科技领域，尤其是高科技领域，今后欧洲也会为中国预留远大于美国留给中国的商业贸易或非商业交易的余地，因为这样符合欧洲的政治利益。但鉴于中国与欧洲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在国防工业领域，欧洲对华技术出口也会采取相应禁止和防范措施，但在其模糊地带，如航天、航空、计算机、材料科学、生物科学等领域，欧洲与美国相比，其对华技术出口政策要宽松得多。1996年底受到美国麦道为波音兼并沉重打击的不仅是中国航空，同样也有欧洲的空中客车。[61]欧洲与中国一样也面临着美国的经济政治压力，因此，欧洲与中国有着包括科技贸易在内的更多的共同的政治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中国在全球科技资源，尤其是上游高科技资源利用与合作方面，可以加大向欧洲倾斜的力度。
其次，培育和依托国内技术市场，在中国与东南亚及其他南方国家之间连接以中国科学技术为上游的技术产业链条。在这方面，一些西方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在这些国家中，产品按技术含量，一般将高附加值技术及核心技术产品，放在技术母国中研发和生产，而将低附值产品和非关键技术放在处于技术链下游的国家组装和生产。[62]在技术升级链条中，越是新技术，其产品出口则越完整，南方国家所获其技术相关产品零配件生产的机会就越小。[63]据统计当今世界上30-40%的国际贸易量和80％的技术转让都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64]这便于从事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通过垄断技术来保证其高额利润。就中国而言，中国经济目前已基本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那么商业和市场的原则自然也适用于中国技术出口。尽管中国在技术进口中尚未进入世界技术上游领域，但在我们的技术出口中，我们也可将总体技术劣势转化为局部技术优势：可将中国自主创新技术新产品附加值较高和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在母国公司进行，而将其余部分附加值较低的技术随中国投资可向外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有意识地推行中国技术标准，并由此形成以中国为上游的技术链条。这既可降低中国资源消耗，也可扩大中国的海外市场。
第三，扩大、深化和强化民族科技市场，重组中国产业。民族市场是民族生存的基础，是国家培育自主技术的温床，是决定和制约国家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近代历史中的拿破仑、俾斯麦、林肯等都是为统一的民族经济和市场挑战以英国为源头的资本全球化的伟大人物。民族市场建立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强力崛起的过程。法国、德国、美国经济和科技都是在拿破仑、俾斯麦、林肯之后获得快速发展并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二战后，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不仅得益于较早地对外开放，其实更重要的还得益于对本国民族经济和民族市场的强力保护。[65]韩国对民族工业的保护，尤其是对民族汽车工业的保护，其力度近乎强制，凡是去过韩国的人都会对此留下很深的印象。民族经济依赖于民族市场，民族的科学也只能生长于民族的市场。没有民族市场的科技，就正如只有大脑而没有双脚去实验思想结果的人一样，不管你一年有多少论文发表和转载，也不管你从事科技工作的人有多少，其结果只有依赖于他国市场并为他人服务。“皮之不存，毛将安傅”。[66]目前印度的IT产业就面临着这种在本国无法扎根更无法持续发展的命运。
毛泽东通过建立了强大的民族工业支撑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制止了蒋介石买办经济造成的民族工业衰落的局面。在此基础上，中国又在邓小平时期走上市场经济并由此使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又面临在外资不断冲击下我们的民族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不断萎缩的困境。中国的民族市场之基在农业，而中国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所占份额从1952年的50.5%下降到1999年的17.7%，其增加值增长率从1982年的11.5%下降到1999年的2.8%。[67]这几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农业市场向国际开放力度加大，中国农业市场萎缩严重。如果这种情况还得不到有力扭转，中国的科技就只有被迫走拉美和印度式的依附性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目前的“三农”问题，不仅是社会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制约中国的科技自主发展道路的问题，是制约中国科技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大问题。
在此基础上，重组中国产业，尤其是战略产业以降低其科技产品消化成本和提高全球科技资源的利用能力。历史表明，资本自由竞争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优势就会因产权分割过于明细反使产品交易成本高于生产成本，从而阻碍和窒息国家经济和科学的发展。这时资本就会通过兼并形成少数大型垄断企业（也是制度创新）以降低企业用于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交易成本并由此提高企业竞争力。20世纪 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西欧等许多国家对国防工业实行大规模调整改革，组建大型军工集团，实行集团化、规模化经营。这与19世纪末资本主义通过兼并而出现卡特尔、辛迪加等大型垄断公司的情形相似，是资本竞争日趋激烈的必然结果。而同时中国恰逢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许多大型国有企业通过公司化而提高了竞争力，但同时随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及其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中国也面临西方资本自由竞争体制下也曾经历过的同样问题：在国内食洋不化的产权理论误导下，中国产权交易成本不仅在国内竞争中，同时也在国际竞争中骤然飙升，以至相当的民族产业在与国家财政脱离后不堪产权成本重负而纷纷败在国际大财团的脚下，其结果如不被打败，就一定被“收编”。[68]更有甚者，在“有利于竞争”的口号下被分割得日益细密的中国企业，像一片片小舟被推向波涛汹涌和“航母”如云的“国际市场”，其结果，如无国家特别扶持，冲入世界市场的中国企业多难成气候。早在1996年就有学者置疑：“在一些产业，散兵游勇式地被跨国公司整合进我们在动态意义上不易把握的跨国分工体系，对中国产业的振兴，是否最佳选择？”学者呼吁：“产业整合，千难万难，时不我待。”[69]如果说，当时中国正处中国经济转轨之际，产业重组时机尚未成熟，但随中国市场经济深化，过于“明晰”和细密的产权体系已成为像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的陷阱。现在看来，绕过这个陷阱，强化政府介入经济的力量，组建中国产业的“航空母舰”，依托民族市场，降低国家发展成本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已成了中国不能回避的战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