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首先崇尚的是公平，因为社会主义本意就重在公平，认为只要公平问题解决了，自然会自主和自发的促进效率。而社会主义社会在公平和效率关系方面的实践远远没有那样顺利和简单。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水平长期落后，直接原因就是效率低下。而效率低下，经济落后，任何公平都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改革开放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指导思想的确立，大大提高了效率，较大地丰富了社会财富。但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弱势群体产生，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关注，有不少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提出了质疑。因此，科学探讨效率、公平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极为重要。
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历史地位不容质疑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多次会议反复确认的。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1997年10月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就效率、公平问题进一步展开论述，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我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法的历史背景，一是1992年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经济高效率分配资源的一种机制，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必然选择了效率优先。资源配置效益反映为要素贡献，由此而形成的收入分配是对提高效率的一种激励。二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明确提出了沿海和内地关系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鼓励沿海先富起来，这是大局；在世纪之交，沿海帮助内地，这也是大局。
中国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的普遍难题和顽疾是经济效率低下，因而我国的改革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在改革开放30年后，无论是经济效率还是收入差距都有了较大的变化。随着经济效率的提高，社会财富有了巨大增加。应该承认，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济效率的提高，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中国的难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是激励效率的重要杠杆。而收入差距过大，则会影响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社会不是要消灭收入差距，而是要调节收入水平过分悬殊，取缔非法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水平，平抑制社会矛盾，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多大程度既有利于保持经济效率，又不损害社会公平和影响社会稳定，这不仅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在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的中国，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方面尤其要采取审慎的态度。
二、公平是社会可以接受的差距
我们要承认，“平均主义”不利于提高效率，而“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这是所有国家的历史实践都证明了的。比如说，勤劳人效率高，如果勤劳人的回报与懒惰人一样，人们就不愿意勤劳。因此要“奖勤罚懒”，而奖勤罚懒必然造成收入差距。邓小平同志讲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是立足于提高效率。但是，单认清这个问题还不够，我们还要客观地分析“公平”。公平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有利于激励效率，而结果公平（比如不管工作干的好坏收入都一样），这必然会严重影响效率。经济学天生关注效率，社会学天生关注公平，这是学科分工使然。笔者认为，可以用一句话使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达成“共识”：“公平是相对的，社会可以接受的差距就是公平的”。为了提高效率，差距拉大了，但只要这个差距在社会可接受的程度内，就可视为是公平的。
三、关注公平不能错向效率开刀
现在收入差距过大的呼声越来越高。这里既有“绝对贫困化”的矛盾，也有“相对贫困化”的矛盾。我们不讳矛盾，但问题在于，首先要搞清造成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是什么，以便制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举措。有人提出来，我国现在收入差距过大是“效率优先”造成的，如果是这样，就得降低效率了。我们试想一下：我国的效率是否真的很高了？决不是。因为迄今为止，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和资金产出率还远低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而单位GDP增长的资源消耗率则大大高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收入差距过大？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少数腐败官员（含少数腐败的国企领导）的巨额非法收入；二是企业偷税漏税的巨额非法收入；三是非公有制企业劳资收入差距过大（例如在深圳等经济特区，20多年前打工者的工资一般在500~800元之间，那个时候老板的资本大多几十万元；现在老板的资本少则几百万，多则千万亿万，而打工者的工资则基本上没有多大提高）；四是下岗失业人员较多；五是部门和行业垄断造成的不平等；六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七是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太大，贫困人口太多；等等。
但这些问题不是“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更不能把上述问题造成的收入差距和社会不满算在“效率”头上。这就是说，关注公平不能错向效率开刀。对于这些，该是什么问题，就在什么范围内解决什么问题。如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别是构建贫富和谐就把矛盾指向实行了20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和崛起的文明古国国家，永远不能忽视公平，但一天也不能没有效率。
四、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不能归结为“效率优先”，但并不是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完全凝固不变，而是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实际情况的变化与时俱进。
过去我们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是因为鼓励效率的市场机制尚未形成，还需要政府在推进效率方面发挥有力作用；二是我国当初平均主义还比较严重，需要打破。而今天的情况则大大变化了。市场作为激励效率的力量已经初步形成了，市场机制和竞争天生具有偏离社会公平的趋向，并且会长期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用更多的精力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和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客观上则将转变为“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
有的学者提出：“初次分配领域效率优先，再分配领域公平优先”。这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初次分配领域也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资本的主导者可能以强势地位故意压低甚至拖赖打工者工资，这在初次分配领域是难以自发解决的，必须由政府监管和干预；二是初次分配领域的高效率，不一定都带来宏观经济的高效率，可能还会冲击和影响宏观经济效率，这也必须依靠国家干预。因此，“政府主要管公平”，既包括再分配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也包括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但对初次分配领域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而不能干预微观经济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
五、科学分析和正确认识中国的吉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世界上用来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为0.18，1981年为0.29（此前被国际上认为这是世界上分配最公平的国家），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67（另有资料显示为0.434），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5年，居民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0.529和0.561，并且，每年都以0.1%的速度递增。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是0.35~0.4。现在，中国已被国际上认为是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第二个国家，第一个是菲律宾。
对待这一问题，科学的态度是：既要高度关注，又不要恐慌乱投药。对这个问题应当高度关切、科学分析和制订切实的对策，而不能过度渲染，因为过度渲染无益于解决如何问题，反而会对现存的问题和矛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对社会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吉尼系数逐步增加，这是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社会进步的表现，表明随着市场化的改革和竞争的形成，养懒汉和制约经济发展的“大锅饭”平均主义打破了；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拉大问题，我们的党和政府并非听之任之，而是高度关注并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其三，对国际上提出的基尼系数，我们不要轻视它，要积极借鉴国际经验，但也大可不必顶礼膜拜和迷信它。
比如，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一国通货膨胀的国际警戒线是4%。我国1994年的通货膨胀达到了21.7%，当时就有不少人叫喊“中国经济要崩溃了”，结果中国经济并没有崩溃，而且还继续发展。当时政府采取了过度的宏观紧缩政策，结果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连续数年通货紧缩和经济低迷。这就告诉我们，对任何“国际理论和警戒线”，我们应当理性吸收，根据中国的国情具体分析和运用。
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并非像有的媒体和有些人炒作的那样严重，似乎社会即将崩溃，似乎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一般。正确的基本估计应该是：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中出现收入差距，在总体上是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它与过去旧体制下普遍贫穷低效的平均主义相比，是一种社会进步；在某些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严重问题，但还不是全局的、“奔腾式”的甚至是“对抗性”的矛盾。
六、科学分析和客观看待“仇富”思想
“仇富”思想古已有之，只要有贫富差距，必然会有“仇富”思想，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甚至在某些方面过度拉大了，产生“仇富”思想很自然，没有一点“仇富”思想才是不正常的。但对“仇富”思想要具体分析。一种是平均主义思想太严重的人，一看见别人吃、住、穿、行比自己好，就气不打一起出，生出“红眼病”来，巴不得别人火烧房子、遭车祸、生大病、倒大霉。就如一首歌所唱的：“只要你比我过的好，我心里就受不了。”这种见富就仇的思想是一种不健康的病态心理。这种不健康的思想过去、现在、今后都会存在；另一种是当社会整体上确实非正常地过度拉大了，当少数人巨富并且对穷人态度恶劣，而多数人太穷并被歧视和欺负，不仅穷人自身强烈渴望公平，而且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富人和非富人，也是同情穷人并为穷人鼓与呼的。这种心理和行为反应，这是健康的、正常的。
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大可不必把人们的“仇富”心理看得太绝对、太普遍了。比如，正常投资、经营包括炒股发财的人；许多口碑好威望高的影视、演艺界、体育界明星；因科技发明创造得到国家大奖，或者因专利而发财者，我从来没有听到别人骂过、仇过、恨过。美国的比尔盖茨、中国香港的李嘉诚，是世界级巨富，有谁骂他们、仇恨他们呢？对这些富人，人们不仅不仇，而且还是赞誉、崇拜和学习的楷模。
必须科学分析当今社会“仇富”的对象。我在社会上与各界特别是与穷人的接触中，感到人们绝非见富卽仇，真正“仇”的，一是“权贵资本”，包括利用公权利搞腐败的贪官和老板；二是那些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黑心商人；三是利用企业改制鲸吞国有资产的人；四是偷税漏税非法所得者；五是不顾工人死活、克扣拖欠工人工资黑心老板；六是因行业垄断而收入过高者，等等。对这些富人的仇恨不仅是正常的、健康的，而且是推进社会进步、深化改革的动力。国家应该对这些人严厉制裁，以平民愤。
七、要高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但不要搞“民粹主义”
处理好收入分配关系，协调收入分配的过大差距，实现贫富和谐，关键是要解决好社会弱势阶层的过低收入和贫困状况。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任务，客观上都要求我们应当高度关注社会弱势阶层。同情社会弱势阶层，为社会弱势阶层鼓与呼，是社会公众一般的心理趋向，也是中华民族自古具有人文关怀优良传统的表现。但高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要谨防“民粹主义”倾向。
民粹主义（Populism，也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俄国出现的一种影响较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其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运动和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和最终目标；极端强调平民的利益、意见、公决、创制权；一切为了平民，一切通过平民。对这些民粹主义思想和价值观，列宁曾经予以了尖锐和严厉的评判。这里在分析收入分配关系中借用“民粹主义”的概念，是指反对收入分配差距、绝对“妖魔化”富人、否定市场竞争、崇尚平均主义等逆市场机制的思潮。
实现贫富和谐的目标必须把握好两点：一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原则，这客观上要求个人收入的增长，首先来自生产和市场领域符合效率原则初次分配；其次是收入分配的机会均等原则，而机会均等原则首先是市场竞争机会的均等，绝不能把国家政策和经济体制建立在结果公平的基点上。只有牢牢把握这两个原则，才能确保财富持续充分涌流的源泉永不衰竭。如果国家政策过度向低收入阶层倾斜，让“怀弱”成为“民粹主义”，让全体人民都完全“平等”起来，必然会影响经济效率，减少财富增长，最终不利于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
八、调节收入分配，构建贫富和谐的制度建设
调节收入分配，实现贫富和谐，首先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有大的作为。而政府要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不能“东按葫芦西按瓢，眉毛胡子一把抓”，首要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人跟着利益走，利益跟着制度走”的观点， 一个良好的、有效的制度不仅是推进生产力发展关键，也是解决财富分配、协调利益关系、促进贫富和谐的关键。这就要全力打造全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利益表达的机制，利益的谈判和博弈机制，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等。从我国现实存在的严峻问题来看，首先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要为解决官民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解决腐败和廉政问题，从而在民众思想深处消除“仇官”心理（实际上是“仇腐”心理）；二是从制度上解决各级官员的勤政问题，真正为民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带来看的见的利益。
第二个方面是要为解决城乡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使社会主义农新村建设真正取得实效；二是从制度上打破城乡壁垒，促进农村人口平稳有效地向非农城市转移。
第三个方面是要为解决行业间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着力解决行业垄断问题，切实打破行业间的收入分配不公。
第四个方面是为解决劳资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逐步提高劳工最低工资保障线和强化对高收入的税收监管，从制度上解决劳资收入过分悬殊问题，从而在劳工思想深处消除“仇富”心理；二是完善工会制度，加大工会工作的力度，从制度上解决劳资的对话和劳工的利益表达机制；三是鼓励和提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努力促进劳资和谐。
第五个方面是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的积累，加速和加大力度在全社会建立普遍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第六个方面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捐赠制度，让有钱人广泛地、自觉地参与到构建贫富和谐的工作中来。
通过这一系列与收入分配有关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一方面，使“贫有保底”，即在生死、吃、喝、拉、撒等方面没有忧虑，从而“贫而不穷”、使其能够“笃善其身”；使富者遵守各种社会规则，具有博爱和人文主义思想，长期坚持不懈地履行社会责任，多行善举，关爱社会弱势群体，从而降低、平抑和化解社会矛盾。只要这些做到了，贫富同舟共济，促进社会和谐，不仅是必须做到的，也是能够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