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已知
河是要过的，怎么过不知道，于是要摸石头。要不要说清楚这个河是什么，不一定。为了某种原因不一定说清楚，但是我知道我要到一个彼岸去。
如果说，过去的一些说法都是过渡性的，那么，30年之后的今天至少要明确，我们就是要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基本的制度规则。
一般制度由哪些构成？ 一般说法是一个激励机制，一个约束机制，然后一套规则。制度是什么？它是一套约束人们行为、调节人们利益关系的一套行为方式的规则。有什么制度？正式的制度，有文字、需要强制执行的制度，还有非正式的，通过文化等等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行为约束等等。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苏联东欧改革，出现了历史上没有过的现象：人们是要从一个已经存在的计划经济向另一个已经存在了的制度——市场经济变迁。这时的制度变革是一个目标已知的变革——市场经济对人们来说是已知的。由此产生了转轨经济学。
当时的苏联东欧很明确，就是300天、500天我要回到欧洲去 （现在东欧用的词也是要回到欧洲去），就是要把自己的制度变成欧洲、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欧美的经济顾问们都到苏联东欧去给他们出了各种方案，300天、500天转轨，目标非常明确，这儿一个轨，那儿一个轨，你转过去。
起初，中国知道不知道改革的目标呢？一般的说法是，中国不知道。如果中国不知道这个目标，那么中国的问题就不是一个转轨问题，而是制度变迁问题。
仔细想想，我们知道不知道。改革初期，经济学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工夫研究体制改革目标的问题，研究到最后，都是做了很大的妥协。从官方文件看，最早的转轨目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提出，当时的正式提法是向“计划经济与商品要素相结合”，大概这么一个目标转轨。但把这三十年的全过程仔细想一想，哪一步改革，包括领导人，包括学者，不是要把香港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国欧洲怎么搞的拿来借鉴？然后，你一定不可能一步实现这个东西，你就做很多妥协、很多变动。但是你每一步都在参照，下一步又出了问题了（转轨的过程如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会出现很多中间形式，中间形式每一步往前走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每遇到新的问题又是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参照。
每一次学者研究的时候，领导人前三个问题里面其中一个问题一定是：别人怎么搞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搞的？国际规则是什么？你一下子实现不了，就说明你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转轨，但是转轨的每一步它的目标其实是有意识无意识的存在。你的参照系是存在的，是已知的。你的信息可能不一定完全，但你多少是知道一些的。
然后再想想经典的语录“摸着石头过河”。河是要过的，怎么过不知道，于是要摸石头，但过河这件事是明确的。要不要说清楚这个河是什么，不一定。为了某种原因不一定说清楚，但是我知道我要到一个彼岸去。我知道我的体制不行，我看到世界上另一种体制的效率比我好，我要向它学，要向那个彼岸过去，这一点其实是知道的。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过河实际上已经是说明了目标是已知的，只是路径不知道。
如果说，过去的一些说法都是过渡性的，那么，30年之后的今天至少要明确，我们就是要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基本的制度规则。
我们可以有我们的中国特色，有过去的文化、历史，有中国特殊的关于制度的一些文化、概念，我们在历史长河当中会保留下来，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本制度（产权关系、法制、政治上的制衡和利益集团的参与）。形式可以是多样的，但是基本的制度要素必须要有——既然要转轨，就要真正在一些基本的制度问题上实现这个转轨。
在既得利益的约束下改革
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就是中国经验。改革最重要是增量，只要开始增量，开始出现新体制，一定会逐步代替旧体制，最重要不是怎么改旧的东西，而是赶紧发展新体制。
补偿确实能够消除一部分利益冲突，会减少一部分利益的阻力，但有一些利益冲突是无法通过补偿来消除的。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不是时间快慢问题，而是对待既得利益的不同方法。就建立新体制而言，激进改革不一定就快。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当中，中间的任何一种制度形式都是不协调、不稳定的，你会发现人人对它都不满意。只要新的利益集团不构成大多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在政治上就一定是必然的。
明确了这三十年是一个转轨过程，假定知道起点、知道转向何处，需要研究的就是过程了。可以发现，转轨通常遇到两类问题，第一类是不愿意改，或者改不动；第二类是不会改，一改就乱了，不知道怎么改。用经济学语言说，转轨过程，实际是在旧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的约束和信息不完全的约束下向着一个已知的制度变迁的过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受两方面条件约束。一方面是旧体制的约束，旧体制怎么约束呢？通过旧体制形成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形成阻力。第二方面，每走一步都把别人的东西拿来看看，各种制度之间的关系，人们知识不足，必然产生一些混乱，这就是信息不完全的约束。
现在，通常说“解放思想”——既定意识形态阻碍了改革，要改革就要解放思想，这是大家三十年来一直说的话。
意识形态在制度经济学里是一个相对独立、但对制度有决定影响的因素。诺斯等人分析，意识形态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它可以使人们计算自己利益时更加无私，为新的制度而奋斗。为新的制度奋斗的革命者、创新者，更少考虑自己物质的利益，他想得更多的是原则、正义、道德，是社会的公正——因为制度是公共品，它不是私人消费，它是全社会的人都要消费的。
但是中国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强的国家，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从来没有过宗教统治，从来没有因为宗教而发起战争。在中国，严格说来，要用意识形态的阻碍来说明改革阻力，其实不是很有说服力，不如苏联、东欧有说服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苏联长期不能搞经济改革，因为政治上它没有一个说法，经济上动不了。中国没关系，原则放在那儿，该干什么我可以变通，解放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变通过程。
对于中国，更重要的问题是：旧制度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成为了新制度产生和发展的阻力和障碍。制度就是一套利益分配的方法，改了这个制度就是改了利益分配格局。制度转轨的根本内容是改变人们的利益关系，调整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有利益集团受损失，有利益集团获利，所以我们会看到支持改革的集团和反对改革的集团。
改革是一个非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就是使至少一个人受益，而没有人受损。改革不可能没有人受损，因此不可能是帕累托改进（很多人把这个概念搞混了）。过去三十年的问题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非帕累托改进，是利益集团直接冲突的过程，不能靠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实现帕累托改进。因此，改革当中充满了冲突，有时候还充满了一些强制。
经济学历来有一个补偿理论。受益的人给受损的人一点补偿，从改革红利中、从转轨的效率改进所获得的新的利益当中拿出一部分补给那些利益受损的人不就好了吗？我们历史上也确实用了很多补偿的办法，比如价格改革时出现的“副食补助”，比如对下岗工人的补偿。
补偿确实能够消除一部分利益冲突，会减少一部分利益的阻力，但是解决不了全部的问题。有一些利益冲突是无法通过补偿来消除的：第一，特权阶层无法补偿。假如你过去属于特权阶层，改革后，你的绝对收入可能没有改变，甚至可能还提高了，但是相对收入下降了，你的社会感受低了，这无法补偿。
第二，如果补偿就是等于旧体制恢复的话，这个也没有办法补偿。比如说过去只拿钱不干活，现在，还是同样的不干活，也补那么多钱，相当于体制没有变，但不干活钱一定会少下去，这时候收益相对少了，他一定是痛苦得多，这个阻力也消除不了。
第三，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是补偿不了的。比如意识形态改变了，他所信仰的一些东西在现实中变化了，这种精神上的东西无法用物质来补偿。
还有，比如说改革红利，改革的利益往往不是短期能够获得的，短期内改革往往只是付出成本。最初改革的时候会有些混乱，出现巨大的成本，经济甚至都可能下滑。苏联东欧更是这样，它最初几年经历的是整个经济的下滑、衰退、人的收入下降等等。改革的收益往往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真正体现出来。这时候就会出现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冲突的问题，这时候没有办法补偿，你没有办法用未来收益补偿现在。
当年曾讨论过改革贷款问题。一个国家改革能够从国际上获得贷款，先贷款发着工资，保证现在的利益，将来有了改革红利以后再还这个贷款。当时论证世界银行要给改革国家贷款，但是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靠贷款来解决问题。因此，短期利益带来很大的改革阻碍，这无法消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老年人容易保守、容易反对改革，而年轻人支持改革——年轻人看得见未来改革红利，老年人可能看不见了。
北大一位学者姚洋正在写一本书，要解释中国为什么改革能够成功。他用奥尔森的一个概念，有一种政府叫“中性政府”，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工作，而是为了全民的利益工作。现实当中任何政府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在里面，包括要当选、要长期执政，更私人化的话，要加上自己的亲戚朋友和个人利益在里面。他解释，如果中性政府存在，可以更容易地实现变革，更容易以全民的利益为目标而实现体制转轨。
和其他国家比较，真正的问题不是改革中的政府是否“中性”，而是政府是否能够克服一些短期利益，保证长期利益的目标，政客或政治家们有任期，一种政治体制如果能够使他们克服短期的眼光，追求一些长远的利益，这样就可以克服转轨过程当中的一些阻力，能够使这个制度更少一些短期的扭曲，不使因为短期的利益而阻碍了长期的发展。转轨的初期，往往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去追求一个长远的利益，是否形成一种机制或者一种政治制度，使得这种长期利益得以最大化。
从利益关系的处理上，对付改革的阻力有两种方法，激进的改革和渐进的改革，这是一个方法问题，不是时间快慢问题。激进的改革，基本的方法就是不顾既得利益的存在，强制地推行（也许给一点补偿），尽管社会要发生冲突，尽管很多人不满，但是也要推进这个改革。而渐进的改革不是一下子转轨，而是搞逐步的并轨，搞一些中间形态适当照顾既得利益，使既得利益不是一下子消除，而是逐步的转轨。后者就是中国典型的转轨方式。
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这就是中国经验。最早是价格双轨制，保留原有的老价格，新开自由市场一轨，新量按市场供求，老的买那个量还是凭本、票。也就是增量改革，存量让它在旧体制的过程中逐步消亡，让它保留旧体制，用一代人的过程或者一定时间让它逐步消亡，增量开始形成新体制。
改革最重要是增量，只要开始增量，开始出现新体制，一定会逐步代替旧体制，最重要不是怎么改旧的东西，而是赶紧发展新体制，赶紧发展新的要素。新的体制，新的要素一开始都很小，但是只要它优越，它就会长大起来。改革最重要的不是旧体制的毁灭，旧体制毁灭一个晚上就可以实现，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是新体制的建立。
对中国来讲，渐进式的办法，增量改革的办法，除了每个体制的改革都是增量，还在区域方面有增量改革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特区，这些先行先试的地区，在区域上形成了一种增量，使旧的体制逐步得以突破。
渐进的体制改革，会形成中间过渡形式，它的改革过程会相当长。但如果说时间长短的话，激进改革不一定就短——尽管打破旧体制的速度比较快，但是新体制建立的过程仍然会很长。任何一个新体制的建立都是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有一种中间形式，都会出现一个问题：改革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出现新的利益集团，它们会阻碍改革的推进？
最典型是所谓腐败问题，在每一个双轨制当中，都有许多人获利，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各种中间形式下，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形下，旧体制没有打破，就有各种腐败的问题出现。这当中出现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否会成为改革的阻力？这是这三十年来大家不断在问、不断在讨论、不断在批判的问题。
首先要认定，每一个制度变迁转轨的阶段、每一种中间形态的制度，都会形成一些新的利益集团。但是一个基本的理论思考是：首先，目标制度优于原有制度；其次，如科尔奈所说，计划经济是一种自我稳定、自我协调的机制，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自我稳定、自我协调的机制，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当中，中间的任何一种制度形式都是不协调、不稳定的，你会发现人人对它都不满意。
我提出一个概念，叫作“改革焦虑症”。海归们、国际顾问们会说，转轨过程中形成的制度有这个缺陷那个缺陷，不符合教科书上的定义。从旧体制里过来的人则认为，新体制又打破了我的利益，我不满意。至于多数人，即使成为当时的既得利益者，也会认为，如果这个再改了，我的利益现在是过渡性、暂时性的，怎么都得再改改，把利益稳定住，这样最好。
谁对它都不满意，它无法达到一个均衡的稳定状态，因此，它一定会继续再变下去。这样，新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定不会是多数性的利益集团。而且，旧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时候不会跟新的既得利益集团联合起来阻碍改革了，它们反倒会跟那些继续想改革这个制度的利益集团联合起来，反对新体制下形成的利益集团。只要新的利益集团不构成大多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在政治上就一定是必然的。
目标比起点优越，意味着改革不会向原点逆转，它会继续往前变。尽管中间可能出现一些反复，但是人们知道退回去不是办法，因此，大家都对现在的制度不满意，都在批判现在的制度，但批判来批判去，争议来争议去，最后还得是往前走，继续朝河对岸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