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中国自主创新年会12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年会由经济日报社主办，主题为“世界经济变局 中国创新应对”。以下为中央党校经济学学部副主任韩保江的发言全文。
感谢崔主持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我作为一个学者，既不是政府官员，也不是企业家，作为一个第三者。这个第三者不是偷盗的第三者，也不是插足的第三者，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来讨论一下中国如何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我也想了一个题目叫“优化创新生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我讲这个创新生态，说到底，我想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的提升无非取决于三个层次的制度和文化建设。作为制度创新的核心层次，我觉得从一个国家来讲，如何去塑造和尊重自主创新的动力。
仔细去分析现代产业发展和现代企业的发展，它的自主创新动力源自何方？从实践和理论上无非是三个层次。一个是资本的驱动，没有一个创新不是资本背后驱动的结果。是由于创新带来的巨大的利益，诱致资本不断地投入创新，最终带来的是技术进步。因此，要想实现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必须要还原资本的本来面目。资本是丑陋的，资本又是可爱的。它丑陋，就是因为它追逐利润，有时候不择手段。它可爱，就是在健全健康的制度环境下，丑陋的资本可以变成创新的动力。
第二就是竞争。从产业形态来看，一个企业有没有创新能力，跟它拥有是不是充分竞争的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具有强大垄断力的企业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创新动力的源泉。只有在芸芸众生的中小企业当中，你死我活的环境里面，才能激发中小企业不断地推动创新，提供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所以说尊重竞争、创造充分竞争的环境是一个国家创新的重要外在前提。
第三，随着人类发展到现代，当资源环境，包括大气、土壤等等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之后，这个外在的约束条件促进企业、刺激企业，不得不创新。所以说，资本促使我要创新，竞争促使我必须创新，环境促使我不得不创新。这三个因素共同构建成一个国家创新的基本动力。
有了这样一个动力，能不能创新？我觉得还需要第二个层次的制度建设，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保障自主创新的体制环境。这个体制环境里面，我以为四个基本制度是必须的：一个就是必须承认知识产权的私有性。只有清晰地界定了知识产权的私有性，只是创新才有不竭的动力。为什么在计划体制条件下缺乏创新？就是因为我们经常自然不自然地用体制去剥夺知识创新的私有性。最近我也看到在两院院士当中争论很多的是，很多的国有企业的大老板，包括大学的校长，包括我们退休的部委级领导，都堂而皇之地走向了院士的舞台。他们当中不乏有创新的人，但是，他们有一部分人是巧夺了自己的课题组很多人创新的成果。我前一段时间遇到一个企业家，他突然告诉我他成为院士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成为院士。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如果不尊重原始的创造者，借着官位、特权、权力、出资等等，就可以剽窃创新的成果，这个国家不可能有创新。所以说尊重创新的私有权是保证创新原动力的制度前提。
二是要有一个自主创新的体系。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题，产学研相结合的一套创新体系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不断推进创新的平台。在这个平台里面，什么才叫创新？我觉得满足市场需求的才叫创新。为什么众多产品不能成为真正的创新？为什么众多创新的产品只有少数人鼓掌，并没有多数人喝彩？原因就是我们从来没有以市场为导向。我们往往以政治为导向，我们以领导的指示为导向，甚至以某个号召为导向。这样一种创新必然使创新偏离了创新原有的领域，尊重市场是创新的境地。
尊重市场，依托谁来创新？过去我们依托的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应该说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是重要的创新主体，但如果创新资源不能向企业集中，你的创新必然是在一片喝彩当中没有效果、没有效益。我是高校来的，我知道高校的创新体系里有个别的导向不好，为什么呢？我想职称是很重要的。我们最近刚刚评完职称，我就发现副教授评教授的成果水平是最高的。讲师评副教授的水平比副教授评教授还要高，为什么？就是因为当一个学校人当了教授，甚至当了博导之后，理性的讲，他今年30岁当了教授，基本上看到他60岁之后的生活，没了动力，没了创新的诱惑。这种职称导向的创新不可能引导人持之以恒，不断地创新。
科研院所呢？恐怕又以科研院所的评价机制，评奖，拿到各种各样的称号，最后获得个院士，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当院士？因为院士有VIP待遇。如果你的创新资源都往行政官员这种官本位的引导去导向，不能以市场为导向，向企业领域集中，这个国家大量的优质资源、优质人才必然向这个领域集中。现在可以看到高等学校的毕业生没有人愿意到企业，愿意到研究机构，愿意到大学，甚至愿意当官，都是因为这个导向。我们怎么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让真正创新的资源向企业集中，这个关系到中国能不能使创新力变成生产力的问题。
第三个制度就是有没有一套风险投资的体制和服务于创新的资本市场。创新有风险，但这个风险由谁承担？现在大量的现象看到创新风险是你创新者的，成绩是我领导的。出了问题，你担责任，出了成绩我来炫耀。这样一种体制机制，不可能以社会为主体。我们研究规律，研究美国的创新文化，为什么天使投资与创新者分担风险，你用知识产权来分享利润，成功是大家的，失败是我的，是这样一种投资体制，诱致大量的年轻人敢于创新、敢于思考。所以一个社会没有资本市场，没有天使基金的支撑，没有人分担风险，不可能创新。
第四，要有一套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创新是自私的劳动，创新需要有回报。创新需要雷锋，但创新更需要有持续的动力。而这个持续动力靠什么？靠国家对知识产权严格而有效的保护。如果一个新产品、一个新品牌，出来以后没有几天就被别人假冒，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有持续的创新动力。我一辈子愿意当傻子，我想当傻子，但我不愿意一辈子被别人欺负。这是很重要的制度机制。所以我们要想建立真正的创新体制，必须要有比其他国家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把它上升到国策的层面，才能有一个真正创新的国度。
第三，创新者的文化。从教育环境来看，无论是大学老师、研究生，还是小学老师，都喜欢一个东西，就是乖孩子。乖孩子现象是我们教育追逐的一个最终目的。我们不喜欢出类拔萃，我们更不喜欢标新立异。因此，乖孩子现象扼杀了孩子在年轻时期那种异样的、发自自己荷尔蒙的与众不同。我们这个社会不允许荷尔蒙式的与众不同。我们希望本分，我们不仅要求三好学生，还要求五好学生。一句话，就是好孩子是我们教育的目标。但是，我告诉大家，好孩子不一定是优秀的，更不一定是有创新力的，换句话说不是寻求标新立异的孩子。
二是我们有一个不合理的选人体制。我们选择人，不是选人之长，恰恰抓人之短。最近我们市的纪委书记到党校来学习，他跟我讲，他说韩教授，我今天突然扬眉吐气。我说你为什么扬眉吐气？他说现在在一个部门班子里面，叫书记的人不多了。过去副书记、第一书记有很多，现在真正喊的，张口叫书记的，就三个人，假如县里面，县委书记肯定叫书记，县长都不叫副书记，叫县长，还有一个副书记就是纪委书记。现在真正叫书记的就三个人。他说在这三个人里面，我决定谁上，我不起什么作用。但是，我决定谁下。因为我抓住他的短。当某某书记决定要用张三，我就从兜儿里掏出一个信封，我就说我刚接到这个人的匿名信，还没有打开，基本上这个人就废掉了。让一个人因为短处而天天惶恐不安的时候，谁去创新？我以为创新的人都会有短处。没有短处的人也创新不了。如果社会鼓励一种敢于犯错误、敢于失败，甚至敢于有短处，这恐怕在我们这个选人的制度里面还没有。
第三，我们有一个不合理的用人机制。年纪轻轻，成了人才，还有点本事，在这个队伍里混几年，潜规则就像球磨机一样，把人的棱角基本上磨没了。人才出来之后，由于球磨机现象，把他的棱角磨平，也没了创新。
第四就是宽容文化。自古改革者没有好下场，创新者没有好结局。如果我们不创造一个宽容失败、容人短处的文化环境，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一句话，自主创新能力来自宽容的创新生态。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