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6月10日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平民百姓受苦遭罪是实话。迷途当返，做错了事当然要总结，以免重蹈覆辙。但想不到的是，人们竟会把矛头直指经济学家。今年早些时候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新自由主义是全球金融危机祸首。而上网搜索，对经济学家的批评铺天盖地。上月赴美参加“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学术会议，美方主题发言人费能文(James.Feinrman)教授也说，新自由主义对金融危机难辞其咎。

究竟是怎么回事？曾几何时，新自由主义一度如日中天，然而风水轮流转，今天又千夫所指成了众矢之的。难道真的是它给全球经济闯下了大祸？借这次赴美开会的机会，我拜访了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高盛、花旗集团等多家机构。一路访下来，大家说东说西，莫衷一是。不过那天与刚卸任的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先生共进晚餐，他的观点倒明确，认为发生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无干，并对奥巴马政府当下的贸保政策表示忧虑。

还是说我的观点吧。美国此次发生金融危机，我的看法，根本原因还在政府监管缺位。有人说，金融危机是源自人的贪婪，这样解释不能算错，人类不贪婪，天下当然太平。但贪婪一定会导致危机吗？我看未必。请问，资本主义何时不曾贪婪？若说贪婪导致危机，那岂不是危机无时无之？可事实并非如此。近百年来，西方大的危机不过就两次。其实，只要政府对逐利行为予以规范，立规矩，惩处严明，经济秩序当可井然。

是的，这回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说到底还是缺规矩、或是规矩不严。若果说银行放次贷是玩火，那么金融的杠杆操作则是火上浇油。比如一家投行本来自有资本仅1个亿，却可借到银行30亿；而保险公司居然还肯为其提供保险。这当然不是保险公司傻，因为它还可将保单卖掉。就这样，风险不断被放大，而政府却视而不见。终于有一天，投行出险，贷款还不上，结果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损俱损，保险公司赔不起，而银行也就厄运难逃。

我至今不清楚的是，金融危机明明是政府的过失，可人们为何一定让新自由主义出来背黑锅？研读经济学数十年，不敢说对新自由主义了如指掌，但有代表性的著作倒是读过一些。至少我未见那位经济学家完全反对政府干预，他们反对的不过是政府的过度干预。新自由主义的掌门人弗里德曼在那本著名的《自由选择》中曾白纸黑字写得明白：政府的职责是“国家安全、社会公正、公共管理与救济贫民”。显然，经济秩序事关国家安全与社会公正。对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政府怎能不闻不问呢？政府不作为，与新自由主义有何关系？

其实，经济学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历来就无足轻重。不是吗？当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力主国家干预经济，于是人很容易把凯恩斯与罗斯福新政联系在一起。殊不知，罗斯福推行新政始于1933年，而凯恩斯的“通论”1936年才出版。相隔三年，是凯恩斯影响了罗斯福吗？当然不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胀，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说西方政府治理滞胀借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没有错。但要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几大巨头从未进入政府决策层，而弗里德曼本人连政府顾问都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经济学家不过是药师，没有处方权，只告诉你什么药能医什么病。至于该吃什么药，最后开药方的还是政府。这样看，说经济学家误导了政府，不是高看了经济学家，就是低估了政府的智商。

举几个例子吧。众所周知，弗里德曼历来反对“通胀”，为稳定物价与减少经济波动，他主张政府执行“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这是说，政府只需守住货币供应增长与经济增长(含劳动力增长)之间的平衡，大可不必动用“利息、贴现率与存款准备金率”等去频繁干预经济。可事实呢？这三大政策工具却被政府用起来如家常便饭。再有，弗里德曼关于扶贫曾提出“负所得税方案”；关于对付通胀曾提出收入指数化构想；关于资助教育曾主张推行学券制。对这些重要的构想与建议，政府又何曾采纳过呢？

回顾学说史，经济学的任何一派学说，其实都与她所处的时代分不开。假若说凯恩斯主义是大萧条的产儿；那么新自由主义则是“滞胀”的产物。最近突发奇想，面对滞胀，当年要是没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美国政府会怎样做？我想政府照样会减少财赤，照样会控制通胀。想想吧，1933年凯恩斯主义并未出笼，罗斯福不照样推行新政吗？上世纪70年代美国已债台高筑，而政府刺激经济的办法又难以为继，通胀高企，故政府非改弦易张不可。而新自由主义的出现，不过是替政府给出某种理论印证而已。

最后澄清一句。国内不少读者以为，新自由主义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化，这样理解纯属望文生义，大错特错。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学的一大流派，一是与凯恩斯主义对立；二是与亚当.斯密旧自由主义对应，与政治毫无瓜葛。可令人不解的是，不知为何国内总有学者将其政治化，似乎反凯恩斯主义就是反社会主义；借鉴新自由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如此上纲上线，岂不让人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