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注定不会平淡，甚至可能不乏轮回的宿命。
近日，一张在微博上几小时内转发过万的照片搅动各路人士神经。照片的主角不是明星八卦，而是湛江市市长王中丙。媒体在照片介绍中写道，他在国家发改委门前“难抑激动亲吻批复文件”——当天，也就是5月27日下午，中国发改委正式核准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动工建设。 
湛江钢铁并不是个案，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正在启动，首钢迁钢项目、广西防城港钢铁基地项都在近期获批。种种迹象表明，近期项目上马速度正在加快。有媒体根据中国发改委网站的信息统计，5月21日就有超过100个项目获批，超过前20天总和。
相关板块股票闻风而舞，而银行相关领域的信贷也开始有松动迹象。各家投行开始预期新一轮刺激的可能性，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甚至直接宣称，中国为应对经济放缓而出台的刺激措施规模可能将高达二万亿元，也就是2008年“四万亿”的一半。
不过，湛江这位“父母官”的表情并未在网友中激起广泛共鸣。有人直接斥之为 “丑陋的表情”，也有人质疑，为什么在钢铁过剩情况下，还要继续上马项目。种种对于照片的感叹背后，暗示了对于“四万亿”的集体不安。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内忧外患，催生了 2009年中国“四万亿”刺激计划。这一轮大手笔刺激虽然使得中国经济“保八”成功，但复苏代价不菲：不仅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失衡现象，导致新一轮“国进民退”，而且加重了居民收入不均情况，通胀间接掠夺了不少中下阶层的收入。目前人人诟病的“货币超发”，其直接推手在于财政刺激计划，而并非所谓的中央银行滥发货币（具体参见《一个四万亿就够了》）。
“四万亿”的不良经济后果，要完全显现及消化，还需要相当的时间。对此各界不乏共识与反思，最近一两年对于“放松”也颇多忌惮。但到经济周期转折时刻，政策风向又开始有所变化。
中国总理温家宝近日表示，要“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货膨胀预期三者的关系，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虽然这一叙述与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稳增长，调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看来大同小异，但是市场还是从中读出了对放松与刺激的微妙权衡。
回顾中国经济，这个5月并不美好。虽然今年中国经济从年初就宣布不再“保八”，但第一个季度GDP增速下滑到8.1%时，却又令人大跌眼镜。随后，4月发电量以及进出口数据双双下滑，再加上银行信贷与货运量放缓，中国经济步入下行周期的信号明显。
从中国经济的构成来看，“三驾马车”之中，外需因欧美经济下行收缩，内需虽有增长，但无法弥补外需之缺，目前看来，唯一可以依赖的，似乎唯有“投资”这匹中国政府惯用的“轻车熟马”。
如此看来，新一轮“四万亿”真的无法避免么？显然不是。中国仍旧需要投资，但政府投资应该退位。以往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已被证明效率低下，目前正在不断展期的地方债即是明证。根据中国国家审计署2011年报告，当前地方政府债务达到10.7万亿，占GDP比例看似不高，但如果加上各级负债，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例应该超过7成，加上今明两年将迎来偿付高峰，目前唯有展期应对还本付息压力。
以往投资中由政府与国有经济为主的方式必须改变。如果能够以民间作为投资主体，将促成经济结构的真正转型；未来出口与消费的进一步改观，也依赖于民间经济的活力。
经济的长远增长实力，依赖于优秀的民间企业的竞争力与创新力。也正因此，稳民企，才是“稳经济”的长远之策。稳定民间经济活力，需要经济体制的突破，简单重申“36条”不足以撼动当前利益格局。
首先还是应从金融领域做起。和诸多后发国家一样，中国长期处于金融压抑之中。银行信贷等金融资源成为体制内的垄断红利，被瓜分一空。一方面中国诸多民营企业被绝缘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另一方面广大居民又饱受负利率之苦。如果能够以金融改革促进融资环境，一方面可以极大改进民企生存状况，另一方面也是对于储户“变相掠夺”的遏制。
为什么政府主导投资的惯性难以改变？官员也是理性人，其行为决策由制度激励所构成，在一个唯GDP论的考核指标之下，“预算软约束”无处不在。只要中央政府财政略有放松，体制内个体（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地方政府）必然竭尽全力从中分羹，突击项目、短期花钱。
这样的做法，不仅能够提升官员个人政绩，也可以为当地经济短期内带来成效，而企业道德风险、银行呆账等等问题则被置之身后。在这个有强大封闭性与自我运行效率的系统之中，能拉来项目的“父母官”或许才是称职的官员，无论对上还是对下。
回到湛江的例子，近700亿元钢铁项目获批，这对于当地经济及就业的拉动可想而知，将万千网民情绪归咎一人，并不公允。从该市长主笔的一篇《湛江钢铁湛江梦》短文可看出，该项目得来不易，历时三十年，数次上报，难怪他在从北京回湛江的飞机上动情写下：“十年好事多磨，三十年梦想成真。面对湛江700多万父老乡亲，面对东海岛上万搬迁村民，几年来压在心中的那块巨石终于放下了！终于……！”
这就是制度的作用。惯性的力量如此强大，裹挟一切个体；经济发展亦有其路径依赖，中国经济一次又一次走上政府投资主导路径，也是基于同样原因。
补充阅读：
徐瑾：一个四万亿就够了
（2011年12月12日）
又是一个内忧外患之年，又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时。
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是中国政府则力图把计划拟定在变化之前。这一会议可谓极具中国特色的安排之一，按照惯例往往在每年11月末12月初召开，也被认为官方对当前经济形势立场以及来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权威风向标。
也正因此，每年“定调”的文本也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中文的精妙发挥到极致。从最近几年来看，2005年宣称“继续搞好宏观调控”、2006年希望“经济继续又好又快发展” 、2007年改为“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2008年调整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2009年则变成“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10年则幻化为“稳经济、调结构、控通胀”——也正因此，根据媒体报道，有官员曾索性建议把明年政策基调定为 “稳物价、促增长、调结构、保民生”。
来回变化的文字迷津之中，各路人士纷纷精心揣摩，试图给出一番解释。不过，今年有所不同，一方面经济会议召开时间有所延后，引发了对于经济形势共识的猜测；另一方面，今年“定调”悬念似乎较早掀开，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了明年宏观调控两大要点：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
求稳在市场预期之中，“稳健”一词则耐人寻味。从历史经验来看，无论实际政策力度“紧”还是“松”，都被冠之以“稳健”之名，就像政策风向是否逆转，往往统一为“微调”。
在“既要”“又要”之类的主观表达背后，难以扭曲经济的本身逻辑。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结构调整等等目标往往存在彼此掣肘矛盾之处，如何权衡费人思量，往往导致排在首位的目标更令人注意。其中，真正令人印象深刻是2008定调的“保增长”。是年，面对面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伴随着中央财政的四万亿大手笔，中国GDP增速终于“保八”成功。
如何评价四万亿，这将是未来数年中国各界难以回避的话题之一。支持方往往认为这一政策抵御了金融危机、保证了经济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但是，这“看得见”的成功的背后并非没有“看不见”的代价，须知每一项政策推出，除了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更伴随着中长期的潜在效应。
笔者认为，当前看来，四万亿有三大弊端难以回避。首先，这一政策使得过去两年中国经济饱受通胀之苦，直到最近官方CPI才跌至5%之下。通货膨胀，本质就是政府掠夺私人财产一种合法手段，隐秘而恶劣。在当前负利率以及投资渠道匮乏的格局之下，更是一种财富的逆向再分配：不少家庭财产以及民间财富因此缩水，在官方低利率之下，每年银行存款中暗含的通货膨胀税就超过万亿；其次，这一政策导致了大量“国进民退”行为，大量挤出民间资本。过去的天量信贷，更多低效率地分配给体制内势力，造就了一度风靡全国的地王等现象。
最后，这一政策最为致命的败笔，在于再次鼓励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资狂潮。政府计划看似只有四万亿，却以乘数效应撬动了地方政府不知凡几的“四万亿”，导致新一轮投资大跃进。前些年曾经有所收敛的地方政府债务情况，也因此彻底走向恶化。仅官方统计数据就高达10.7万亿，各级政府总负债保守估计将占中国GDP70%以上；进一步审视未来国有银行的坏账预期，其对于经济全局影响也令人战栗。
回头来看，既然要定调，那么眼下经济形势如何？如果说最复杂一年的老生常谈令人乏味，但经济处于下行周期应无异议。
从近期经济数据来看，喜忧不均。首先通胀情况有所缓解，下行趋势明显，11月CPI和PPI创下年底最低，同比涨幅为4.2%和2.7%，双双创下年内新低。其次，官方PMI滑落到50之下，工业同比增速回落至12.4%，这意味工业下滑趋势明显；第三，出口情况难以乐观，11月月进出口都继续减速，贸易顺差出现25亿美元下滑，出口同比增长13.8％，低于上月2.1个百分点。可以预计，伴随着欧洲情况恶化，明年出口下滑趋势将更为明显，届时数据将会更为难看。
最黑暗时刻显然尚未到来，2013年往往被视为中国经济最可能硬着陆的一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发布《201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1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 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继续有所回落，GDP增长率预计为8.9%。
众所周知，投资、出口和消费往往被视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长期以来不旺，如今出口因外围因素打压，中国经济如何避免在过度投资这条不归路上继续狂奔？笔者认为，当前最合适的政策组合，通过有纪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约束“闲不住的手”，同时激励“看不见的手”。
首先，应该通过财政政策为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潮降温。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尚无明确法律责任主体以及相关问责制，一着不慎往往容易成为全局性失灵。当务之急，必须将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圈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如何有效约束地方政府将是未来改革一大核心。
其次，则应该通过货币政策激发民间经济的活力。2010年充盈于耳的企业倒闭潮，比起2008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何在？真相或许在于，2008年信贷狂潮之后，而其后矫枉过正的非理性货币政策紧缩，更是将金融抑制发挥到极致。一方面存款准备金长期位居历史高位，另一方面官方利息却一直维持负利率，导致民间信贷四起。各地高利贷泡沫开始幻灭，无数民企即使能够熬过08年金融危机，却未必未能挺过今年这场经济严冬。
四万亿带来的诸多后果，使得民众往往闻宽松而心生厌恶。货币政策放松充满争议，一方面源于被视为通胀起源，另一方面也被解读为利益集团解套。
事实上，通胀的根本原因，不仅在货币发行，更在过度投资导致的货币自发派生。如果合理地约束财政政策，那么通胀并不会如同过去两年那样高企。进一步看，即使信贷再度宽松，其间大部分流向国有企业，但至少能够民间企业信贷能够得到增量，从中分羹已经足矣。当然，这一政策需要配合存款准备金的降低以及官方利息的提升，跌宕多时的利率市场化与开放金融垄断，也需适时提上议事日程，显然需要监管者的更多决心。
从大历史视角回溯，中国经济三十年为何高速增长？固然政府的作用不可磨灭，不少学者就提出中性政府一说，又或者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但是根源仍在于体制放权引发民间经济体活力。近期外界将中国发展模式称之为“竹子资本主义”：中国的高速发展，并非所谓“北京共识”的胜利，而是隐藏在官僚体制幕后的无数民间经济个体创造了“中国奇迹”。
长远来看，中国经济改革正行走在十字路口。以中国民间企业的企业家精神，足以使其在法治不健全、规则不完备的社会之中，也能野蛮生长，开辟出一方天地。关于经济结构调整，多年来一直呼吁由出口导向转化为消费导向，不仅其成败决定于民间企业之手，甚至中国经济的转型，或许亦维系此间。由此可见，所谓宏观调控芸芸，或许从来不是方向对错的问题，而是过多过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