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庞大的消费市场,是驱动我国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关键。为此,需要实施收入分配改革战略,重组要素分配格局,大力提高人力资本在收入分配中比重;建立完善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稳定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依托财税政策工具,催生收入分配改革体制机制创新,提高整体居民收入水平。
[关键词]创业型经济;收入分配;人力资本;财税政策
伴随着创业型经济时代的到来,引领、刺激以及膨胀消费,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庞大的消费市场,是驱动我国经济快速、持续增长关键。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投资额与投资率居高不下,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导致内需匮乏,是阻碍我经济战略转型、走向创业型经济的重要因素。单纯依靠短期的积极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拉动居民消费对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实施收入分配改革战略,重组要素分配格局,大力提高人力资本在收入分配中比重;建立完善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稳定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依托财税政策工具,催生收入分配改革体制机制创新,以提高整体居民收入水平,形成拉动内需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
一、实施收入分配调整 形成扩大内需的动力源泉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投资额与投资率居高不下,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导致内需匮乏,是阻碍我经济战略转型、走向创业型经济的重要因素。虽然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2239.1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149112.6亿元,增长了66倍,但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48.79%下降到2008年的35.32%,下降了38.14%,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居民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大约为美国70. 1%、日本52%、印度54.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1978年的899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109998.2亿元。
单纯依靠短期的积极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拉动居民消费对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在价格水平相对稳定情况下,收入水平是决定居民消费需求主要因素。但是我国自1978年以来,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率一直低于GDP 的增长速度,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我国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31上升到2008年的0.46,已经超过国际警戒0.4的水平。收入差距过大也是造成居民收入水平长期较难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收入差距扩大不仅主要体现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等方面,还体现在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内部群体性收入差距扩大上,以表1、表2反映的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为例,可以看出从1990年到2007年中国城镇收入明显向高收入阶层集中;1990年城镇最低收入阶层与最高收入阶层收入比为1:3.22,2007年为1:8.74。1990年,高收入和最高收入阶层的人口占调查家庭总人口的17.2%,他们获得的收入占调查户可支配总收入的26.8%。相反,占人口22.8%的低收入和最低收入阶层收入仅占调查户可支配总收入的14.3%。到2007年,占人口比重只有18%的高收入和最高收入阶层在总收入中所得到的份额高达38.1%,而处于低收入和最低收入阶层人口占22.4%,收入却降为8.7%。这意味着城市20%的人口获得的收入占总收入不足10%,而不到20%的人口获得了社会总收入的1/3以上[①]。
数据来源:贾晓宇.国民收入分配对内需的影响[J].辽宁经济,2009,09.
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是提高整体居民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也是拉动内需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经济学理论认为,消费是拉动经济持续、良性长期增长的“马车”。社会消费需求主要取决于居民消费的价格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在价格水平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国内需求水平与居民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即当居民收入提高时,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也会随着增加,企业为了满足社会的消费会增加加大投资,扩大厂房并雇佣更多的工人生产产品,最终使得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实现经济良性增长循环增长。但是,这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需要一定的收入分配制度与之相配合,如果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潜在消费需求因收入下降难以转化为现实需求,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二、重组要素分配格局 提高人力资本在收入分配中比重
创业型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因素与资本、技术结合,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创业型经济是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创业型经济是创新、创业活动密集的时代,科学技术始终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从企业层面来看,技术创新创业活动在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完整的企业资本必须要耦合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才能实现商业化。人力资本是企业资本增值的主要源泉。按要素分配理论也把人力资本列入“生产要素”行列,自从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舒尔茨、贝克尔等人提出人力资本理论,要素价值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人力资本参与收入分配始终是西方经济学主流。[②]当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经济全球化”、“知识智能化”、“贸易国家化”促使人才与技术成为各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成为参与分配的基本要素。
改革分配体制,提高劳动收入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据相关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劳动者的收入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7年之中下降11.7个百分点。其中,职工工资及福利总额占GDP的比重在15%~20%之间,而发达国家工薪阶层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多在54%~65%之间。劳动收入分配差距体现出我国收入分配体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因此,后危机时代,抓住分配体制改革契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方面,劳动者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增加劳动者技能学习,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提高自己的劳动报酬。另一方面,作为市场经济的维护者政府部门,完善市场机制,在保证经济正常增长和企业利润合理增长的基础上,不断调整确立工资指导线,建立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机制,使劳动报酬能够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合理的增加。
三、建立社会普遍服务体系 稳定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
社会普遍服务体系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在社会消费需求不振的背景下,政府致力于构建面向社会的普遍服务体系有利于稳定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建构刺激居民消费提升的基础。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的要义是指市场主体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全覆盖、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公共服务的社会公正性以及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首先,社会普遍服务体系提供了均等化的社会权利,即人们获得平等获取公共服务的权利。此外,纵观新兴国家崛起的战略历程,在国家脱离“贫困陷阱”后,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附近时,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经济社会矛盾集中爆发,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还处于徘徊、停滞不前阶段,没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对大国兴衰史进行国际比对不难看出,一些国家之所以难以跳跃“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原因在于缺乏支撑经济社会多元复合转型需要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当前,我国人均GDP已达到3600美元,构筑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势在必行。
构筑社会普遍服务体系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战略转型的基础平台。放眼世界,无论是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的英国,还是19世纪的德国、法国以及当今的美国,都相继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了主导或核心地位,引领和推动世界的进步。透视大国雄起史,其间蕴含着经济跃升、社会进步之规律,即构筑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为经济社会转型奠定坚实基础。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都凭借社会制度的改进促进其从二流国家跃升为一流国家。德国创立了市场经济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下,社会保障制度在保证市场自由竞争的同时,又采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校正由于市场自由竞争导致的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使竞争和经济增长的好处让全体人民都能享受,覆盖全体公民,使所有最低收入和无收入的人,都可以从国家那里得到住房和货币收入,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公平。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德国迅速崛起的社会基础。另外,英国推行民事制度、法国扩大公民参与权等使其成为一流国家。中国的和平崛起也需要跃升的社会制度平台,构筑社会普遍服务体系是必然的选择。
立足人文社会普遍服务体系,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保障民生平等。人文普遍服务是社会普遍服务体系的子系统。人文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主要解决民生的问题。保障社会发展的公平、公正与均衡稳定,防止陷人拉美陷阱。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人均GDP处于3000美元的振荡区,经济社会处在快速分化期。开始出现相对集中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失地农民、进城农民工、城市失业者。社会学理论研究表明,群体成员越多,其相应的社会活动能量也越大。当他们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心时,社会结构才能稳定平衡;如果他们处于社会结构的边缘并具有高能量时,就会出现所谓结构失衡。社会解体的风险也就越大。建立社会普遍服务机制,把起点相同,机会均等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给予弱势群体充分的教育和发展机会,使他们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处境,改善生存状态,保障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构建产业社会普遍服务体系,解决富而不强的问题。 产业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主要解决产业文明共享、创业生态培育、产业创新和企业价值导向的问题。解决我国富裕后如何强大,防范出现西班牙幻影,造成国家富而不强。所谓“西班牙幻影”是固有权力保障下的财富积累,既定技术文化条件下的商业模式的简单复制,原有社会结构和文化保持不变,缺乏技术创新动力和社会动态化发展能力。历史上有一个时期,全球黄金产量大约二百吨左右,西班牙一国就拥有超过百吨。大量的财富积累并没有催生新型商业模式一工业化,结果让英国一战击溃。“西班牙幻影”说明,只积累财富而没有进行相应的产业开级、政府创新、文化精进、社会进化,任何财富的拥有者都是昙花一现。
构建信息知识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保障社会低成本运行,培育社会资本积累机制。信息知识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主要解决知识和信息的集成、交易、扩散及国民普遍化享用问题。保障社会发展所需信息和知识的不断积累。信息知识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包括信息的社会普遍服务和知识的社会普遍服务和知情权的保障体系。信息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是社会低成本运行的祸合器。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是公共物品,相关行为主体有权获取应该得到相关的公开信息。科技的发展有助于扩大传播信息的网络覆盖面,使之得以迅速扩散,实现其价值。知识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形成社会资本积累的基石。知识是一种隐性的信息,知识本质上也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但因为存在着产权问题,在传播与扩散中会存在一定的阻碍。知识的社会普遍服务是指知识的扩散,知识虽然拥有产权,但是不能垄断,应该采取一定的补贴措施,扩散为社会所有。这种知识的普遍服务可以减少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形成良好的社会资本积累机制,营造人们共享知识和财富的氛围。知情权保障体系是公民寻求、接近、获取、传递和使用公共信息的制度保障机制。知情权的权利主体十分广泛,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经有关部门的同意也可以成为知情权的主体。知情权是一项集合性的权利,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权利主体对信息的获得、复制、传播、处理加工及司法请求等过程,涉及民事活动、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等各个方面。
四、依托财税政策工具 催生收入分配改革体制机制创新
财税政策工具是催生收入分配改革的灵敏杠杆。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比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劳动、人力资本在收入分配中比重较低,企业财富明显向资本倾斜。因此,提高劳动、人力资本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施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收入分配改革,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其次,在初次分配中,政府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农产品的生产、销售提供良好的水利、交通、交易场所以及制度方面的便利条件,提高农产品的销售量和销售额。加大政策刺激力度,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扩展最终消费规模。一是培育扩大和稳定中等收入阶层,提升他们的消费欲望,减少他们消费的后顾之忧,中国才能出现人数众多的稳定的消费主体。
以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为目标,实施收入分配改革战略。二战后,先发国家普遍实行了阶层重塑的社会政策调整,即通过政府的干预调整贫富差距,使财富向大多数人手里分配,营造一个在国民中占多数的中等收入阶层,即中产阶级,遏制“马太效应”,降低基尼系数。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的具体手段是包括建立包括完善的教育、社会保障社会普遍服务体系。以美国为例,中等收入阶层的塑造,持续为美国经济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总需求,对于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
二次分配领域,实施优化收入分配改革为中心的税制改革。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要随着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定期调整和浮动;增加个税征收前扣除项目,考虑增收遗产税和财产税等,对公民的财产存量征收税款。对奢侈品和高档品征收消费税,同时建立完善的个人身份与收入、财产、信用历史的统一信息纪录。此外,政府创新转移支付形式,增加对居民的转移支付。对低收入家庭可增加直接补贴,以缩小高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对于有投资需求但无资金支持的创业者,以培训基金或创业基金的形式转移给他们,以此来增加个人投资,并间接提高其未来收入,从而增加消费需求,大力发展创业型经济。
参考文献:
1.贾晓宇.国民收入分配对内需的影响[J].辽宁经济,2009,09.
2.王志丰. 人力资本参与收入分配:高校教师收入分配制度创新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08
3.王岚. 我国收入分配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分析[J].现代商业,2010,8
4.刘海莺.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我国内需的影响路径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10,05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