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7日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经验看，“二战”后许多国家经过努力，都先后从低收入国家成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但是，由于大多数国家在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的过程中，经济增长仍然依赖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这一上限，导致这些国家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即“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少数国家实现成功转型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96美元，按照2010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标准衡量，中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经济无疑还会增长，但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要看经济结构能否实现战略调整，社会结构能否顺利转型。
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社会结构转型，已经形成全民共识。但是，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中，从体制、政策等方面，都对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形成了极大的掣肘，不消除这些掣肘因素，中国恐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无可置疑，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等是国际公认的实现了成功跨越的国家和地区。而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印尼、菲律宾、泰国、南非等国家就一直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徘徊，究其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没有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和体制变革，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未能适应向高收入社会迈进的要求。
结构转型的国际压力
中国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转型是十分成功的。在低收入阶段，中国利用劳动力富裕、工资成本低的优势，积极吸引外资，以出口为导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基本消除了“双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当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中国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储蓄剩余和外汇剩余。
这一时期，中国利用“双剩余”促进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方面转换，能源原材料采掘、电力燃气生产、石油化工、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金属制品、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通讯设备及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得到快速发展。
在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中国储蓄率的大幅度上升、投资率的迅速提高、净出口率的不断增加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有力地支持了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方向的转换。
按照国际经验，当一国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必须打破原有增长机制的锁定，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社会结构转型，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社会结构转型，既面临着空前的国际压力，又面临着较难克服的国内体制和政策困境。
从国际压力看，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迫使中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世界金融危机之前，在世界供求格局和产业分工体系中，存在三种类型经济：一是以美欧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消费型国家；二是以中印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三是以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
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是靠金融扩张来支持赤字消费，它们出口高科技产品，然后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居民储蓄率低，依靠信贷消费。
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大于国内需求，生产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只能依赖出口。
但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原有供求关系被破，去杠杆化使得美欧等发达国家开始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政府缩减财政支出，居民压缩消费增加储蓄，由此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下降，这给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因为，中国配置了太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能，生产了太多发达国家现在减少甚至停止购买的产品。由此加大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压力。
另外，全球市场还在发生另外两个深度变化。
一方面，世界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为了重塑国家优势，纷纷实行再工业化，各国正在采取战略措施，大力支持本国发展新能源、生物、信息、航天航空等产业，鼓励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比如美国在2010年3月提出未来五年要将出口翻一番的专门战略，为此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增加高端产品出口。这对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会形成“高端挤压”效应。
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洪都拉斯、越南、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它们利用比中国更加低廉的土地资源和劳动成本，生产与中国相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口。
目前，在美欧国家市场上，到处是“MadeinChina”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正在打入这些市场。
新兴发展中国家替代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势头，就像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替代亚洲四小龙一样。
这种变化，对中国是一个严峻挑战，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受到了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端挤出”效应挑战。
国内转型面临的困境
面对美欧国家高端产业“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挤出”效应，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遇到了空前挑战。
可供中国选择的有两条战略途径：一是调整国内需求结构，培育有活力的国内消费市场；二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从低端向中高端转化，从外需导向转向内需导向型的产业结构。从这两条途径看，中国都面临着比较大的困境。
先从需求结构看，扩大内需特别是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关键是要大幅度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培育和构建中等收入群体，以此形成“消费型社会”。
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就必须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降低政府、企业和高收入者在国民收入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比重。但多年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成长、不利于扩大消费，而有利于储蓄和投资的变化趋势。
首先，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国民收入在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而城乡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连续下降。1995年－2010年，考虑到非预算收入，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占比重由24.25%上升到30.48%，企业所占比重由9.88%上升到15.82%，而居民所占比重从65.87%下降到53.35%。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格局有所加剧。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由61330.35亿元增加到83080.32亿元，名义增长率35.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27.1%，而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名义增长率分别为21.1%和24.3%。
在政府和企业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势必会将较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同时，当即期支出小于收入时，必然还会造成政府和企业储蓄快速增加。
1998年以来，财政和机关团体储蓄存款由3470.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91630亿元，增长了25.4倍，占全社会储蓄存款的比重由3.63%上升到12.76%；企业储蓄存款由32486.6亿元增加到244496亿元，增长了6.53倍，占全社会储蓄存款的比重由33.95%上升到34.04%。
这期间，尽管居民储蓄存款也大幅度增加了，但占全社会储蓄存款的比重却从55.8%下降到42.22%。也就是说，社会储蓄不断增长的贡献作用最大的是政府和企业。政府和企业储蓄快速增加，进一步增加了未来的潜在投资，加剧了中长期产能过剩的矛盾。
其次，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不断向高收入群体倾斜，不利于中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
以城镇居民收入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资料推算，2000年以来，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其中高收入户九年里收入增长了264.3%，中低到中高收入户增长了174.7%－209.7%，低收入户收入只增长了142.8%。
2000年到2009年，20%低收入户的居民收入占调查居民户总收入的比重由11.11%下降到8.78%，40%的中低和中等收入户的收入比重由34.35%下降到31.48%，而20%高收入户居民收入比重由31.86%上升到38.4%。
就是说，2009年城镇20%的高收入群体占有城镇总收入份额接近40%。农村内部群体收入结构变动与城镇基本类似。
2009年，40%的中高和高收入户收入占农村居民总收入比重高达63.02%，而60%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的居民收入比重只占36.98%。
收入的两极分化不利于中产阶层群体的形成，而依照国际经验，如果中产阶级人群不占大多数，经济发展就无法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
因此，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越高、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就越有利于增加社会储蓄，而不利于消费，只有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将低收入者越来越多地变为中等收入者，才能刺激消费增长。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让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上下已经形成共识。但关键是中国的收入分配体制出现了系统性问题,它从制度安排和分配渠道上阻碍了收入向居民进而向中低收入群体正常流动。
第一，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导致地方政府过多地占有公共权力、公共资源，千方百计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由此侵蚀了城乡居民的利益空间。
第二，在调节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关系上，中国既缺乏调节高收入者的制度安排和得力措施，从而导致富人少交税甚至不纳税，也缺乏“扩中、提低”的长效机制以及有效的政策，形成中低收入者增加收入渠道窄、机会少。
第三，在企业与劳动者关系上，为追求GDP和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往往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偏袒资本，实行“亲商不亲工”，加之由于法制不健全，工会职能缺位，工人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制度保障，使他们的工资、福利长期处于低水平的状态。
再次，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标准过低，覆盖面过小，不利于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增加消费。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主要是靠家庭保障，老百姓的储蓄有相当一部分是预防性储蓄，家庭储蓄率不断提高正是一种家庭预防性保障需求上升的必然结果。
什么时候建立健全了全社会性的社会保障，老百姓有所依靠，不需要存那么多钱，家庭储蓄就会减少，消费就会增加。虽然，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生、老、病、残、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但当前这种保障制度还难以对中低收入阶层起到有效保障作用。
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在城乡、地区甚至群体之间制度安排不统一。越是发达地区、大城市，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越高，而落后地区，社会保障覆盖面过小，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支持力度偏低、偏弱。
由此可见，调整三大需求结构，扩大消费需求，中国既面临着体制的系统性障碍，又面临着政策安排不到位的缺陷。只有加快对中国现行体制进行系统性改革，不断完善和落实政策，被压抑的社会消费需求才能得到释放，“消费型社会”结构才能建立起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
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转型，完全不同于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的转型，此时的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要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调整其发展战略，并采取综合性的对策思路。
首先，将经济增长速度降到合理区间，促进中国由高速、粗放型增长向均衡增长、可持续发展转变。显然，当年发达国家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模式不可复制，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道路也难以为继。长期以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过多地挤占了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使得中国很难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今后，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出口，过度依赖工业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当务之急是要下决心调低经济增长速度，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培养结构性增长动力，支持需求结构调整，实现由外需导向、生产型结构向内需导向、消费型结构转换；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发展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由以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支持资源要素结构配置和调整，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开发新技术，降低物耗、能耗和环境成本等方面，最终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转化；支持推进城镇化，实现社会结构向市民社会转型。
其次，要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培养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促进中国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无论是当前还是未来，扩大内需开拓国内消费市场，建立“消费型社会”，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
当前，拓展和扩大国内消费市场有三条途径：
一是大力培养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从日本、韩国的经验来看，它们在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之前，中产阶级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70%以上，而当前中国中产阶层占人口比重明显偏低，要将中国的中产阶层提升到70%以上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今后，必须加快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不断减少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要让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既快于政府和企业所得增长，又快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
应充分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给人民创造更多的增收机会，不断减少穷人群体，增加和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体，成为扩大内需、拉动社会消费的主要力量和稳定社会的中坚群体。
二是加快推进城镇化。如前所述，跨入高收入国家的第二个标志是城市化率超过70%。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只有49.68%，其中还包括2.2亿人未落户城镇的农民工，属于典型的城市化滞后型经济。
当前，如果要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消化过多的工业产能，就必须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同时，要提高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也需要农民进城集聚。同工业化相比，城镇化能创造需求，而工业化创造供给。
今后，要通过制度变迁尽快促进农民进城落户，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对扩大内需会产生两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农民转市民能带来巨量消费，另一方面会对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带来巨大需求。
今后五年到十年，中国城镇化的重点应该是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加强和完善这些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其人口承载能力，增加对农民的吸引力。
三是要着力提高落后地区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要消化巨大的工业产能，仅仅依靠城市居民和发达地区是不够的，必须培养和不断提高落后地区和农民的消费能力。
可通过以下渠道来实现，一是政府要向落后地区和农村增加大量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取消自筹配套资金，改善那里的生产生活条件，降低消费成本。
二是支持落后地区和农村居民增加收入，一方面鼓励他们积极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帮助他们发展致富产业；另一方面还要继续对落后地区和农村增加转移支付。
三是健全落后地区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从就学、就医、养老、救助等方面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第三，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支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中国经济实现高端化、低碳化发展。
一是调整产业结构，不断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
二是改变中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不断降低低端领域和环节的产出，增加高附加值、高加工度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出量。
三是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四是应积极推动能源供求的结构调整。要放弃高碳发展道路，必须进行一场新的能源革命，着手研究、推广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和低碳技术，为低碳式增长提供资金、技术和制度援助。
第四，改变贸易结构方式，促进中国从出口导向向对外投资转变，从出口低端产品向出口高端产品转变。
在中国产业走高端化、细分化之路的过程中，中国应该逐渐减少低端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加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高端产品出口。同时，利用中国多年积累起来的资金和人力资本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身的产业生产技术体系和国际商业销售网络体系。
因此，要加快资本流出的市场化进程，取消对私人资本流出的限制，允许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围绕资本流出的市场化，政府应提供便利化服务，并进行必要的管理。
第五，加快推进体制改革，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创造制度条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意味着经济增长新动力(310328,基金吧)的获取必须进行制度创新。
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大变迁的时代。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将由少变多、中等收入者占全社会比重由少变多、国内消费占GDP比重由少变多，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更多的是适应“三少型”社会。
为了实现向“三多型”社会转型，必须加快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体制方面，清理和消除影响甚至阻碍经济社会结构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必须加快干部考核制度、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体制、国有企业体制、对外贸易和投资体制、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要素市场、人才培育和引进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必须鼓励社会创新，支持企业技术进步；必须引导经济增长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扩张来实现，依靠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