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维持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未来中国的后发优势潜力仍然很大，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保持20年8%左右的增长。”18日，刚刚从世界银行卸任的林毅夫以一场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研讨会开启了他回国后的首次公开亮相。

“四年前，参加完北大的毕业典礼，我前往世行就职，当时的心情就像一个从农村走出的高中生刚到大城市读大学，一切都是新奇的。如今，四年过去了，今天我带来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就好比我要提交的毕业论文，希望能为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发展政策提供反思。”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林毅夫如此开场。

2008年5月31日，林毅夫正式就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该国际机构60多年历史上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

今年6月10日，结束四年任期的林毅夫回到国内。卸任前夕，林毅夫在世界银行官方网站发表文章表示，自己将会回到北京大学教书，这是他到世行赴任前就做出的决定。

四年世行任职，恰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林毅夫说，这场全球经济危机提供了反思现有发展经济学理论，开辟新研究领域的绝佳机会，这种努力有助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应付当前危机的挑战。

发展经济学思潮二战以后开始出现。第一轮思潮信奉“旧结构主义”和国家主导的发展政策，由于其主张的以政府主导产业升级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遭遇普遍失败，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以华盛顿共识为主流的第二轮思潮占据了发展经济学的舞台。然而，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强调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福音，拉美等国家就由此陷入中等国家收入陷阱。

作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不断推动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反思。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经验，林毅夫在世行任职期间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国际发展机构的政策制定指出一个新的领域和方向。

“所谓新结构经济学，就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结果的决定因素和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迁。”林毅夫说。

林毅夫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其经济结构不断发展变迁的过程。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一国的产业结构。发展中国家要具有竞争优势，就必须根据要素禀赋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发展。

林毅夫强调，在推动本国选择和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时，政府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在任何给定的发展阶段，市场都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根本机制，但在经济向更高水平的转变中，政府需要发挥积极的、因势利导的作用。”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林毅夫正在实施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考察发展中国家快速工业化和贫困地区发展滞后的原因。”世界银行评价说，在林毅夫任职的四年中，他加快了中国和世界银行、各国政府的进一步沟通，特别是在制度创新方面有独立的贡献。

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新结构经济学

基于此前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观察与研究，加上置身变动中的世界经济全局，从2009年初开始，林毅夫试图重构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他选择以“新结构经济学”（NewStructuralEconomics)进行新的学术概括和思想梳理，这其中贯穿了他早年师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等前辈思想而倡导的比较优势战略，更加入他对现阶段趋于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动态性思考。

面对当前全球经济陷入动荡、低迷，美债、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等严峻挑战，他林毅夫断言，发达经济体已进入较为长期的经济低迷。而要解决美欧债务问题，在理论上不外乎“增加资本金或帮债务国还债”两种方案，长期来看必须促进经济增长。至于具体方案推行，他强调，“须面对现实的政治条件，这牵涉到政府、政治以及政治人物的领导力问题。这些都必须拿出政治决心来做，但通常经济状况不到最恶劣的时候，各国很难达成共识。”

他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看，既要“超越凯恩斯主义”，也不应追随“华盛顿共识”，而应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即政府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要指根据上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著作为思想基础，发展形成的宏观经济理论。主要结论是，现实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自动机制，因此政府应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通常的做法是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通过对经济的强行刺激，以维持繁荣，确保就业。这成为上世纪30年代美国等度过经济大萧条的重要政策依据。但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并解决资本主义出现的种种新问题，逐渐被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主张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各种新的学派所取代。

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后，有人主张政府的经济政策重回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通过赤字财政和投资扩张，强行刺激经济复苏，但这亦引发新的激烈争论。

林毅夫强调，“要寻求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政策”，把政府刺激作为一种有效投资，即提高生产力的投资，或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投资空间。

他告诫，“遵循主流发展思潮或是政治利益集团的影响来制定经济管理政策，可能导致的失败有时源于政府并未尽责，或没有为持续的工业化进程提供必要支持；可能源于政府所追求的产业升级目标过于宏大，或源于无法在特定时点为经济发展方向作出最佳判断。”

针对现阶段中国比较优势的动态性特征，林毅夫表示审慎乐观。他提醒，应当处理好几层关系：“一是引进与发明的关系；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三是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四是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