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减速势头有点超出市场预期。不管是5月份PMI的回落，还是投资、消费和工业增加值创出多年来的新低，都显示经济下滑忧虑加深。在此当口，欧债危机之忧进一步扩散，全球经济体又忙于应对，中国新一轮刺激政策也有再起之虞。
尽管官方否认“4万亿”2.0版来了，但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政府投资在明显加速，地方政府抢拼大项目狂热也已显山露水。一位地方官员毫不忌讳地表示：“只要有项目就报，先报了再说。”反映政府投资加速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国家发改委的项目审批速度，观察发改委网站上项目审批与核准栏目下不停闪烁的“NEW”，5月份以来的项目审批进入快车道。从各地机场可行性研究报告和项目建议书的扎堆放行，到千万吨钢铁项目的卷土重燃，再到一批西南地区水电站项目的集中亮相，以及央地合作的风头正劲，大工业、大项目依然是本轮政府投资青睐的对象。如果再加上铁道部已获的银行2万亿元意向信贷额度，那么传统的“铁公基”项目仍是主角。
实际上，政府投资重挑大梁的背后是对经济减速的忧虑在增加，稳增长逐渐在向保增长倾斜。5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确保复苏、增长和就业是各国的首要任务。5月18日至20日，温家宝总理在武汉主持召开六省经济形势座谈会时指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5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发出了明确信号：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有消息称，尽管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是7.5%，但政府内部“保八”呼声很高，并要求采取措施确保经济马上筑底回升。
危机之下，政府投资先行，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惯性，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实验愈发受到重视。投资这驾马车刺激经济能够短期内见效不假，例如2009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就让中国经济掉头直上成功“保八”，但危机也绑架着政策，政策放水容易收时难，退出的平衡点无法精准把握。大规模的政府投资驱动着天量信贷，天量信贷吹起了楼市和股市的泡泡，也让中国经济虚胖。激烈的退出动作又恐引发刺激政策退潮的连锁反应，而政策不退市的后果却是通货膨胀压力的急剧上升。从2008年和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时的“保增长”，到去年的“防通胀”，再到今年的“稳增长”，政策调控的难度不断加大，越来越有点像踩钢丝，中国经济也一年又一年地成为“最复杂的一年”。
而且，政府投资这一老法宝也遭遇着地方政府和大项目的“双重绑架”。在GDP政绩考核没有根本扭转的情势下，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仍然高涨，上马重大项目一个比一个狠，如福建、湖南、四川的投资都十分可观。与此同时，财力吃紧的地方政府争傍央企大款也日益成为一种潮流。央企的广西之行合作项目总投资约1032亿元，海南之旅高达2288亿元，而重庆收到的央企投资“大礼包”却攀升至3506亿元。某大型建筑类央企人士戏称：“这半年，地方政府都快把我们的门槛踏破了!”
如此之势，这也难怪有些地方发改委的官员忙得“手脚并用”了。只是如果政府投资狂热，那么信贷想不宽松都难，毕竟大规模政府投资会倒逼信贷规模扩大，从而制造出更多的流动性，这又将给刚刚看起来转好的通胀添压。何况，从地方政府投资竞赛的浪潮汹涌来看，尽管清洁能源，战略新兴产业投资的力度在加大，但在目前的监督体制下，一些所谓的投资项目可能又是“挂羊头卖狗肉”，产能过剩、环保走过场的怪圈恐怕难以避免，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如何谨防“开倒车”将会是个大难题。
4万亿反思
中国经济如何“稳增长”？从驱动GDP的“三驾马车”看，当前外部欧债危机忧虑再起，中国出口贡献短期指望不上；内部消费这驾马车虽然政府有心进一步扩大，不过居民收入增长的蛋糕分配失衡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非一日之功可以扭转，消费快进也就很难有起色，一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虽有上升，但二季度以来消费同比处于下滑过程，5月份消费还创近6年新低。因此，稳增长的答案自然指向了投资这驾马车。
然而，“4万亿”2.0版出炉与否，这仍是个问题。目前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依然严重，这一点在中西部地区尤甚，湖南省和黑龙江省在近日的会议上都高调宣称了投资的关键作用，强调抓住时机搞项目的必要性。有一些机构也呼吁继续推行新一轮刺激政策保增长，如国际评级机构惠誉6月5日称，中国信贷增长正加速放缓，今年或有必要实施规模达4万亿人民币的宽松政策。
而目前官方的态度是“NO”，但“只做不说”的模式在过去是一直存在的，何况央行在6月7日还宣布3年半来首次降息，这给市场留下了不少迷雾。对于新一轮刺激政策，朝野上下又掀起一轮论战，究竟如何看待呢？其实关键在于“4万亿”2.0版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要搞清楚这一点，就非常有必要反思一下2009年4万亿投资计划的效果。
当年4万亿救市快速拉升了中国GDP的增长，从遏止经济下滑、成功实现“保八”的角度看自然是劳苦功高。但是，在GDP数字亮丽的背后，4万亿投资带来的副作用却在持续发酵。具体来讲，这些副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政府投资效率的低下。借着4万亿的东风，地方政府把投资建设摊子大肆铺开，一些原来要被毙掉的项目死灰复燃、仓促上马，其中还暗藏着不少质量安全隐患和贪污腐败等现象，这种大干快上的局面再次降低了政府投资效率，只顾砸钱、不用担忧投资回报的买卖说到底是“花钱计划”，也完全混淆了政府投资与市场投资的边界，靠效率低下的政府项目来拉动GDP注定只能是短暂的光鲜。
二是流动性泛滥并推升通胀。4万亿出炉，银行信贷大放水，当年近10万亿的天量新增贷款让市场流动性急剧扩张，但从银行系统出来的不少钱并没有真正进入实业，有些钱仅仅是从企业到银行的空转，根本没有投在该投的领域，也就无法对实体经济起到有效的刺激作用。然而，货币老虎出笼，房价再次发飙，通胀风险迅速攀升，所谓“管理通胀预期”横空出世，保增长与控通胀来回摇摆。2010年和2011年的CPI连续两年超过年初目标。
三是新一轮国进民退凶猛。4万亿之下，地方政府和垄断国企是最大的赢家，不管是投资项目的获取，还是土地、信贷的流入囊中。实际上，铁路、钢铁、汽车、航空等领域，垄断国企投资圈地更加旺盛，甚至在新兴产业的发展上目前也有点“近水楼台先得月”，许多民间资本难以分享“大饼”，且在一些行业中还遭遇被强行挤出，“新36条”仍只是看起来很美。此外，在新一轮国进民退凶猛的背后，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产能过剩更加突出。
4万亿的负面效果显而易见，很大程度上又反绑架着中国经济的转型，难道在“十二五”调结构主基调下中国经济还要再来一次“4万亿”2.0版？难道要让GDP再短暂的亢奋一次？难道要让房价和通胀继续肆虐？显然是不能的。首先，目前中国经济尽管减速，但并未失速，出口仍然正增长，5月份进出口规模还双双创月度新高，欧美经济并没那么可怕；一季度投资和消费对GDP的贡献更是达到8.9%，若考虑到7.5%的GDP目标，实际上保八不保八意义不大，经济减速换挡对调结构是好事，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产业转移东风下不会再现倒闭潮。其次，原来4万亿“砸钱”的后果制造了巨额的地方融资平台负债，许多地方政府都在透支运转，这部分债务如何消化尚且未知，目前只能依靠“借新还旧”或贷款展期的方式处理，再来一次新的刺激计划只能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也不会再有同样的效果。因此，必须要防止危机对政策的绑架，不能出台如此饮鸩止渴式的政策。
稳增长出路
中国经济放缓步伐，“4万亿”2.0版又不能露面，稳增长怎么办？其实，从目前的经济形势看，中国经济“硬着陆”之虞几乎是不存在的，官方的最新态度也表明了这一点。商务部部长陈德铭6月4日在俄罗斯喀山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表示，中国经济调整的方向和目标正确，尽管目前增速放缓，但在正常范围和预期调整的目标之内。要稳增长，除了政府投资刺激计划之外，中国经济实际上还有不少牌可以打，关键是如何看待稳增长和政府是否有破釜沉舟的改革之勇，在此基础上才能让牌打得好，才能不被减速浮云遮望眼。
“十二五”规划定调了7%的GDP增长目标，今年经济目标下调至7.5%也是为了与 “十二五”规划接轨。但过去跑了30多年高速路的中国经济，能否让政府领导人习惯低速跑道是个难题。毕竟，中国经济过去一直是“保八”的，如果一下跌破这个数值，背后的担忧情绪是少不了的，何况今年还是“换届”的政治年。据说，GDP确保年均增长8%是留洋归国经济学家们测算得出的一个结论，并被政府采纳。
但这个命题本身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所谓经济“保八”不成就会造成大批人员下岗，企业减员裁员带来社会不稳定的判断也就只能是凭想象了。中国经济调低增速，真的那么可怕？恐怕未必。与中国同为“金砖四国”的印度，今年一季度经济都跌破6%至10年低位，除调降了一次息，也并未采取强大的财政“火力”刺激经济，印度“十二五”规划的GDP增速目标也从原来的9.5%～10%下调至现今的8%，经济降速并非全是坏事。中国经济要保持多高的增速才算“稳”，这个并无标准答案，但未来习惯在8%以下增长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经济低增长不可怕，可怕的是低效率的增长。
而低效率的增长又与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和改革滞后密不可分。中国经济结构有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有学者在研究中国结构性问题时发现，通过中国和美国的资源配置比较，中国资源配置导致经济效率比美国低50%。但近10多年来，中国经济调结构喊了不是一回两回，结构调来调去，发展方式转来转去，最后发现政府投资依然在主导，出口导向路径依然未有根本变化，消费内需依然难以启动，搞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依然还是地方政府最钟情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经济的深度改革难以推进，各种强势利益集团的链网式格局严重阻碍了改革进程。中国经济要避免陷入“减速+转型”的困境，唯有改革才有正道。
如此，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稳增长而言，大规模政府投资刺激并非唯一出路，这种短视政策还是慎用为妙。在切实加快改革的大帽子下，一是要真正激活民间资本，让民间投资成为提振中国经济的主角。近期铁道部、卫生部、交通部、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国家税务总局等部委密集出台向民间资本开放的操作细则，但能否打破“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仍是个问题。正如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庄聪生所言，地方各级政府对民资开放既要“开门”也要“设座”，给进去后的民间资本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二是要真正为企业减税降负，助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释压前行。近年来，结构性减税屡屡被提及，越来越多的部委加入到降税减负的行列中来，但是“头税轻、二税重、三费无底洞”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观，在今年财政减收的态势下，前几个月非税收入却逆势大幅增长，这并不是什么好兆头，与减税降负之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三是要真正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居民收入以助力消费内需扩大。消费内需真正扩大才能让中国经济步入良性循环，但扩内需面临着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瓶颈。经济增长蛋糕不向老百姓倾斜，拉动内需只能是空谈，稳增长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