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成本持续上升的阶段，要慎用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的办法。现阶段要多用供应学派的思路来调控经济，以释放更高的生产率。

新一轮稳增长政策，激起了人们对4万亿的再次关注。时隔4年，我们回过头来看4万亿的功过是非，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这对当前中国经济做出正确的预判和应对决策都有益处。

事实上，近年来，学界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对4万亿的批评是主流。主要的批评观点认为，近年来，政府扩张性刺激政策适用得比较频繁，特别是4万亿。我一贯主张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要慎用，因为它容易扰乱中国经济发展进程，这也是很多经济学家的看法。

扩需求本身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大多数情况下，短期政策不是用于促进增长的，而是用于宏观稳定的。它好比人吃了激素，会带来诸多后遗症，不到经济特别萧条万不得已时，不应该作为常规政策使用。

地方融资平台的罪与罚

事后来看，当时4万亿刺激政策的出台可能过于匆忙，对当时的经济形势预判有偏误，形成超调。刺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将总需求和供应调整到比较接近，但是为刺激需求而大规模放贷，导致3年里衍生出10.7万亿地方债；这几年狭义货币M1增幅并不大，但广义货币M2增长很快，说明银行外的社会融资规模过大，带来一些货币管理上的失控。这是4万亿要反思的地方。

当时中央政府对于经济的预判是，美国金融危机会波及欧洲、北美这两大出口市场，外贸会受到影响，会有就业压力，所以要用内需补外需。从后来GDP的数字来看，外贸所受影响并不大。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2008年上半年，沿海一带中小企业所谓的“倒闭潮”就已经出现了。

另外，中国出口的产品，相对发达国家，属于收入弹性比较小的品类，比如服装，它跟汽车不一样。金融危机之后，家庭削减开支，汽车消费会大幅减少，购置衣物会有所减少，但毕竟是生活必需品。所以金融危机对外贸的负面作用，我认为是估计过高了。

4万亿刺激方案的关键在于，让地方政府恢复启动了地方融资平台。发改委审批了大量的项目，这些项目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从银行获得贷款。4万亿是3年内财政层面注入的资金，实际上注入市场的流动性，远超出财政开支。仅银行系统就有10万亿，中国1万多家融资平台，形成了一个债务融资的风暴。

不过，我一直有个看法，10万亿地方债务并不可怕。因为这个数字不能简单跟地方的财政收入对照。因为政府投了很多基建项目、公益项目。从资产负债表看，一方面出现债务，一方面也形成很多铁路桥梁等资产。接下来如何盘活这些资产来偿还银行债务，这方面中国是有经验的。

朱镕基时代，很多银行的不良资产，通过资产处置，打包出售，最终被市场吸纳掉。所以说地方债务有风险，但没到债务危机的那种程度，况且经济形势好就能够盘活。

4万亿引发人们对地方债务问题的思考，接下来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怎么融资，这始终是个问题。一个方案是允许地方政府通过金融市场公开融资，目前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已经在试点，这个思路是对的。

但是地方政府大规模发债还需要时间，所以地方政府靠银行提供信贷的间接融资，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还会是个主要的融资渠道。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从银行获取贷款发展经济的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要保留。

4万亿不是原因，是助推剂

人们批判4万亿刺激政策的理由还有很多条：推高通胀，导致国进民退，抬高新一轮房价上涨等等。事实上，这些现象并非4万亿引起的，也不是从4万亿才开始的。

中国在2004年后，物价总体趋势在加速上行，实际汇率也在向上走，人们感觉到中国的东西变贵了，其中主要原因是工资上涨、生产成本上升。

从2004年到金融危机之前的通胀，是成本推动的。而4万亿刺激政策的推出，从需求层面助推了通胀水平的上升趋势。所以不能把通胀归结为4万亿刺激政策造成的，因为当时的生产性成本已经在向上调整。

地方融资平台拿到政府的投资项目，不管招标还是什么其他方式，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容易参与其中。国企与民企的此消彼长关系，由来已久，它也不是4万亿导致的结果。

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历经改制重组上市，目前存活的这些国企往往是上游的能源、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等行业大型企业，下游的充分竞争行业多是民营企业。2000年后，经济越发展，下游企业竞争日趋激烈，利润率特别低，包括出口企业。下游越竞争，对上游需求越来越大，上游的大国企利润越高。这种格局在金融危机之前早已形成。

4万亿刺激政策出台，信贷流向国企，让公众对国企民企不断拉大的差距更加关心，但4万亿不是原因，只是助推剂。

如果没有4万亿刺激政策，房价也会再次上涨，因为中国刚好处在房地产大发展的阶段上。4万亿像个激素，把更多资金从银行调出来，投向房地产。那时候，拉动内需保8变成了政治任务。这迅速激发起了房地产市场主体的热情，人们对房价产生很高的期望，导致房价飙升。

如果把房地产市场放到4万亿的背景来看，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注入大量流动性，这里面可能会有泡沫。但从大势看，中国房地产还是要涨，但不会再涨得那么快。

原因是中国银行系统尽管对房地产提供很大支持，但和美国还是有很大区别，美国没有收入都可以贷款，但在中国贷款还是有门槛的。房贷首付比例在全世界也是很高的，行业的风险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经济适用房建成之后，更多的中低收入人群会纳入保障范围，政府要承担应尽的社保责任。因为地方政府手上有地，所以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中国应该比其他土地私有的国家更容易。另一方面地方要从高端商品住宅的土地收入中获得建设经济适用房的资金，所以房地产不能打压。

多用供应学派思路调控经济

这次的稳增长政策，我们吸取4万亿教训，不搞暴风骤雨式的超调，而是微调，边走边看。从中央领导密集调研的地区来看，刺激方案可能会投向农村落后地区和中西部区域。

我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成本持续上升的阶段，要慎用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的办法。扩内需政策，除非经济明显减速，可以短期见效。但现在中国经济可能更是一种受成本拖累引起的减速，要用中长期的政策来应对。

现阶段，要多用供应学派的思路来调控经济，以释放更高的生产率。因为抵消成本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那就要打破垄断、放松政府对一些行业的保护，营造竞争性的环境， 减税，上游产业市场向民企民资实质性开放，降低准入门槛，鼓励竞争。只有这样，才有希望再次释放中国经济的活力。我们看到目前政府多个部委出台了鼓励民资的新36条实施细则，但关键要真正落实。

1981年里根当选总统时，美国经济正面临结构性问题，通货膨胀严重，没有竞争力，很多行业如铁路、航空被大公司垄断，效率很低。里根上台后采纳了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亚瑟•拉弗尔的政策建议，紧缩政府开支和货币供应量增长、放松政府对企业的管制，降低准入门槛，大规模减税。最后将美国结构性衰退的僵尸经济救活，当时被学界称为供应学派革命。

当下中国经济背景与美国里根上台的时候有相似的地方：一方面成本在急剧上升，一些行业被大企业垄断，中小企业准入机会不多，竞争能力和劳动生产率在减速。政府可以从供应学派思路入手，拉动中国经济进入活力再造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