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条件对华接触是错误的
过去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交往阻塞。现在中国是全球一极：北京的决定对几乎所有欧盟所面临的紧迫问题都很重要，比如气候变化、核扩散，甚至实现经济稳定。中国的经济和产业政策对欧盟的经济福祉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国的非洲政策正在改变该地区的面貌，而这对欧洲是重要的发展机遇。然而欧盟仍然像过去一样把中国看做新兴国家，而非现在的全球一极。
欧盟对中国的战略建立在一个时代错误信念上，即认为中国在与欧洲接触的影响下，将逐步放开经济，增进法治和民主。其背后的观点是与中国的接触是积极的，不应该根据中国的具体行为而设定条件。这个战略催生了一系列的双边协定、联合公报、谅解备忘录、峰会、部长级访问和具体部门对话，所有这些旨在使中国采取对欧友好的政策。正如一位欧盟高级外交人员所述：“我们需要使中国要我们想要的。”
然而，如本报告所示，中国内外政策的演变与欧洲价值观之间的关联很小，而且现在北京还时常违反甚至破坏这些价值观。欧盟的上述宏图大略忽视了中国的经济政治力量，并且还无视其抵御外界影响的决心。此外，欧盟经常变换其目标，常常有始无终。欧盟各个成员国对中国的影响力，无论是总体还是个别来看，因不团结而无力。
结果就是，欧盟对中国的政策可以被描述为“无条件接触”：中国可以从欧洲获利很多，但回报很少。大多数欧洲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战略的不足。有些开始在贸易上挑战中国，其他的在政治上；一些两方面都有，另一些则都无。
事实胜于雄辩。欧盟允许中国对进入其市场的欧洲公司设立的障碍，比中国公司进入欧盟市场多得多。这也是为何尽管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欧盟对华贸易逆差达到惊人的1690亿欧元的原因之一。而促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中负责任利益攸关方的努力，大多不成功。2009年4月初的20国集团伦敦峰会表明，北京不愿承担任何实际责任。
全球问题方面，中国蓄意破坏西方在紧迫事务上的努力，比如缅甸军政府、津巴布韦和苏丹的非洲悲剧。中国的确有时会修正其政策迎合西方，比如对联合国在达尔富尔维和的支持、停止对津巴布韦的武器出口、派海军巡航索马里海域。但多半情况下，这些改变是为了中国自己的直接利益，而不是为了迎合西方。此次全球经济危机需要中国出手帮助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但也便利了这个有大量现金的国家提升其国际地位。
欧洲成员国的分歧给了中国机会
中国学会了利用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它把与欧盟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盘象棋，在棋盘的另一端挤着27位对手，相互间对如何走下一步棋争吵不停。不言自明，我们就会知道谁现在处在优势地位。
正如一位新权力主义的中国学者潘维（音译）所说：“欧盟软弱，政治分裂且军事无力。经济上，它是个巨人，但我们不会怕它，因为与中国需要欧盟相比，欧盟更需要中国。”中国知道其力量并且不再掩饰。它现在以一种类似于外交藐视的方式对待欧洲，比如去年12月，作为对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达赖的严厉回应，中国取消了原定在里昂举行的欧中峰会。
我们所做的一份“成员国审查”报告表明，欧盟27个成员国在两个大的方面出现分歧：如何在经济上应对中国、如何在政治上应对中国。经济上又分为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政治上又分为赞成和批评。该分析把成员国分为四大集团：完全的实业家、意识形态的自由贸易者、乐于助人的重商主义者和欧洲的追随者。
当然，这四个集团的划分是大致上的。一个成员国的政府更迭，就可以使其对中国的政策一夜之间发生改变，如我们所见的德国默克尔政府取代施罗德政府，而法国萨科齐政府难以归类就是因为其对华政策还在调整中。
但确立这些集团还是有用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削弱欧盟对华政策的问题有哪些，进而帮助我们找到有利于所有四个集团的新战略。
1、完全的实业家
这个集团由捷克、德国和波兰组成。它们是仅有的几个敢于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与中国直接交锋的成员国。该集团不认为应由市场力量来塑造欧中关系的本质。它们准备以具体部门要求施压中国，支持以反倾销手段对付获得不合理补贴的中国商品，或威胁使用其他诉讼手段。
2、意识形态的自由贸易者
这个集团包括丹麦、荷兰、瑞典和英国，多倾向于在政治上对中国施压，而反对在贸易上这样做。对这些国家来说，自由贸易理念事关经济利益：它们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受益于，或者希望受益于中国的增长，而不是被来自中国的便宜进口货威胁。
3、乐善好施的重商主义者
这个集团比前两个都大，包括保加利亚、塞浦路斯、芬兰、希腊、匈牙利、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这些国家的共识在于，认为与中国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会使得它们在经济上获利。这些成员国认为经济应该主导与中国的关系；它们把反倾销手段作为一件有用的工具，反对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尽管依据世界贸易组织约定，到2016年中国将被视为市场经济国家）。在希拉克时期，法国一度属于这一集团；在萨科齐时期，法国在赞成和批评中国两者之间摇摆不定。
4、欧洲的追随者
第四个集团由服从欧盟对华政策的成员组成，包括奥地利、比利时、爱沙尼亚、爱尔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卢森堡，是最具有“欧洲精神”的集团，但只是追随者而非领导者。该集团中的大多数国家并不认为与中国的关系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它们依赖欧盟来躲避中国在诸如台湾或西藏问题上的压力。
由于成员国之间的这些分歧，中国认为欧盟不团结也就不足为奇了。法国、德国和英国分别对此负有责任。比如，最近与中国在会见达赖喇嘛上的争吵，法国、德国和英国领导人就拒绝了相互间的支持。任何增强欧洲地位的努力，都必须首先认识到，现在没有一个成员国可以与中国分庭抗礼。总体上或是个别来说，只有加强团结，欧盟各成员国才能够在与中国的接触联系中获得更多利益。而这只有在欧盟各成员国找到克服分歧、提升自身凝聚力的情况下，才会成为现实。
欧洲往往把中国视为由欧洲锻造而成的国家组织。但事实是，中国是一个灵巧而又务实的国家，知道如何同欧盟打交道。它的外交政策首先服务于国内需要——比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在选举程序缺乏时加强政治合法性。不管怎样，北京的全球贸易、金融和技术流动、对能源和原材料的渴求，使得其成为从非洲到拉美的关键角色。
近年来，尽管北京已经是世界舞台上的新中心角色，其对欧盟的政策本质上仍然是经济性的。中国想更多地进入欧盟市场进行投资，寻求技术转让，并使欧盟及其伙伴更多地承担气候变暖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中国希望欧盟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不再左右摇摆。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中国对欧盟采用了三种基本策略。首先，它利用了欧盟的开放市场获利；其次，采用正式对话但却没有结果的方式应对欧盟的施压；第三，利用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分歧。
全球政治问题，中国不配合
现在事关欧洲的每一个全球政治问题中都有中国因素。尽管欧洲表示支持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但这些尝试往往都不成功。
西方害怕中国和俄罗斯形成新的权力轴心。俄格战争之后，俄罗斯承认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独立，而中国对此反应平静。确定无疑的是，尽管如此，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新自信给1990年代以来人权、民主和国际斡旋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欧盟国家已经感受到了中国在如联合国等组织中的新策略，这使得它们越来越难以在诸如人权等问题上一呼百应。
欧盟通过其三驾马车——英国、法国和德国，迫使中国支持其在停止伊朗铀浓缩项目上的努力，这样的代价是答应中国不寻求对伊朗进行更为严厉的制裁。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国家，它的支持对于欧盟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地位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欧盟的外交成功。但由于缺乏其他有力的手段，欧盟无法说服中国同意对伊朗实施更严苛的制裁。对于伊朗，以及其他受到国际制裁的国家，中国的影响力有增无减。
没有什么比非洲更能说明中欧在外交政策上的冲突了。尽管欧盟依然是这片大陆的头号投资者，但是与中国相比，其影响力正在下降。中非贸易以每年33%的速度扩张，相比之下，欧盟只有6%。中国把这片大陆视为能源和矿藏的主要供应商，以及越来越重要的市场。但它在非洲的目标同时也带有政治性，比如，寻求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内部对台湾、西藏和人权等问题的支持。
根据欧洲政府不应对非洲国家指手画脚的原则，中国反对欧盟的旨在制止非洲危害人权的努力。欧盟对中国施压，迫使其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谴责2005年和2006年苏丹政府达尔富尔政策的决议，结果收效甚微；只是到后来当地状况危及其投资，以及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公众压力，才使得中国说服喀土穆接受外国维和人员。欧盟劝说中国协助孤立津巴布韦穆加贝政府的努力，也同样是无果而终。
欧盟在与中国关于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对话付出良多，并且已有成果。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双方关系的头等议题，欧盟帮助中国改变了此领域的国内政策。现在中国认识到了气候变化的危害，并且把减排和集约型经济作为优先发展方向。现在欧中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如何在向低碳经济转变的同时，保持增长不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的首要目的在于，与欧盟在气候变化上的接触将促进而非迟滞其经济发展。它期望各个成员国提供其持续发展所需的投资和技术，期望欧盟的资金帮助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中国地区。
在能源问题上，中国的目标是与欧洲能源巨头成为伙伴。中国仍不情愿更广泛的合作，尤其是在进入国外能源市场问题上。欧盟的当务之急是，使中国提升其能源效率，并在保证能源安全方面更为透明。
对华贸易关系失败
再没有什么比欧盟对华无条件接触政策在贸易关系上的失败更为明显的了。2007年，整个欧中贸易额达到了3000亿欧元，使得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到了2008年，欧盟1980年代的对华贸易顺差变成了1690亿欧元的逆差，接近于美国的2660亿美元（1990亿欧元）。这个趋势到现在也未改变。这不单单是中国商业力量成长的结果，还在于欧洲公司在中国遭遇了一系列的非关税壁垒，以及各个地方的恣意决定。
欧洲和美国的谈判者错误认识了其与中国的协定。他们寄希望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会加快市场改革和法治进程。但中国却把获得该成员资格作为改革的结果而非开始，政府对经济的介入有增无减，尤其是五年规划的实施。欧洲贸易官员认识到他们对于中国的产业政策无能无力。
欧盟对中国的贸易在2008年之前一直保持平衡。2008年的全球危机打破了这一平衡。对华贸易逆差对成员国的影响并不均衡，这样就使得各个成员国的分歧进一步加大，欧盟也就更加难以采取一致态度应对中国。甚至于德国对华逆差也在逐步增加，由于中国出口的货物提升了价值链。
世界范围的衰退可能会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的分量。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会很快结束：中国对欧出口不会像进口欧洲货物那样衰落。中国巨大的金融储备使得它成为世界金融体系的主要债主之一，而且北京正在进一步对其外汇储备多元化，以分散美元风险。正如一些欧洲领导人所认识到的，这次危机为欧盟和中国互相投资对方的经济和金融体系提供了机会。
欧洲需向“互惠接触”努力
无论是追求立竿见影的成效，还是使中国顺从欧洲的目标与价值，欧盟的对华无条件接触政策都收效甚微。甚至是最大的几个成员国也发现，中国的谈判者更强也更有条理。尽管积极支持对中国货物开放欧洲市场，英国也没能说服中国开放其金融服务领域，或是增加其对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承诺。尽管外交具有商业性，法国也意识到其对华贸易逆差暴增，并且现在还担心由于其在人权和西藏问题上的立场而受到中国冷遇。意大利和西班牙支持对华反倾销，但这并未影响中国的贸易或是给其纺织和制造业以缓冲空间。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强劲贸易产生的不良结果要少得多，但中国对默克尔政府在人权上的坚持不予理会。
然而，欧盟——经常与美国联合——在对华政策上已经取得尽管小但却真实的变化，这一事实表明，当面对一个团结的欧盟时，中国不得不在目标问题上改变立场。欧盟应该放弃通过无条件接触政策改变中国的企图，转向一种能够实现其紧迫目标的战略。无条件接触战略应该让位给“互惠接触”，这个新的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方式包括两个原则和两条标准。这两个原则是：欧洲对华援助应集中在削减过的政策领域，欧盟应使用激励措施和影响力来确保中国的投桃报李；这两条标准是：与欧盟相关，对欧洲的集体努力将会改变中国政策的务实期待。即，削减和互惠、相关性和现实主义。
要在实际中运用这四个以“R”开头的互惠接触政策，意识形态上的自由贸易者须认识到，拒绝把市场准入作为政治工具使用将难以应对中国。乐善好施的重商主义者应意识到，如果只重视经济上与日美展开竞争，而拒绝在政治上勇敢面对中国，欧洲将变得无足轻重。完全的实业家须看到，协调一致的欧洲势在必行。欧洲的追随者应懂得，如果不重视对华关系就会破坏欧洲整体的对华政策。
“互惠接触”并非是一种遏制中国的进攻性战略。欧盟必须把中国视为全球伙伴，并接受其历史性的崛起。这里想要说的是，欧盟应该在中国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满足自己的渴求。互惠接触意味着，加强欧中联系，同时在与中国的谈判中更为强硬，进而使得双方互惠互利并且更加开放。要实现新的战略，欧盟须合理化与中国的沟通渠道，改进各成员国协调对华政策的方式，并使欧盟机构更有效率。此外，还应该投入资金，在中国语言、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培训欧洲官员和经理人，通过此来增加对华专门人才。还应该使北京同意，增加欧盟官员对中国政府机构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