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内政成绩
汉武帝既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皇帝，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皇帝。但无论是功是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汉武帝对整个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可以用十六个字概括他的一生：“内强皇权，外服四夷，迷信神仙，晚年改辙”。
先看“内强皇权”，一是汉武帝用各种手段削弱其他势力的权力，以达到加强皇权的目的，其中包括打击诸侯王势力、遏制公卿贵族豢养门客、瓦解民间游侠集团、任用出身贫寒而且比较听话的人来做丞相。
在这个过程中，汉武帝耍了不少手段。尤其是在打击诸侯王势力上，比如汉武帝通过制造冤案的方法，铲除了当时非常有威望的一位诸侯王淮南王刘安。政治斗争，难免越出道德藩篱。抛开道德尺度，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些步骤，汉武帝完成了秦始皇以来中央集权的建设，巩固了统一帝国，打击诸侯王是为了消除分裂隐患。这是从肯定角度讲。从批判角度看，汉武帝从各个角度加强皇权，代表社会力量的游侠被打击殆尽了，丞相又是皇帝的跟屁虫，皇权非常强大，那么皇权出错了怎么办？到哪里去寻找制约皇权的力量？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拷问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
和这些直接加强皇权相配套的，还有汉武帝的统治策略。司马迁观察到一个现象，他说当时官吏们，都是靠法治手段帮助汉武帝巩固统治，但表面上却以儒术作为装饰。这就是司马迁说的“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史记·公孙弘传》）儒术成为掩饰严刑峻法的工具。司马迁揭示出汉武帝统治策略的两面，一方面利用严酷的法治进行实际统治，所以出现了大量酷吏。但另一方面，汉武帝又利用儒家的经学、文章来纹饰自己的统治，给严酷的统治披上温文尔雅的外衣。所以，汉武帝又提拔过一批儒学出身的官员。但在司马迁看来，这种情况下被推到前台的儒学，是伪儒学，是一种统治工具。
司马迁的这个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对汉武帝时期统治形态的观察，入木三分。但我们今天从整个历史演变的大势来重新评估这件事，可以发现汉武帝这种“两面派”的做法，有它特殊的时代语境，也有它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利用严刑峻法来管理整个社会，其实延续了秦始皇时期的统治特征。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比改朝换代要慢得多。大家起来一造反，秦朝灭亡了，皇帝改姓了，但秦朝留下的那些社会制度、基本的社会状况，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思维习惯和日常生活中，不会那么快就彻底改变。所以汉武帝任用酷吏，施行严刑峻法这个特点，其实是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
而起用儒家学者这一点，恰恰相反，代表了历史的变革性。这是秦始皇时期没有的、汉朝建立以后逐步发展出来的一个历史新特点。历史总是这样，它不会一下子天翻地覆，全部变成新的、大家都陌生的东西。真要那样，老百姓也受不了、赶不上趟！我们的生活，总是有一部分延续着传统，而另一部分则有新的内容慢慢地出现，逐渐地成熟。
汉武帝时期大张旗鼓地表彰儒学，其中涌现出来的很多人物都不入司马迁的法眼。比如公孙弘，靠着迎合、投机取巧做到丞相，司马迁很看不起这个人，认为这是个典型的伪学者。但我们还要看到另一面，汉武帝把这个口子一打开，儒家的机会就来了。当时春风得意的虽然是一些打着儒家旗号的投机分子，但真正的儒学，也借着这个机会得到了发展。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到班固生活的年代，儒家的很多观念，已经成为政治决策和士人生活的基本信条。班固就是深受儒家学说熏陶的学者，所以他才会在《汉书》中为汉武帝表彰儒学的行为大唱赞歌。班固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本纪》）意思是说汉武帝即位不久，就采取了罢斥诸子百家、独尊儒术这么英明的决策。
司马迁对当时的这些现象观察得很深刻，但他看不到历史的后续发展。班固恰恰是受这些后续发展的影响，重新来评估汉武帝的这些措施。好比司马迁看不见自己背后的东西，班固站在司马迁身后，司马迁看不见的东西班固看到了。而展现在司马迁眼皮底下的那些东西，站在后面的班固又不如司马迁看得真切。所以，这还是一个角度问题。
另外谈到汉武帝的法治，还有这么个故事。汉武帝有个妹妹叫隆虑公主，晚来得子，非常娇宠。后来隆虑公主病重，放心不下这个儿子。她也知道汉武帝用法严，生怕自己死后，这个宝贝儿子犯点什么事，被治了。所以就在临死前，捐给汉武帝一大笔钱，黄金千斤、钱币千万，算是预先替儿子赎罪，以后儿子万一要犯点什么事，希望汉武帝看在自己的份上，网开一面。后来这个儿子果然娇纵不法，一次酒醉之后杀人了。按法律得偿命。很多官员都来求情，说看在隆虑公主的份上，从轻发落吧。汉武帝非常悲痛地说，我妹妹就这么一个儿子，临终前千叮咛万嘱咐，要我照顾。但现在他犯了这么重的罪，我如果徇情枉法，败坏法治，以后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最后汉武帝挥泪说，还是要依法办理。所以，隆虑公主的儿子，并没有因为是汉武帝的亲外甥而逍遥法外。
这个故事不见于《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都记载了。尤其是《资治通鉴》，把它放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汉武帝这段历史的最后部分。《资治通鉴》有个特点，当它介绍完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时候，经常会在最后挑选一些代表性的事例，作为最终评价这个人物的凭据。司马光虽然也批评过汉武帝任用酷吏，造成很多社会问题，但在讲完汉武帝这一生之后，他却特意挑了这个事例来总结汉武帝的人物特点，说明在司马光看来，汉武帝执法如山这一点，还是值得学习的。既然有了法，那么大家都要遵守，法比人大，没有人可以例外。
关于汉武帝内政建设上的成绩，除了前面这些内容之外，其实“晚年改辙”这个板块，也可以算在里面。只不过这段历史比较特殊，可以独立成为一个话题。汉武帝晚年，和太子刘据之间存在两个问题。首先，由于父子俩性格差异很大，导致他们在政见上存在严重分歧。汉武帝雄武拓张，积极有为，太子敦厚安静，主张文治。他们都各有支持者，因此朝廷上隐隐划分成政见不一的两大阵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父子俩长期缺乏正面交流，有很深的隔阂。宫廷斗争，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早有人觊觎刘据的太子之位，他和汉武帝的这种隔阂，就被人利用了。刘据最终在巫蛊案中被人栽赃嫁祸，兵败身死。这件事对汉武帝触动很大，他没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痛定思痛，不仅认识到太子是被陷害的，还认识到，以前太子主张的政策路线有很大的合理性。他自己所主张的四面拓张、积极有为路线，由于国力匮乏、社会矛盾激烈，这时候已经很难再持续了。所以汉武帝不仅替刘据平反，还下了罪己诏，改革国策，从积极拓张转向休养生息。
这是汉武帝“晚年改辙”的大概内容。我们能把这些思路理清楚，主要是依靠《资治通鉴》的记载。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局的观察和把握，应该说是非常准确、也是非常深刻的。班固把巫蛊之祸，归罪于那些曾经和太子结怨的小人物，看问题太表面了。司马迁呢，又一次身在局中。我们通过分析，认为司马迁很可能是刘据的支持者，所以《史记》对这件事的记载非常隐晦，基本没有正面描写。很多人认为，时间上离历史事件越近的史学家，记载的内容越可靠。看来并不一定，汉武帝晚年的政局，恰恰是离这段历史最远的司马光把握得最全面、最准确。
汉武帝对中国版图的贡献
关于“外服四夷”，司马迁说汉武帝西伐大宛的时候，正好碰上“关东蝗大起，蜚西至敦煌。”（《史记·大宛列传》）从东到西，到处都是蝗灾、虫灾，但老百姓还要负担沉重的战争压力。司马迁用很生动的笔触描写了这么一个事实，读来令人心酸，当时的老百姓苦啊！作为目击者，司马迁对汉武帝的积极开拓，持批判态度，因为他目睹了当时百姓的惨况。从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司马迁是一位有良知、敢于记录事实的史学家。但司马迁的问题仍旧是看不到汉武帝这些行动对以后历史的影响。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应该有更高的认识：正是因为当时人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才使得汉朝文明和西域文明有了充分交流。而且除了西域之外，汉武帝把汉朝的触角伸到了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西到天山南麓，东到朝鲜半岛，南到海南岛，北到今天的蒙古。正是汉武帝的这些努力，初步奠定了我们今天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版图。从这个角度来看，汉武帝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名将。最著名的像卫青、霍去病、李广，三部史书都有详细介绍。司马迁受李广的孙子李陵投降匈奴事件牵连，被汉武帝处以宫刑。我们看到，在《史记》里司马迁对李广和李陵这对祖孙充满了感情，而对卫青、霍去病的人品不怎么认可，认为他们是仗着汉武帝的宠信，才爬到那么高的位置。
但司马光经过分析之后，得出不同的结论，认为卫青的成功和李广的失败都是有原因的。卫青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善于领导，也善于吸取别人的意见，是个帅才。而李广有很明显的个人英雄主义作风。作为汉武帝来说，能够大胆起用卫青、霍去病这些年轻将领，事实证明非常成功，体现出汉武帝有知人善任的优点。所以，司马光在最后评价汉武帝的时候，专门有“善用人”这三个字。结合汉武帝临终前对身后事的安排，可以印证这一点。刘据死后，汉武帝要立新太子，不挑年龄比较长的几个，而是立了最小的刘弗陵，并且让霍光这些人来辅佐刘弗陵。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无论是皇位继承人还是顾命大臣，汉武帝都没有挑错，也证明汉武帝的确有识人之明。
三种视野下的“迷信神仙”
当然，我们还是要承认，三位史学家都有各自的优势，无法相互取代。我们要更全面地了解汉武帝时代，就必须综合考虑三位史学家的意见。比如司马迁，他的优势在哪里？因为有着和汉武帝直接接触的经验，使得司马迁看到的汉武帝，有血有肉。这和后来的历史学家只能从文字记载的角度来审视汉武帝这个人，有很大不同。所以我们看到，《史记》里塑造的汉武帝，个性非常鲜明，形象非常生动。我们从“迷信神仙”的角度来看一下。谈到汉武帝的性格和信仰，《史记》里有一篇《封禅书》，把汉武帝迷信鬼神、痴迷于成仙的行为、心态描写得非常细腻、生动。汉武帝一心想成仙，不停地上当受骗。每次上完当，都下决心：下次不能再上当了！可是每次有新的方士来引诱他，他都忍不住，还是继续给这些方士很多钱，让他们帮忙求神仙。这是为什么？司马迁通过近距离观察，只用了四个字就把汉武帝的心态揭露得淋漓尽致：“冀遇其真”！怀着一种侥幸心理，希望总有一次能碰到真的神仙。
同样是这件事，在班固笔下意义就大不一样。班固说你不能光看到汉武帝求仙时的荒唐可笑，也应该看到，汉武帝的这些行为，是在加强和上天的沟通，以确保汉朝的长治久安。我们不能说班固是在歪曲事实，替汉武帝辩护。班固生活在汉武帝之后一百多年，虽然不算近，但也不太远，正好在汉武帝影响力的“射程”范围内。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下，班固本人就非常相信“天人感应”学说。这种学说认为，为了保证人世间的和谐秩序，加强和上天的沟通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这种看法，我们不能站在今天的立场笑话他们迷信，而应该看到，是当时的环境造就了这样的思想。
还是汉武帝求仙这件事，到了司马光这儿，又有不一样的处理。《资治通鉴》描写汉武帝，是希望汉武帝时代的经验和教训，能对以后的统治者起到帮助作用。所以司马光谈到汉武帝晚年自我反省的时候，专门讲汉武帝对自己迷信方士、神仙非常后悔，下令把所有方士全都罢免。而且汉武帝还有这么一句台词：“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武帝说自己以前很愚蠢，被那些方士骗，世界上哪有什么仙人，都是胡说八道。这段内容，在《史记》《汉书》里找不到。汉武帝是不是真的讲过这些话，无从查证。但司马光加这段内容的意图很明显，是要告诫后世的皇帝，千万别学汉武帝，为了求仙而劳民伤财。神仙没求到，搞得老百姓怨气冲天，那是不值得的。
通过这样比较之后，我们可以各用一个词，概括出三位史学家的不同。司马迁是在记录历史。他把自己亲眼看到、亲身经历的事都记下来了，里面夹杂着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的特点是鲜活生动。而班固是在解释历史。班固整理汉武帝时代的历史，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要确立西汉王朝的伟大性。因为东汉是继承西汉而来的，只有证明了西汉的伟大，才能证明，东汉继承西汉是合理的。所以，汉武帝的很多行为，班固都要给他一个合理解释。这样一来，班固笔下的汉武帝这个人，不像《史记》里的那么生动，但对于汉武帝这个时代种种现象的解释，班固讲得更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第三位史学家司马光，他是在分析历史。司马光笔下的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犯了很多错误，穷兵黩武、为求仙而劳民伤财，但为什么秦朝灭亡了而汉朝没有呢？司马光说，那是因为汉武帝晚年常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做出了自我纠正。通过这样的分析，司马光告诉后世统治者，汉武帝这个时代，什么样的教训要汲取，什么样的经验要借鉴，要学习和借鉴这些经验、教训，提高管理国家的水平。所以，司马光谈历史，并不注重那些流于表面的现象，而是更深入地去分析历史上成败兴衰的原因。
为什么是“三张面孔”
我们讲汉武帝，不是依据某一部史书，或某一位史学家的单一记载来讨论汉武帝和他的时代，而是把《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这三部史书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三部史书里记载的汉武帝有很大的不同。三位史学家，每位史学家笔下都有一张汉武帝的面孔，三张面孔各不相同。
为什么会这样？是史学家在撒谎？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哪位史学家想欺骗读者，而是因为这些史学家是站在不同的位置、角度来观察汉武帝，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司马迁的生活年代，基本上和汉武帝统治时期重合，亲眼目睹了当时绝大部分重大事件。第二位史学家班固，生活在汉武帝之后120年左右，当时西汉已经灭亡了，而打着“恢复汉室”旗号的东汉却刚刚兴起。第三位史学家司马光的生活年代，已经是汉武帝之后一千多年的宋代了。由于这三位史学家和汉武帝之间的距离呈现这么大的差异，他们对汉武帝关注的角度和程度，也会呈现很大差异。
从不同角度看汉武帝，就像我们看风景，远看、近看、身在其中看，必然大不相同。汉武帝就像一座名山，司马迁是“身在此山中”，他看到的都是山里最真实、最细腻的内容，但他却跳不出这座大山。班固呢，因为他生活在东汉初期，正是要接过西汉的旗帜、继续努力的时候，这个时候来看西汉时期最重要的帝王之一汉武帝，就好比是在出山的路口上回身仰视这座大山，这种视角下看出来的那座山，会显得特别雄伟。而司马光已经远离汉武帝时代，他所生活的宋代，有自己的时代使命，这种使命和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没什么直接联系，所以司马光好比是站在另一座山上眺望汉武帝这座山。有句话叫“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借助别人的经验教训，可以帮助自己成长。这句话用来形容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目的，非常合适。
而我们今天，站在21世纪的历史平台上，重新来回顾、评论汉武帝这段历史，当然又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和观念。历史就这些内容，一个汉武帝为什么要不停地、反复地被解释？正是因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观念和使命，所以，每个时代都会对以往的历史重新做出解释。这是历史认知最基本的特点之一。所以，像“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样的观点，是非常浅薄的，这个观点，没有考虑到不同角度观察历史的合理性。打个比方，你今天和家里人吵架了，很生气，越想越气，觉得对方怎么这么不讲理。这是你吵架当天的感受。过了三四天，你再想想，算了吧，自己家里人，呕这么大气干嘛，找个台阶和解了吧。这是你事后寻找处理方法时候的想法。再过三四年，又想起这件事，你可能会哑然失笑，觉得自己好无聊啊，怎么会为这么一件小事和家人大吵大闹。再过三四十年，可能和你吵架的人已经不在了，这个时候你再回想起这一幕，或许会非常心酸，当时吵得面红耳赤的场景，在这个时候的你看来，或许也是十分温馨的，你多么希望对方能再一次站在你面前，和你大吵一次，可惜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大家看，我们对于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尚且会在不同时期、不同心境下，引出不同的回忆心态。你能说你在某个阶段的感受是不真实的吗？你能说记忆就是一个任你打扮的小姑娘吗？当然不是。这么说来，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描绘出不同的历史图景，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