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夏，李泽厚和刘绪源就上一番谈话《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中的未尽之意（如怎样用“情本体”填补海德格尔，“情本体”能否取代宗教等）展开了再次长谈，也对过去学界的诸多责难（构建哲学体系缺乏论证、提纲式随笔式论述不够精确严密等）一一作出回复，遂成《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李泽厚2011年谈话录》一书。

四个“静悄悄”

刘：我们上一本对话出版后，读者对其中的第二、第三章很感兴趣，你在那里谈了很多自己的经历。有些本来不喜欢理论的年轻朋友也爱看，他们大多读过《美的历程》，是把对话当你的传记看的。这次你也谈一点自己的故事吧。你的生平应该就是“珍惜、眷恋、感伤、了悟”的经历，从你少年时代对死亡的忧惧，到现在的“为人类”而活，也可说是“寻求意义”的一生。

李：我没有那么多故事，一生简单平凡，“书就是人，人就是书”，上次说了。我还说过，我有四个静悄悄：静悄悄地写一生从没报过什么计划、项目、课题，出书或发表文章之前从不对人说。静悄悄地读我有一群静悄悄的认真的读者，这是我最高兴的。我的任何书印数不少于一万册，读者都是一般的青年、干部、教员、企业家、媒体人、军人，等等。他们有的还来看我，也有提问题讨论的。还不止一两个人说读我的书找到了人生意义、生活价值，这大概是学者教授们读不出的。倒是那些名流不读我的书，或者是读了不屑一提吧。我有证据，例如各种报纸经常有他们谈读书的文章，说最近看了什么书之类，乱七八糟的书都有，就从没发现有谁在读我的书（大笑）。我的书既没宣传，也没炒作，书评也极少，批判倒是多，但仍有人静悄悄地读，这非常之好。我非常得意。小时候父亲和我说以高下品德分四等人：“说了不做，说了就做，做了再说，做了不说。”印象深刻，至今记得。

当然，这只是我的个性，我不反对别人炒作、宣传、上电视。至于报项目，有资助，那更不是坏事。

我一生谈不上“中庸之道”，也不算是进取的“狂者”，最多不过是“有所不为”的“狷者”罢了。好些人以为我“很狂”，其实错了。

刘：还有两个“静悄悄”呢？

李：去年说过了：静悄悄地活近十年，我的“三不”（不讲演、不开会、不上电视）基本上执行了。十年中，也有两次规模较大人数较多的“座谈”，像是演讲，实际还是杂七杂八地回答问题。采访去年太多了一点，今年大都婉谢了。还有就是，静悄悄地死我死的时候除了家里人，没人会知道。我说过，对弟、妹，病重也不报，报病重有什么意思？牵累别人挂念，干吗？静悄悄地健康地活好，然后静悄悄地迅速地死掉。当然，这也纯属个性，我非常欣赏、赞同别人热热闹闹地活着、死去。我不参加对自己的祝寿活动，但愿意参加或欣赏别人的祝寿活动。

昨天，我们的责编陈飞雪打电话来，问起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这可以谈谈。我对自然科学一直感兴趣。上次我也说过，中学里我理科成绩好。初中时的平面几何，一些习题很难，但我喜欢做。训练推理能力和想象力，比如划虚线。八十年代我写过文章，说初中要学好“没用”的平面几何，高中要开逻辑课，这很重要。据说现在把逻辑放在政治课里，这有点搞笑。因为逻辑如同语法一样，恰恰是没有阶级性的，这还是斯大林说的，毛泽东也说逻辑没阶级性，它是人类普遍的思维形式和规律，我真不懂为什么放在政治课里讲，与政治毫无关系嘛。

到大学，我专门去上数理逻辑课，练习做得很认真。那时系里分几个组，我差点到逻辑组去。欧阳中石是我同班同学，他就是学逻辑的，我们同时听过王宪钧的课。这是我1954年做的数理逻辑笔记（取出当年笔记），金岳霖的《逻辑》里所附的那些题目，我大部分都做过，经过严格的推理训练。我从不苦思冥想，但力求概念清晰，思想周密，大概与这有关，虽然自己并未感觉到这点。我认为，搞文科的应该学好逻辑学，这是中国知识人的弱项，因为中国传统在这方面很欠缺。

我与胡风案

李：我北大毕业，几经折腾，一个偶然，进了中国社科院。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挨了一通整。因我说胡风是鲁迅最信任的人，说路翎的小说极有才华，我欣赏胡风《七月》、《希望》、泥土社、蚂蚁社等名称和封面设计，觉得不落俗套而坚实朴素，是鲁迅遗风，还有我买了胡风的《意见书》送人，等等。说我是“胡风分子”，整了一年。这中间，还把我带去参加执行枪毙前的“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为了吓唬我。但又怕我自杀，因为跟我同案的一个好朋友，非常好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自杀了。我才不会自杀呢。但逼我写了一大堆什么“我就是胡风，如何如何”的材料。

“反胡风”运动初期还叫我写批判文章，我说胡风是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所以与无产阶级发生了对抗。结果胡风发表检讨，也说自己是小资产阶级。这就成问题了，一定要审查我和胡风是怎么预谋好这同一个腔调的。最后，是通过公安部仔细调查，发现我和胡风或胡风分子没有任何联系。确实没有联系，连信也没写过一封，更没见过面说过话，我本不喜欢和人交往嘛。最后定我思想罪：受胡风严重影响，思想反动，需要批判。但我在被整结束以后，却立即买了路翎1949年以前出版的很厚的《财主的儿女们》上下册，留作纪念。我的藏书基本上处理光了，但这两本厚书至今还留在北京的小书房里，颇占地方。可见如何整也无效。

到1957年5月“反右”前夕，才把审查结论拿出来让我签字。幸亏我在签字时非常狡猾，我没有否定对我的审查，只说“有些材料与事实有一定出入”。假定那时我翻案，那就完了，肯定是“右派”无疑了。

记不住面貌和声音

李：我的遭遇还算好的，“文革”时也没怎么整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交往少。“文革”一开始，大家以为我跟文艺界的人联系一定很多，跟“文艺黑线”肯定有关。像陈荒煤，“文革”一开始就被揪出来的，他管电影，过去一直请我去看电影。还有戏剧界，几乎每演一个戏都送我票。因为当时我搞美学，算是有名气啦。后来发现，看戏成为负担，我就不去了。而且我和什么人物都不来往，“文革”和“反右”就这么过来了。所以，不和人联系坏处很多，但好处也有。

和人交往少，跟我自己一个大概先天的缺陷有关：我从小记不住人的面貌和声音，有的人以为我架子大，见面不打招呼，其实我是记不住面孔。还有一个是记不住声音，我儿子打电话来，总先报姓名。这事已讲过两次，这次想作标题突出一下，是因为至今如此，要请大家原谅再原谅。现在熟人电话仍老要问哪位，认识的人见面讲话，心里还在嘀咕“这是谁”。当然，非常熟的人尚不至如此。

算是毕生遗憾

刘：你到敦煌是什么时候？逃过“反右”跟你人在敦煌确有关系吧？

李：去敦煌就是1957年，我在“反胡风”审查结论上签字后就走了。五月走的，八月才回来。离开北京，先去了太原，一个人爬了华山，才到西安和大家会合。

刘：一个人？

李：是呵，很危险，但印象深刻。下午上的山，天黑了，一路没人。记得那晚在一个和尚庙住下，那时人很少。第二天接着爬。印象最深的是“老君扶犁”。那时袋里就揣一个工作证，我想如摔死，从工作证可以知道是什么人。我以为爬山，还是华山最好玩，因为它险。那时年轻啊，才27岁。

我到西安和他们会合，后经兰州，坐了很久的火车，先到敦煌县，从县里到莫高窟，记得是在沙漠中坐牛车，坐了一个晚上。那时交通很不方便。

在莫高窟我待了一个月，每个洞都看了好几遍。那时都是开放的，没有门，可以随时去看，不像现在。和敦煌研究所的人来往很少，就是自己看。（打开当年的记录）你看，这里都记了，每看一个洞，都做记录，主要记自己的感受。至今还记得，当时很想做敦煌壁画藻井图案不同时代装饰风格的研究，如唐的自由舒展而含混，宋的清明规范而呆板，联系唐喜牡丹宋重松槐，以及唐宋诗的不同，觉得是非常好的美学题目，可以从审美趣味的变迁看人类心灵的积累和丰富。我一直有几个很想做的实证性题目，却始终未能做。算是毕生遗憾。

我们那次去，是中央美院牵头，有薄松年先生等人。你们上海也有人去，是陈麦先生。武汉美院也去了人，是陈绍丰先生。

这一路上，我还一个人看了龙门石窟，看了晋祠，看了永乐宫壁画那时永乐宫还没搬家，在原来的地方。以后就再没有这样的参观游览的机会了。八九十年代才重新开始游历。我很喜欢旅游，主要看历史古迹，可惜现在走不动了。

刘：当初你们搞美学研究，并不只是关在书斋里发议论，也尽可能去掌握第一手的艺术史材料。这对你后来写《美的历程》和《华夏美学》，肯定有帮助。现在有些教授可以写一大堆高深的论文，却写不了那样的书。

李：倒也不一定如此，康德从不出门，却写了无人能比的美学著作。

刘：那还是纯理论著作；《美的历程》毕竟有大量描述性的内容，没有第一手的审美体验，肯定写不成。

美国学生

李：我在美国大学里讲中国思想史时，学生最爱听的，一是“阴阳五行”；二是《庄子》中的“鱼的故事”和“蝴蝶的故事”，前者即庄子与惠施辩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逻辑推理与直观移情谁“可靠”？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到底谁真实？提出的是人生意义何在？三是“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三重境界说。我与西方的理性思维作对比，他们听下来，感到新鲜和有益。

世俗眼光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宗教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在第二层，认为俗世是不重要的，不美好的，在灵魂上把这一层去掉，才是美好的，天国在另一世界。禅宗和儒家的思维又回到第三层，“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而又不是原来的山水，在有限中见无限，在世俗中得超越，这对他们似乎也是闻所未闻，觉得有意思。

“阴阳五行”也是这个道理，他们的思维是上帝跟魔鬼不两立，但中国的思维不是上帝跟魔鬼，阴和阳不是哪个好哪个不好，而是可以相互渗透和补充，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同一个人对你来说是阳，对他来说就是阴，非常灵活。不是一边是绝对圣洁一边是绝对邪恶。我把五行画了相生相克的图，我说这就是你们常讲的反馈系统，又形象又复杂，他们感到好玩极了。

庄子和惠施的辩论，按照逻辑，是惠施赢了。本来，鱼怎么叫快乐，这在分析哲学看来，是讲不通的。它只是一种审美的移情、心境的表达。从我的教学中，他们看到中国的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他们的不同，这使他们很感惊异和兴趣。我讲过多次：当年一个学生问我，你们中国人不信上帝，为什么能延续这么久？我一直把此“问”看作一个重要的大问题。

另外，我把中国儒家的诚、孝、悌、学、义、仁、忠、敬等等，和《圣经》中的主、爱、信、罪、得救、忍受、盼望、全知全能，和古希腊哲学的实体、存在、理式、质、量等等，进行比对，这也受欢迎。因为这些范畴带着不同文化的基本特色，可以较快看出中西的同异。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问题，当时我只能随便讲讲，其实值得深究。现在那么多博士论文，没有一个做这种研究，奇怪吧？毫无意义的论文倒有不少。

在美国上课，心里还是紧张的，心理负担很重。主要是怕美国学生提问。你知道，美国学生爱提问，你没讲完他们就问，我怕听不懂他们的问题。讲是主动的，不行的话我可以换一种方式换一些词汇讲；听是被动的，听不懂就是听不懂。但还好，只有一次两次，没听懂，我一问，他再一讲，懂了。还碰到过两个学生到我办公室跟我争分数，说我打分打低了，我坚持，没有改，也把他们说服了。

我在美国一年开三门课，中国思想史（分古代和现代），美学，也开过几次《论语》。或者上学期开两门，下学期开一门；或者相反；或者开两门课再加一门研究生讨论课。总之一个正教授每年上三门课，一般都是这样。

美国大学有对教授的考核，系里搞，老师不在场，由系里向学生发问卷，提一些问题，问这个老师怎么样。我是很晚才知道的，不过很好，学生对我的评价很高。有个菲律宾学生还说，我是她“最喜欢的老师”，因为每次听课都有收获，而且传授知识多，逻辑性强。我所在的科罗拉多学院和斯瓦斯摩学院是私立学校，学费很贵，学生富有，教师待遇也好。我说我学陈寅恪，他晚年给傅斯年信里说“不求名，只图利”，哪里钱多就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