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富泉：改革开放是继往开来的传家宝
——就学习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精神采访邓小平战略研究专家张富泉
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讲话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若干重大问题，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记者为此采访了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富泉，请他谈学习总书记讲话精神体会，并请他就今后改革发展战略问题进行分析解答。
记者：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毫不动摇，要以“三个更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长期研究改革开放和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的专家，您如何理解总书记这番讲话的重要意义？
张富泉：讲话继往开来、总揽全局、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指导性和针对性。讲话着重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毫不动摇，总结3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发展必须依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继往开来的传家宝。我们认真学习讲话不要满足于照本背课，要着重领会其精髓，结合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再学习、再提高，就会对改革开放体会更深、感情更浓、认识更明确、态度更坚决，齐心协力、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比如，讲话中通篇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对邓小平“两个大局”改革开放战略思想的深入理解，就会对中国特色有更深切地感悟，其实这也关系到把讲话精神贯彻到深化改革开放、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各个细节中去。
记者：讲话的中心主题就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奋勇前进，很想请您谈谈学习体会？
张富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有它的本质内涵。不过，我们也可通过的直观比较的方法，往往能够得到更加认同和具体感摸得着的东西。在研究邓小平“两个大局”改革开放战略思想中，我们曾对西方国家的财经制度做过对比，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政府不仅干预经济而且直接参与经济。对此，把它摆放到市场竞争的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特就特在多有了地方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发展这么个主体，且其竞争行为不像企业和个体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GDP崇拜与追求增值税等财税收入的最大化。
西方企业和个体作为自由竞争的主体，往往采取某种意义上的全国财政“大锅饭”体制，来克服公平的市场竞争可能导致社会福利的分配不公，以维护企业和个体持续的自由竞争。比如，德国财政横向平衡制度就是典型的“大锅饭”体制。这种体制还对德国统一起过重要诱致性作用，可统一后原西部老州又对吃财政“大锅饭”强烈不满。但就因地方政府无关经济紧要，企业与个体才是市场主体，结果财政均衡不仅不影响经济发展，而且还促进了东、西德市场统一并间接维护了自由竞争秩序。特别是澳大利亚一类资源型经济国家，实行政府间按人均百分之百的财政均衡，同样由于地方政府不参与经济从不妨碍经济发展。但我们中国由于家底薄，人均资源占有量过少，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地方直接参与经济竞争发展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大特色。
记者：地方政府直接参与经济竞争发展，的确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大亮点。对此，学术界看法不一，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张富泉：这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所在，也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使然。实事求是地说，多有了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发展这么个主体，且其竞争行为又与企业和个体不同，它追求的是GDP即新增物质财富的最大化。与企业和个体并不处在同一个竞争层面，不仅不与企业与个体抢机会、争利益，而且还能弥补其逐利行为的缺失，从投资基础设施、科教人才等平台建设诸方面为之提供更多的机会与赢利。但忽视利润最大化也会有消极的一面，这就是地方直接参与经济往往不计资源消耗，甚至无视生态环境影响，盲目投资与重复建设，并带来市场分割、差距拉大和权力腐败等问题。一句话，兴利避害这种体制特色优势强大无比，反之则将带来问题多多。
记者：讲话指出“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小平同志也曾讲过“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您如何看待发展带来的不平衡，您认为应该如何通过改革实现更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张富泉：这里，试从邓小平“两个大局”改革开放战略来谈，在国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改革初期，发展是硬道理的矛盾尤为突出，加之地区差距还不大，资源消耗承受力还强，生态环境还好。这个时候，实施内地顾全沿海第一个大局战略，为调动和刺激地方参与经济发展竞争的积极性，自1980开始实行省级财政承包制及分税制，圆满实现了前两步用两个十年翻两番的战略预期。换言之，改革开放首战告捷，到2000年达到人均一千美元的基本小康，关键就在打破原有全国财政“大锅饭”体制，强化地方利益刚性放开放活了GDP崇拜的这群“脱缰野马”。试想，离开地方竞相发展和GDP崇拜的强烈冲动，实现前两步翻两番根本无从谈及。然而，这种忽视效率、忽视生态环保及过度资源消耗的无序竞争不可能持续下去，任马由缰持续的时间过长必将付出经济社会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重的“跑死马”的惨痛代价。因此，按照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安排，进入新世纪就要“反过来”，实施沿海帮助内地的第二个大局战略。这实际上也是要给地方参与经济竞争的这群“脱缰野马”套上缰绳，将省级为主的东、中、西非均衡区域无序竞争，整合为趋同俱乐部区域公平有序地竞争，重构沿海帮助内地共同发展富裕新的区域经济体系。
记者：您提出在沿海优先发展的基础上，向沿海支持内地发展的“第二个大局”转换，这个转换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张富泉：中国历史上曾有合纵连横之说，合纵成为连横的基础和先导，连横才形成大一统的强大格局。邓小平在论述“两个大局”战略及其转换时提出：“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里，邓小平用了“反过来”这个很重的词，旨在强调“两个大局”战略寓有前后相依、相辅相反的“悖理”。既然内地大局战略是沿海大局战略的“反过来”，就必须实行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的大反转，即在东、中、西纵向区域基础上合纵连横，构成沿海帮助内地共同发展富裕的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渤海横向趋同俱乐部区域。
记者：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渤海分别包含哪些省区市，为什么说是同一起跑线上的横向趋同俱乐部区域？
张富泉：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纵深的内陆，地理特点呈西高东低之势，生产力水平则由东向西呈反向梯次分布。其经济区按纵向划分呈同质性且非均衡发展的特点，而按横向划分则呈集聚性且相对均衡协调的特点。可见，邓小平“两个大局”改革开放的战略思想，完全切合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特点和基本国情。其沿海第一个大局梯度推移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就凭借了东、中、西纵向区域非均衡特点；而内地第二个大局战略构建区域协调互动的发展机制，无疑需在东、中、西纵向区域基础上合纵连横，分别构建以珠三角城市群横向连接长江中上游，包括粤闽桂琼湘鄂赣渝云贵川藏12省区市的泛珠三角经济区；以长三角城市群横向连接黄河中上游，包括沪苏浙皖豫陕甘宁青新10省区市的泛长三角经济区；以环渤海城市群横向连接黄河下游和华北东北等地，包括京津冀晋蒙辽吉黑鲁9省区市的大环渤海经济区。
对这三大横向经济区，若对照中国地图直观地看，泛珠三角、泛长三角与大环渤海都成带状分布，都有各自的出海口和起龙头作用的沿海城市群增长极与纵深的内陆经济带，要素优势与禀赋优势异质互补性极强，属典型的内聚性经济区。特别是这三大横向区域改革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基本均衡，财政经济规模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平均水平基本相当，资源禀赋与经济要素等发展条件也不相上下，可谓中国特有的一组内聚性趋同俱乐部区域，也是一种天然的均衡性区域资源的新发现。因此，按照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转换“反过来”的路径，将以省级为主的东、中、西纵向区域无序竞争，整合为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一组趋同俱乐部区域的均衡性竞争，即如马克思所论述的通过起点公平以及规则公平而达致终点的公平（毛程连等，2003），则可形成统一市场与公平竞争的秩序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最终完善，顺利实现区域非均衡发展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转型。
记者：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作为中国特有的均衡性区域资源，还要看采取怎样的区域政策开发利用。您认为实现更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采取怎样的政策措施？
张富泉：财政政策是经济政策的核心。实施邓小平“两个大局”改革开放战略，始终离不开对地方参与经济的财政改革诱致性政策。事实上，沿海第一个大局战略的成功实施，关键就在采取省级财政大包干及后来的分税制。进入新世纪，转向实施内地第二个大局战略，仍需期待完善分税制改革的再突破。因为自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体制，是建立在原有省级财政承包制的基数上，其计算地方财力的方式仍然沿用着按财政供养人口计算的传统办法，随着经济发展和地区差距拉大其矛盾与问题也日渐显露出来。这正如邓小平谈到发展起来的问题所强调的：“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经济开始发展起来后，问题也开始多了起来。比如，地区差距拉大、地方市场分割、资源环境不堪重负和竞争失序、贪腐滋生等问题越来越多。这些问题集中起来，矛盾的焦点还是财政再分配问题。因此，用发展来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要深化财政改革，改变按财政供养人口计算地方财力的传统作法，实行与国际接轨的按真实统计常住人口即“标准人”分配地方财力，在这一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实现分税制改革的再突破。
记者：分配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为什么您只提完善分税制改革，并强调要由“财政供养人”向“标准人”转换？
张富泉：初次分配系市场行为，就应让市场去自主调节。其实，在这方面政府也很难有所作为。比如，中等收入阶层是多了还是少了？职工工资高些好还是低些好？这些问题都不宜过于理想化，想作为、乱作为只能是帮倒忙！中国有13亿人口，需明白“众养则患、用之则昌”的哲理。过去搞计划经济由国家统包统揽，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边缘，若再大包大揽回到另一种形式的“大锅饭”上去，到头来恐怕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而财政再分配是政府的本份，通过深化改革更好发挥其“配置、分配与调节”的扛杆作用，政府责任重于泰山，改革作用牵一发而动全身！完善分税制改革，分三大财税区按“标准人”分配省级政府间地方财力。这里的“标准人”是指剔出统计常住人口中，诸如候鸟型农民工现象中的创造财富外溢或公共服务外溢后的真实常住人。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其户籍就业与外来就业人口负担率分别为1:1.6和1:1.03；也就是说按户籍每百位就业者需负担60个附加人口，而外来“新莞人”只需负担3个。这就说明外来劳动者为东莞创造了巨大财富而把附加人口负担大量留在了内地。按该市（2007）外来劳动力539万人占到总劳力83.5%来计算，当年共创造GDP2632亿元和出口额503亿美元；分行业测算创造财税收入396亿元占到了73.3%。但当年该市全部财政支出才185.45亿元。因此，同样是由于按财政供养人口计算地方财力，外来劳动者所创造的财税收入也不会很多留归当地，事实上接纳外来人口落户就会造成当地公共服务的外溢。可见，由于分税制尚未完全脱出原有财政承包制的窠臼，结果带来了普遍存在着的“劳动承接、户籍拒绝”的中国特有的候鸟型农民工现象。像解决此类发展起来的问题，显然必需改变这种按财政供养人口计算地方财力的传统作法。同时，对东莞市的情况还说明，如果不从年度统计人口中剔出各地创造财富外溢成份或公共服务外溢成份，直接按统计常住人口计算地方财力分配，看起来是与国际接轨其实不然，只有按剔出统计人口中劳动财富外溢或公共服务外溢的非真实因素后的“标准人”分配，才是实现国际惯例意义上的政府间真实常住人口的财力均衡。
记者：怎样实施统计常住人口的“标准人”分配？有没有什么依据？
张富泉：市场经济即法治经济，这首先就应体现在财税制度的设计与管治过程中。里根政府开启全球性财政分权主义，就建立在“让每一个处于平等地位的人都得到平等的财政对待”的布坎南模型和联邦基本法的基点上；德国财政横向平衡制度的设计，其“假定各州人均消费水平基本相同”的理论，就来自其联盟基本法“保证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享有基本生活水准”的规定。按统计常住人口“标准人”分配，实质上是要按照“两个大局”战略转换的要求，基于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假定各省区市人的能力和努力程度的平均水平以及外部环境包括公共服务等条件相同。应当说，这种设计理念与方案，既借鉴了布坎南模型和德国财政横向平衡制度的成功之处，又体现了中国式的法治特色，也是从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与科学发展观完美结合的逻辑推论和精确计算得出来的。“标准人”分配模型的理论设计与推演过程，具体可见《邓小平战略设计：共同发展富裕的中国定律》的第四、第五章。它既体现了法治的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特点，又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显著不同。这一方案经实证分析易于操作且能广为接受，完全能够达致公平和效率有机结合、相得益彰的预期。不过，实行这种与国际接轨的统计常住人口的“标准人”分配，如上所述由于地方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发展竞争的中国特色，决不能照搬西方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分税制，而只能选择在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横向趋同俱乐部条件下，分别实行各个区域内省区市政府间财政横向均衡的制度。
记者：这样构建沿海连接内地的三大财税区，沿海与内地绑到一块是不是新的平均主义？沿海经济发达区会干吗？
张富泉：改革开放就是打破平均主义。邓小平向来反对搞平均主义，他说“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势必导致共同贫穷。”然而，构建沿海帮助内地共同发展富裕的经济区，沿海省市同样有着强烈的愿望。比如，广东省在2003年就提出构建“9+2”经济区的设想，最先打出了泛珠三角的概念。因为共同发展富裕不是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定律。在邓小平看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两条都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这种本质论思想也完整体现在“两个大局”的改革开放战略中。沿海第一个大局战略的实施，是在改革初期效率问题成为主要矛盾时，让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发展起来，是要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转到内地第二个大局战略上来，构建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横向区域发展新格局，则是要突出沿海帮助内地共同发展富裕的主题。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达到小康后，沿海面临的已是新的发展问题，而内地仍然是脱贫致富问题，沿海与内地谁也不能离开谁。这种相互需求、相得益彰的损荣关系在新的发展阶段尤显突出。如果“两个大局”战略转换迟迟不能到位，长期徘徊于非均衡区域市场分割状态，沿海是沿海，内地是内地，就谈不上沿海帮助内地发展，那样沿海既帮不了内地也拯救不了自己。因为不能带动中西部内地共同发展富裕，则意味着巨大的内需市场和消费力不能释放出来，那么过多倚重出口拉动的沿海经济始终是不稳靠的。像遭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一旦出口受阻，其发展受到最大局限、受阻受损最大的是沿海而不是内地。因此沿海帮助内地也在帮助自己，不失时机地推进“两个大局”战略转换以实现共同发展与富裕，不仅是内地加快发展、缩小差距和公平正义的迫切要求，也是沿海拓展内需、优化结构和提升发展的内在需要。
尤其是在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财税区内，分别按统计常住人口“标准人”分配，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仍然是各省拿各省自己该拿的，并不存在谁占谁的问题。以相邻的广东、湖南两省为例，剔除按常住人口统计带来的劳动财富外溢或公共服务外溢的非真实因素，湖南常住人口（2007）“标准人”系数为1，则广东省（2007）“标准人”系数为1.542。也就是说在泛珠三角财税区当年财力分配中，按统计常住人口计广东人均财力为湖南的1.542倍。相应地其统计常住人口“标准人”系数高，则保增长和财政增收的压力也要大。同样以广东省为例，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GDP增速比上年下降了1/3，其统计常住人口也少增加了20万人，相应地其“标准人”系数下降到1.426（湖南系数仍为1），当年“标准人”结算财力比按上年“标准人”预分配财力需减少234亿元，相当于其当年结算可用财力的1.8%。
记者：这种“标准人”公式化分配的结果，能够剔除按常住人口统计带来的劳动财富外溢或公共服务外溢等因素，既能体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也对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人口自由流动产生了促进作用？
张富泉：对！因为沿海和内地经济互补性极强，构建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财税区，实质上也是拓展区域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这样造就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机制，空间结构布局将从根本上得到优化，还能带来巨大宏观经济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沿海三大城市群按流域、地域连接三大内地带，无论哪个财税区都将远远大于1+1的收益。因此，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分税制体制，按统计常住人口的“标准人”公式化分配，各省“谁也不占谁”但谁都会比过去拿得多。沿海和内地只要算细账、算大账，就决不会有不乐意的。比如，不再按财政供养人口计算地方财力，改为按统计常住人口“标准人”分配，人口居住哪里就能把财政公共服务带到哪里，农民入城既能把本区域蛋糕做大，又能增加当地常住人口让蛋糕分得更多，这样长期困扰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再如，钱正英总结治沙经验是“人进沙进、人退沙退”，通过完善分税制理顺沿海和内地财政关系，让“以脚投票”的规律发生作用，中西部生态脆弱地区迁移出部分人口，生态安全和彻底脱贫也不再成其问题。而就沿海经济发达区来看，只要经济要素有序流动起来，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群，都有可能发展为上亿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使我们的综合国力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记者：总书记讲话指出“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实现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开放。抓住完善分税制改革这个牛鼻子，是否能够打破利益分割格局，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
张富泉：如果说过来的财政承包制与分税制，是建立在东、中、西纵向非均衡区域与省级财政体非均衡竞争的基点上；那么新形势下完善的分税制，就必须构建在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横向均衡性区域与区域财政横向均衡的基石上。这三大横向财税区的“均衡三角”，可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命力之所在。因为市场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公平竞争，由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经济竞争，这就需与企业、个体竞争者同样具备公平的起点。而在东、中、西纵向区域条件下省级财政体的竞争，各个省级区域发展基础与条件相差悬殊，如同奥运会与残奥会同台竞技只会造成混乱失序的状态。这一方面，各个省级财政体出于地方利益的刚性，加之区域差异与非均衡势必导致普遍的市场分割，难以实现全国市场统一；另一方面，经济越发达区际差距就越大，为抑制和缩小这种差距，只能动用越来越多的行政干预措施，结果市场化改革距离市场越来越远。“反过来”转向沿海帮助内地共同发展富裕的第二个大局战略，合纵连横形成区域财政横向均衡的三大财税区，这样重塑区域经济平等竞争的主体，东、中、西区际间越来越大的地区差距，将被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横向区域均衡发展所取代；现有省级为主的市场利益分割的格局被打破，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得以最终形成；市场规范相应带来行政行为的规范，将从根本上防止和避免权力寻租与腐败现象的发生；加之趋同俱乐部区域构成江河上下游生态贡献区与受益区的统一财政体，十分有利于类型区有序开发的统筹协调和生态环保等，将从根本上解决差距拉大、市场分割、贪腐滋生、生态恶化和社会公平正义等区域经济社会问题。同时，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这一“均衡三角”，还是一种天然的经济民主制衡机制，能够强有力地促进央地政府职能分开。
记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够职能分开吗？
张富泉：不仅能够分开而且必须完全彻底分开。因为市场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公平竞争，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就不可能有公平竞争。解决的办法，就是央地政府职能彻底分开。地方政府尽可能多地退出甚至完全退出经济监管领域，主要致力于区域经济发展与市场公平竞争。中央政府及垂直部门只起“守夜人”作用，维护好区域、企业、个体等市场主体成员的平等地位、等价交换规则和公平竞争秩序。马克思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作过全面考察后，提出通过起点的公平以及规则的公平而达致终点的公平，并认为规则公平实际上是对起点公平的必要补充（毛程连等，2003）。有了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这组趋同俱乐部区域公平竞争的起点，确保其竞争规则与过程公平则成为完善分税制必需的制度保证。因此，中央政府“守夜人”的首务之责，就是对三大财税区在立项、用地、财税、金融等行政性资源配置上，必须严格实行“取之同等、予之等同”的原则，使之在其竞争公平的起点上确保竞争规则与过程的公平。
记者：光凭政府“守夜人”的觉悟，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恐怕还不行。怎样用适宜制度来保证区域竞争规则与过程的公平呢？
张富泉：这就势必要求规划体制的配套改革。一般情况下，越是适应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区域规划与政策，就越不适应于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战略。广而推之，从计划经济时代流行至今的规划和预算两个报告的分读体制，恐怕也不能不做出某种完善与改进。在这个方面，可借鉴德国由联邦财政部长牵头共同组成联邦财政计划委员会的作法，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由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牵头，央行与国土、劳动、环保等部门参与咨询，并吸收“均衡三角”各区域部分省区市代表参与，组建具有相当权威的国家总体规划加三大财税区规划即“1+3”规划统筹办，担负起统筹规划、制定预算、协调利益等重要职能。并将“1+3”规划的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作为一项重要议题落实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民主决策过程中，最终采取票决制予以审定，以强化“均衡三角”经济民主制衡机制的作用，最大限度地落实公平、公正、效率与理性的原则。基于“维克塞尔-林达尔机制”的原理，人们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力，则意味着竞争起点公平；面对的是同一的投票规则，这就保证了规则的公平；加上在信息完全的假定下，结果就自然而然是公平的了（胡寄窗，1991）。显然，“两个大局”战略转换后的横向区域与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由于其起点公平建构在趋同俱乐部区域“均衡三角”之上，而结果公平又体现在“标准人”均等化分配之中，存在的真实肯定比某种假定性设想要可靠得多；然而保证区域竞争规则与过程的公平，恐怕还离不开以上这种“同一的投票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实施“两个大局”战略转换形成的区域“均衡三角”，既是新形势下完善分税制的必要依托，又具备经济民主制衡的政治体制自愈机能。
记者：“均衡三角”的经济民主制衡机制，如何在运转中体现政治民主建设的自愈机能？
张富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经济民主制衡机制的形成，是为确保完善分税制条件下三大财税区公平有序地竞争。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的观点，民主宪政的本质与核心内容当为经济民主。正如村级基层民主建设成果所反映的，只要村务公开、有了透明度，村民就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民主（朱隽，2011）。可见受广大民众所拥戴的真正管用的民主还是经济民主。西方流行的政治制衡，七拐八弯最终还是落到经济制衡上，说到底还是为了解决政府失误和公权滥用问题。但不管怎样，都是秋后算账的一种事后纠错机制。而区域“均衡三角”经济民主制衡机制的形成，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出于本身基本经济权益的争取与维护，其区域机会均等、分配均衡和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所形成经济民主制衡的倒逼机制，直奔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公平与效率的主题，较之政治制衡应是一种事前纠错机制，完全能够更好实现民主政治与决策的高效率。
比如，有了这种“均衡三角”民主制衡机制，对“1+3”财政预算与发展规划的科学制定，首先就极具聪明智慧的挑战性。如果不能广纳博采、选贤任能和集中智慧，就不可能做出兼具效率与公平的聪明型成长方案来，而不具实际指导意义或三大财税区不能摆平或在某个区域内摆得不具比较效益的规划，都将遭到责难甚至难能通过。这就势必造就一种人才脱颖而出、创新与智慧迸发涌流的民主氛围时代。同样，不具参政议政代表能力者则意味着被代表方利益的受损等，都将起到激发人才辈出、强化经济民主机制的奠基作用。而对“1+3”规划的实施过程，“均衡三角”经济民主制衡机制又是全方位全程的监督，掌握着经济社会发展权、土地、资金调配权和财政大权的一些重权部门，都将倒过来被置于多方监督之下，起着广泛矫正行政行为和社会清流的作用。
记者：也就是说，这种完善分税制改革的新突破，对政治体制改革也有自我完善作用。问题是这样搞成三大财税区，会不会产生行政壁垒或各自为政？
张富泉：根据地方直接参与经济发展竞争的中国特色，按国际惯例完善分税制改革，实行统计常住人口的“标准人”公式化分配，实质上就是要在保持央地财政关系不变、地方财政支出主体不变的前提下，实行央财纵向转移支付下的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显然，构建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财税区，只是央财对省级地方实施预算分配的一级虚拟平台，而不是一种行政实体，丝毫也不涉及行政区划调整和地方支出体制问题。说到底，完善分税制只是依照国际惯例理顺央地、地地各个方面的财政关系，相对于全球财政分权体制而言，还是某种意义上更符合中国国情的统分结合的体制。
而且这一改革仅限于中央财政对地方预算分配方式方法与国家规划体制的某种改进，或者说只是政府宏观管理适应区域市场公平竞争和促进全国市场统一的必要调整，改革成本与涉及面极小，但却能起到完善经济民主机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与统一的“四两拨千斤”的效用。特别是依托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财税区的“均衡三角”，通过对全国财政预算与经济社会发展“1+3”规划与实施的审议与监督的过程，还能建立起党领导下的一种经济民主制衡机制，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记者：总书记说，今后5年是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请您结合所谈内容介绍一下改革深化完善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张富泉：讲话明确指出：“在未来5年为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进而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宏伟目标和邓小平“两个大局”改革开放战略一脉相承、完全藕合。我常想，邓小平改革开放战略为什么要设计“两个大局”、讲“三步走”，并且提出“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可见，小平同志早就预见到会有20年战略转换期或者说战略机遇期，满打满算也只有八年了！
讲话号召我们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抓紧工作，抓紧落实。因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永恒的，可改革毕竟是过渡性的，终归是要建起一种完善的适宜制度。对此，一定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认真学习贯彻讲话精神，坚持把深化改革开放落实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各个细节中去，并首先在分税制改革这一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上取得新突破。概言之，邓小平“两个大局”改革开放战略寓有先富与共富、计划与市场、非均衡与均衡、效率与公平的深刻哲理，且都统筹作用于央地、地地财政关系调节之中。既然依靠财政承包制改革的最初突破，圆满实现了前两步走的第一个大局的战略目标；那么通过完善分税制改革的再突破，就必然实现第三步共同发展富裕和基本现代化这个更重要的目标。不然，若继续流连于不完善、不规范的分税制，市场分割、收入差距、生态环境等发展起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行政掌控配置的资源也越来越多，最终回到另一种形式的财政“大锅饭”上去，我们的改革将前功尽弃。而跨过这一步，实施区域“标准人”财政横向均衡的完善的分税制，改革的千秋大业告成，则将顺利建成全面小康和迈入基本现代化建设的高潮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