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提升中国话语权，首先需要研究“我们的声音如何能进入他人的世界”。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中国声音”的典型代表。我们收集了2005-2009年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所有答记者问，以及2005-2009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5个国家20家媒体引用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新闻，对发言人话语和西方媒体的引用这两套话语体系进行统计、比较和分析。研究发现，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话语在“说什么”和“怎么说”两个层次上具有以下特征：

一、在“说什么”层次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话语和西方媒体引用的话语在议题内容、涉及国家（地区）、涉及对象三个指标上都具有相关性。这表明，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话语内容可以为西方媒体设置议程。但是，发言人话语和西方媒体引用的话语在立场、时差两个指标上不具有相关性，仅仅在清晰度一项上具有相关性。这表明，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话语态度基本不能为西方媒体设置议程。且西方媒体具有围绕中国话语，进行反向设置议程的能力。

二、在“怎么说”层次上，通过对达赖喇嘛、达尔富尔问题、奥运政治化、气候问题等案例的分析，我们发现西方媒体对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话语主要采取负面、对抗话语来进行解读，交叉使用了“东方主义”和“负责任大国”框架。在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中，西方媒体往往根据不同语境转换两种框架，既用东方主义视角丑化、异化、孤立中国形象，又在某些重要国际事务中抬高、突出、泛化中国的国际责任，其最终目标是产生符合其本国利益要求的“新的话语意义”。

三、从区域、国家和媒体三个层次对样本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在引用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新闻时，西方媒体不是一个话语共同体。

四、国家利益、文化因素和传媒规律是影响中国话语权实现的重要因素。

基于以上的分析，谋求中国话语权的提升，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中国话语需要根据不同议题内容对西方媒体设置议程。“访问信息”在中国话语的发布量中居前，而西方媒体引用量却很稀少。我们认为，对“访问信息”可以有选择地发布，一些出访人物级别高的议题需要主动发布，而对那些较少受国际关注的出访可以在记者提问时回答。“人权问题”、“环保生态”是西方媒体设置议程的领域，西方媒体对这些议题的关注度远高于中国话语的传播力度，与其让西方媒体进行西方式叙事，倒不如主动增强中国话语对该议题的议程设置力度，以增强对西方媒体的引导力。中国话语在“民族宗教”、“国家安全与军事部署”、“武器装备”等项内容的发布上容易被西方媒体引用，可以利用西方媒体对这些话语的高引用率，寻找适应西方社会接受的突破口。

二、中国话语应有针对性地增强对欧洲地区的辐射。考虑到近年来欧洲涉华舆论较为恶劣的现状，中国话语要尽可能地通过“搭车”方式，借助涉欧事务、欧洲跨国公司等平台加强对欧洲媒体的议程设置，利用新闻“接近性”以强化欧洲公众对中国的认知。比如一些地区发生了抵制家乐福事件，由于家乐福是法国知名跨国公司，中国话语在表达我方立场的同时，就可以通过良好的策划，借家乐福事件拉近与法国公众的距离，而过于强硬的表态会因无法取得法国公众的认同而削弱中国话语的影响力。

三、中国话语需要增强对民间社会的关注度。针对中国话语偏重“政府”信息，忽视中国民间人士（如西方媒体中常出现的成龙、李连杰）等“社会”、“个人”信息的现象。可以探索改变以官方信息为主的发布模式，增强对民间社会的关注度，这将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四、中国话语在表达立场时应平衡“抗议”、“否定”立场与“希望”、“愿意”立场。中国话语在处理“抗议”、“否定和反问”立场的议题时，可以加强对敏感事件的分析，通过详细阐明事件来龙去脉、中国立场和态度、中西方对相关事件的分歧所在，让西方人了解中西方历史以及思维模式的差异，克服跨文化沟通障碍，避免矛盾的激化。同时增强“希望”、“愿意”立场的陈述，也可以适时地对西方国家的某些行为加以“支持”，增强友好立场的表达。

五、在话语清晰度上，中国话语要尽量做到“明确陈述或答复”西方的提问，这样可以提高被西方媒体引用的比率。对于那些新闻发言人不知晓的提问，也应明确答复西方记者向什么机构询问，这样可以避免西方记者通过报道对中国进行指责。

六、加快发布速度，以避免被西方媒体误读。快速的信息发布有利于抢占舆论制高点。中国话语要加强对热点事件“当天反应”或“晚一天”反应的可能性，这样可以争取到避免被西方媒体误读和议程反设置的黄金时间，获得主动权。

最后，我们认为中国话语权提升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进行议程设置，具体包括话语内容的设置和话语态度的设置;第二个步骤是解构框架，中方需要解构西方媒体中的“东方主义”和“负责任大国”交叉运用的框架;第三个步骤是我方对于西方媒体的监测反馈以及网络化传播。我国政府需要将中国话语的传播由当前的“模糊效果模式”发展到“多阶段分类效果模式”，从议程设置、解构框架、监测与网络化传播三个阶段上提升中国话语权，进而增强中国软实力。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中心副主任、副教授。本文为作者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话语权提升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