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不可无视持久性就业压力

作者：唐钧  时间：2012-08-29   浏览次数：22 次

我国的劳动力状况和就业形势

我国是一个13亿人口大国，也是一个拥有9亿多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源大国。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1 0 年，在我国7.84亿人“经济活动人口”中，有就业人口7.61亿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口3.47亿人，农村就业人口4.14亿人。除此之外，在城镇，还有4.1%的登记失业率，即908万登记失业人员。

据《201 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2006—2011年每年还有新增就业人口：2006年为1184万人，2007年为1204万人，2008 年为1113万人，2009年为1102万人，2010年为1168万人，2011年为1221万人。即“十一五”期间，新增就业人数总数为5771万人，5年的平均数为1154万人。至于登记失业率，“十一五”期间的5年分别为：2006年为4.1%、2007年为4.0%、2008年为4.2%、2009 年为4.3%、2010年为4.1%，平均登记失业率为4.1%。进入“十二五”，2011年的登记失业率为4.1%。

而在现实中，相当多的失业者由于享受不到失业保险及有关待遇，譬如农民工、没有参加过工作的青年人(包括大学毕业生)，其中大多数人都不会主动进行失业登记。因此会使失业登记信息失真。2009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给出了2。08年一个经过大样本调查统计数据——“调查失业率”为9.4%。

就失业问题而言，我国除了存在结构性失业、周期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季节性失业之外，还存在着总量性失业，即劳动力总量大大多于就业岗位总量而导致的失业。

近年，国内外有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成为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据国家老龄委2006年发布的《人口白皮书》的预测，205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超过4亿人，占人口比重的30%以上。

不过在人们热议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同时，却有一个问题被忽略了——即使是在中国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际，中国的15～60岁劳动年龄人口仍有7亿人。若以国际通行的15～65岁标准计算，则为8亿人。届时，中国的劳动人口比重虽然比现在大大地降低了，但7～8亿人这个绝对数本身却不可小觑。

试想，如果从现在开始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转型、企业升级进展得非常顺利的话，就意味着制造业的实际用人数量会大大减少。因此，即便到那时，就业的重要性仍不会让位于老龄化问题，甚至可能会显得更为迫切、更为棘手。

失业问题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以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为例，国内的一般看法是福利国家制度寅吃卯粮拖累了经济，其实不然：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借二战“战时共产主义”之东风，西欧国家以“福利国家”的名义确立了劳方、资方和政府在社会分配方面的“社会契约”，并带来日后近20多年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福利国家”的政策基点是充分就业，20世纪60年代欧洲主要国家平均失业率仅为2%。

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民族独立”浪潮，逐渐打破了以往的国际均势;70年代的“石油危机”拉开了国际力量“重新洗牌”的序幕。石油从每桶3美元涨到13美元再涨到39美元，使西方国家的经济陷入了“滞涨”。与此同时，环境保护主义和消费者运动也发展了起来。所有这些社会脉络的深刻变化，对资本而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生产成本急剧增长。

从20世纪60年代的资本输出，到8 0年代后逐渐成形的“全球化”，使西方资本获得了“超级自由”——资本可以“正当地”不受限制地往来，获取收益。与此同时，各民族国家政府的权力仍要受到主权范围的严格限制，劳动的权利更是被牢牢地封锁在国境线之内。这就打破了二战后福利国家的政府、劳动和资本在社会分配上曾达成的相互制衡、趋于公平的平衡。结果是，原本为西欧乃至欧盟提供了大部分就业岗位的传统制造业出现异化一一产值不低，但创造就业岗位的功能大大萎缩，此“制造业”已非彼“制造业”，尤其是对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成为新兴国家的“专业分工”，并造成欧盟国家大量的失业与不充分就业。2012 年1月，欧盟27国失业率达10.1%，其中欧元区17国失业率达10.7%，创历史新高。值得注意的是，25岁以下年青人失业非常严重。2012年1月，欧盟和欧元区年青人失业率分别为22.4%和21.6%。西班牙年青人失业率更是高达49.9%，即便是青年失业率较低的荷兰、奥地利和德国也分别达到了9.0%、8.9%和7.8%。

可见，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欧洲福利制度的困境，不单单与人口老龄化有关，还与失业剧增相关。失业者一旦变成了需要福利制度庇护的对象，不仅失去了继续纳税缴费的能力，而且因此成为了低收入人口或贫困人口，消费能力一落千丈。

中国未来发展中的就业问题

面对中国劳动群体出现的平均年龄逐渐偏大的趋势，一刀切地“推迟退休年龄”的对策断不可取。在经济发展中，可考虑的对策是“有约束的弹性化”，让更多的年轻人进入正规就业的行列，而把非正规就业的岗位让给中老年人。

解决“白发浪潮”，要充分发挥家庭的功能。社会政策的支持可以与家庭结合起来。这可以形成一种最广泛、最经济的就业安排。要考虑养老服务的专业化，同时，对家庭中照顾老人的承担者由养老机构的专业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形成一种在纵向社会组织和横向社区组织构成的网络支持下的，由政府提供包括“社会工资”在内的必要资源的“新型家庭养老服务网络”。

就目前而言，最为迫切的政策就是要增强提供了75%～80%工作岗位的4200多万户中小企业的活力。

一个社会必须要有一部分“单位”就是为了安置就业的，这也许就是常说的“社会企业”。这些企业在运营中做到收支平衡，支出中包括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障支出，就可以算是达到目标。至于能否给国家纳税，倒可以放在其次的位置。至于常说的微型企业，按权威专家的说法，利润在30万元以下的，甚至可以不必进行注册登记，即基本免税，但对工资薪酬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却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