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总统在美国内战结束后的著名演讲中提到，这次战争是为了确保美国成为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这引发了我的思考，并在《VanityFair》(《名利场》美国著名文化生活类时尚杂志)发表了一篇短文，标题为“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受这个标题的启发，“占领华尔街”抗议人士喊出了“我们是99%的大多数”的口号。
既然美国正在努力改善不平等问题，英国是否也可以考虑要作出改善?
谈论“不平等”不是出于嫉妒
谈论不平等，并不是出于嫉妒，而是一次对全球化不平等问题引发的后果及辩护问题的讨论。我在《不平等的代价》这本书里谈到的主要是美国的不平等问题，但是，英国也紧随其后。英国也需要思考你们是否愿意朝着美国的方向发展。我的建议是，既然美国正在努力改善这个问题，英国是否也可以考虑要作出改善?
正如演讲主题所揭示的，因为社会的不公正，我们正在经济表现、民主以及其他价值层面，譬如公平方面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些都不是不可避免的。国家在政策上的一些调整，就可以同时使经济发展更高效，更具活力，更公正。
现在，我主要谈论的还是美国国内的不公正问题，在座的诸位也可以补充一些英国的情况。我想，英国的不平等程度可能没有美国的严重，但模式还是很相似的。我们要讨论一下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同时，你们会发现你们中大部分人在学校里学到的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其实是错误的。当然，为了通过考试，你们还是要学习(全场笑)。我还要向你们解释为什么一百多年来那些为不平等辩护的经济理论的基本概念是错误的。接下来我要谈论的是在经济、社会、政治方面造成的后果及应对方法。
身居美国财富金字塔顶端的1%人口的年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20%。
市场经济并非“不平等”的唯一“操盘手”
美国的不平等情况在过去三十年里非常严重。现在，身居美国财富金字塔顶端的1%人口的年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20%，塔尖1%人群的收入增加了一倍，其中的0.1%人群的收入增加了两倍。也许你们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结果。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比较不同国家国内的不平等问题，会发现其程度非常不同。各国对不平等的标准也不同。美国是发达工业国家中不公正问题最突出的国家。并且，前几年美国这种不平等还有所加剧。
并非所有国家的不平等问题都在加剧，欧洲有些国家一直在稳定这种情况，也有很少的几个国家比如说巴西，还成功地缩小了收入差距。
巴西曾经是贫富差距问题非常严重的国家，产生了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问题。但是，巴西准备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在这个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包括那些财富金字塔顶端的人，他们认为这并不是他们所希望发展的方向。巴西虽然仍然面对着贫富差距问题，但是，收入差距正在缩小。
数据显示，在美国平等的机会比在任何发达工业国家都要少。这可能和很多人做的美国梦恰恰相反。
美国不平等情况比任何国家都要糟糕
是的，市场力量是全球化的，正在影响着每一个国家，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不平等问题，并不同程度地改变着不平等状况。不平等问题所造成的后果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也越来越严重。美国不平等情况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糟糕。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平等和机会。
美国共和党预算委员会主席Paul Ryan说，我们关注的不是结果，美国关注的是平等以及机会。他显然是没有看到数据，因为数据显示，在美国，平等的机会比在任何发达工业国家都要少。这可能与很多人做的美国梦恰恰相反。
美国曾被认为是提供平等机会的王国。有关美国梦的故事在美国历史上有深远影响。HoratioAlger(20世纪初美国畅销作家，撰写大量励志故事)的故事激励着没有背景的年轻人凭着努力发达起来，由穷人变成富人。只要努力，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成功，这就是美国梦。而它其实只是一个神话，靠一些轶事和故事而不是数据来支撑的传说。
人们也看到移民和一些人靠着几代人的努力，乞丐变身富人，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只是概率非常小。从社会科学的观点来说，重要的是数据，是概率的大小。
规范地衡量出一个国家为大众提供的机会的平等性问题，要看一个孩子的经济地位和他的父母的经济地位之间的相关度。
发展机会似乎不取决于“努力”和“能力”
如果要规范地衡量出一个国家为大众提供的机会的平等性问题，就要看一个孩子的经济地位和他的父母的经济地位之间的相关度。如果你们看到这种相关性的话，美国孩子们的发展机会更多地取决于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情况。比起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美国普通人能获得的平等机会是非常少的。北欧国家在提供平等机会方面做得比较好。
谈到流动性，如果有人能够从低层进入上层，那么，原来待在上层的人们怎么办呢?那就得有人从上层流动到下层。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待在塔尖，而在美国，很少有人会从上流动到下。这就说明，只要你已经在上层，你就有机会能继续待在那儿。比起那些读书好但父母贫穷的孩子来说，那些父母有钱而读书并不好的孩子的发展机会更好。所以我想强调的是，发展机会似乎更多地取决于“运气”，即你能否有运气选到好父母。
人们可能会认为，总会有一些人在财富的顶端，今年是这些人，明年是那些人。但显而易见，收入和财富向顶层集中，中产阶级被掏空，底层则日益贫困。
93%的财富流入1%人群的腰包
经济衰退使情况更糟糕。有数据显示说衰退还在继续，也有数据说衰退情况有所缓解。但是，有很多数据显示情况正在继续变得糟糕。几周前的数据显示，在2007和2010年之间，美国的中产阶级的财富下降了40%，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倒退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经过二十年的打拼，普通美国人发现自己的财富没有增长，而美国这个国家却获得了75%的财富增长。这显示，增长的财富都流向了少数的顶端人群的腰包。
人们可能会认为，总是会有一些人在财富的顶端，今年是这些人，明年可能是那些人，但显而易见的趋势是顶层的人群总是固定的，收入和财富向顶层集中，中产阶级被掏空，而底层则日益贫困。再用数据来说明一下，美国1%塔尖人群拥有全国35%到40%的财富，2010年，全年增长的财富中的93%都流入了1%人群的腰包。
趋势并不乐观。政府削减公共服务投入，教育投入的增长赶不上学费的激增。美国公立大学的学费上涨了15%，在有些州比如加州，上涨幅度甚至高达40%。虽然穷人们都寄希望于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命运。但是，现在美国学生毕业后的平均学生贷款高达25000美元，即使他们可能并没有接受到他们所期望的教育，即使没有当初所预想的工作前景，而破产法却不允许他们通过申请破产来清偿贷款。
如果每个人真的能从增长的社会财富中受益，假设“涓滴效应”(trickle-downeconomics)(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与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真的成立的话，那么所有人都能因顶层人士的富裕而获益。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个奇谈怪论有一丝真实，虽然我希望它能成立，那么所有人都能变成富人。
个人回报和社会贡献并不对应。在经济危机中，银行家们把经济拖到毁灭边缘，却仍领取着大笔“绩效奖金”。
“边际生产力理论”富人深爱
我答应要谈论一下“边际生产力理论”。很久以前，经济学家就试图证明巨大的收入不平等是正当的。19世纪中期，为了替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辩护，他们就提出了“边际生产力理论”，将高收入者与更高的生产力、对社会有更大贡献联系在一起。
高收入只是给予更高生产力的一种激励，而这种激励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产生了更高的生产力，才能带动更多人富裕起来。这个理论和“涓滴效应”相互辉映。富人一直深爱这个理论，虽然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种理论站得住脚。
事实证明，个人回报和社会贡献并不对应。在经济危机中，银行家们对社会的贡献主要是负面的，把经济拖到毁灭边缘的人，却至今仍领取着大笔“绩效奖金”，而这是不合理的。行业内的补偿机制鼓励了那些鲁莽的冒险行为，并把大家带到了灾难的边缘。刺激性补偿会引发寄生行为，阻碍创新，甚至财务上的欺诈行为。
在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不平等的背后是有原因的，但是，并不是如人们所想象的是因为贡献的不同。当然也有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些为社会真正做出贡献的人，比如研究基因的人，发明晶体管、发明激光的人，并不在我们考虑的名单里。他们做研究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报酬，即使被征收较高的税收，他们依然会继续他们的研究。所以，激进的税收政策并不会妨碍人们的创造力。财富顶端的人群中，主要是那些行使垄断权力来攫取财富的垄断者。比如说银行家通过掠夺性贷款和滥用信用卡条例来剥削穷人;公司高管利用公司管理的漏洞将大量利润揽入自己腰包。
一谈起寻租，人们就会想到石油公司、矿产公司利用资源本身的价值，而不用生产产品，就能获得高额利润。
寻租行为让整个“蛋糕”变小
在《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我谈到了大家在政治经济学中学习到的寻租理论(rent-seeking)。一谈起寻租，人们就会想到石油公司、矿产公司利用资源本身的价值，而不用生产产品，就能获得高额利润。通过寻租，人们不用付出努力就能获得收入。我们不能理解的是在美国、英国，大部分的经济行为都是寻租行为。
寻租行为和其他经济行为的区别在于:寻租行为中，人们总是想让自己能分到的那块蛋糕变大，而不是努力让整个蛋糕变大。在经济活动中，这种行为很普遍。
再回到刚才我提到的不同国家的不平等问题。市场力量是无处不在的，而市场是受法律、法规、政策等影响的。每个国家的市场力量都受到这个国家的法律法规、政府投入、税收政策等的影响。每个市场经济都要受到这些规则和条例的影响。比如刚才说到的美国的破产法，学生即使破产了也不能免除债务。而一旦真有破产，那些使经济走向崩溃的人比普通劳动者更先得到补偿。这是在鼓励什么呢?这是在鼓励资本的投机冒险行为。
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收入差距，一个主要原因是：金字塔顶端的1%人群希望事情变成这样。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税收政策。靠资本受益的人群比靠体力谋生的人群的税率要低，这让富人们几乎可以坐享其成。你能为这样的税收政策辩护吗?资本投机难道比劳动更有价值?多有趣的反问句!(全场笑)
人们会认为，降低资本收益税率很重要，这样可以鼓励企业家。而事实是，因为财富顶端人群的收入是靠寻租获得的，降低他们的税率，实际就是在降低寻租行为的税率，只会鼓励寻租行为。寻租只是让寻租人分到的蛋糕变大，让整个蛋糕变得更小。那些顶端的财富层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并不是因为他们贡献更多，而是因为他们是成功的寻租人。寻租行为是为了追寻垄断利润，有负面效应。
不仅仅是市场力量造成了收入差距。市场力量也扮演了一定角色，但市场是受政治影响的。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行为造成了不平等，但是却没有获得所期望的创新和经济增长。利益集团利用政府获得个人利益。利益集团不断追逐那些轻松就能获得的垄断利润，而不是积极地引领竞争行为。
身居总裁高位的人利用公司管理漏洞获取高额利润;有人靠行使垄断权力来攫取大量财富;还有人利用政治关系从政府的慷慨中获利。人们会把“绩效”和“收入”相应，而实际上并不能对应起来。那些公司高管至今仍领取着大笔“绩效奖金”，尽管他们对社会及自己公司的贡献是负面的。公司后来把“绩效奖金”改为“留才红利”，虽然它们留住的只是糟糕的业绩。
对于“不平等”还有很多方面要谈。实际上，不仅是财富顶层的人们的财富增长了，下层人们的贫穷也在增长。这两者之间是有直接关系的。当这些银行利用掠夺性贷款或是滥用信用卡条例时，他们就在让穷人口袋的钱流向富人口袋。结果是：财富向塔尖集中，中层人群财富被掏空，底层更加贫困。
民主已经从“一人一选票”转变成“一(美)元一选票”。这样的民主不能够解决99%人群的需求问题。
“不平等”与衰弱的经济、社会不稳定相关
接下来要谈论的是不平等造成的经济后果，即经济上的效率低下和社会的扭曲。同时，还要提及“不平等”和衰弱的经济、低需求以及社会的不稳定相关的。
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情况。因为在消费占其收入的比例方面，财富顶端的人群的消费收入比例要大大小于中层和底层人群的消费收入比。在财富不断从底层和中层的腰包流向顶层时，社会需求也随之下降了。
为了解决低迷经济中的需求不足问题，于是，他们制造出了经济泡沫，这让普通大众幻觉自己也是富人，从而大量消费。而这在短期内真的奏效了。塔尖人群的行为方式成功渗透到了下面，处于底层的80%人群花掉了他们收入的110%，消费超出了自身承受能力。这种表面的“繁荣”持续的时间比大家所预期的要短，只是昙花一现。不可避免的是，泡沫最终破灭了。而这并没有解决问题，还使情况更糟糕了。这种因为社会的不平等引发的经济泡沫在其他国家的不同时期也发生过。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个局面?首先，我们要先诊断出不平等的根源，再开出处方就水到渠成了。我们要分析寻租行为、金融业中的掠夺性贷款行为、滥用信用卡行为、垄断权力、公司管理的低效率和破产法的改革等，看它们是如何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
美国政府以低价出让自然资源，同时，又会用相对高的价格买进一些东西。健康问题经常出现在新闻里，因为你们也知道美国是一个非常文明的国家，我们一直非常重视我们的生存权(全场笑)。2003年，布什政府推出的医疗保险福利，其中一条是：禁止最大药品采购方政府，在采购药品时议价，这相当于给制药公司奉上每年500亿甚至更多的大礼。这种通过操作政府来获取“租金”的行为导致了经济的低效率和社会的不平等。
如果说在教育上的资金投入会促进机会的平等，那么对医药公司的扶持却不会带来更多的平等机会。它们在广告上的投入比新产品研制开发的投入要多。他们投入在某些产品如生发药品(当然这也合理)比那些治病救人上的药品的投入要多。也就是说，钱并没有用在研制开发真正重要的药品上面。
我们也要改革我们的税收系统，使之更高效，更公平。在中世纪的独裁社会，寻租行为能令人理解，而现代的民主社会，游戏规则应该由绝大多数的人群来制定。而现在我们的民主已经从“一人一选票”转变成“一(美)元一选票”。这样的民主不能够解决99%人群的需求问题。
回顾美国的经验，有一段时间美国社会享有非常高的平等。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样的平等公正再回到美国社会。
如何解决“不平等”现状
最后一个问题，还有希望解决这一现状吗?有。第一个希望在于，在1%塔尖人群中，有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人们应该平等地分享机会，这也是从他们的自身利益出发来考虑的。塔尖人群中有很多人也在为这个目标而战。其中那些支持改革的人，比如巴菲特就认为自己比秘书交的收入税更低是不对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1%塔尖人群都有这样的认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说服更多的塔尖人群，比如说像巴西一样，开展更广泛的社会活动来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
第二个希望在于，美国还是民主社会。美国大部分人能够认识到，一些政策对我们的社会、对民主、对公正系统来说，并不好。
回顾美国的经验，有一段时间美国社会享有非常高的平等。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样的平等公正再回到美国社会。
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我们能重新思考我们所要去往的方向，重新思考不改革会带来的后果，重新思考平等分享机会所将带来的发展前景，而这也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