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正忙着为中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常常来中国，为德国企业做“推销员”；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希望写一本“如何在中国做生意”的书……外国领导干部退休之后，在中国依然很忙。布莱尔、施罗德、保尔森分别代表了退休外国政要淘金中国的三种常规套路——咨询模式、推销模式，以及友谊模式。现在，随着业务的日渐拓展，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超越仅凭“走穴”挣钱的初级阶段，转型升级。
布莱尔为中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退休后，几乎每年都要访问中国。他在2009年重新包装自己的团队，组建了托尼?布莱尔公司（Tony Blair Associates，以下简称布莱尔公司）。新华社报道说，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提供商业咨询、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今年，这家公司的业务已经延伸到了中国——布莱尔团队将为中国地方政府提供招商引资服务。
新疆喀什市政府官方网站发布消息证实，喀什市政府已与布莱尔公司达成合作关系。今年2月，双方在香港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布莱尔团队承诺为喀什市政府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并提供海外技术和跨境合作机会。
布莱尔没有出现在签约现场，一段事先录好的视频影像，代替他向喀什方面传递出问候。喀什市委书记陈旭光说，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在喀什再次与布莱尔先生的团队见面。”
四个月后，布莱尔出现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借访华机会与喀什市政府官员会面。他还为正在那里举办的喀什摄影展剪了彩。
布莱尔的这次公开活动，既展现出其团队与喀什市政府之间的亲密程度，也暗示布莱尔在华淘金模式开始升级——像招商引资，以及提供政府咨询这样的高端服务，在他以往的对华交流中是没有的，这位英国前首相曾经是以在中国“走穴”演讲著称。
在2012年之前，作为一名带有外交家气质的政治人物，布莱尔在中国的淘金模式与克林顿其实没什么两样。2007年11月，广东东莞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以33万美元买到布莱尔访华日程当中的3小时。布莱尔来到东莞登上演讲台，说他会传达东莞人民对其家人的问候，“我会告诉他们，‘哪也别去，就去中国，就来东莞’。”布莱尔甚至还参观了这家开发商的新楼盘。
多么相似的语言。2005年访华时，布莱尔还在首相任期，他在北京邀请了9家中资企业负责人共进早餐，鼓励他们在英国项目上投入更多的人民币。中国电信、阿里巴巴、华为、美的、康佳等公司的掌门人出席了早餐会。当时布莱尔拿起华旗资讯集团总裁冯军递上的数码相机为企业家们拍照，然后告诉他们，“这是我拍得最好的一张照片。”
从“走穴”上升为提供政府咨询服务，布莱尔从今年开始的这项对华业务，看起来更像是一次成功者之间的合作。一方面，喀什已被确立为中国内陆首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成为国家战略。另一方面，负责为喀什提供投融资平台的公司，是由喀什市政府与中信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共同投资组建。
施罗德：德国牌推销员
担任领导时每年来中国一次，任期结束后反倒机会多了，平均一年来三至四次。这就是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的退休生活。他在2005年卸任，第三天，瑞士出版集团荣格集团就聘他当顾问。其实施罗德并不擅长写作，甚至连100行的社民党活动计划都没写过，但这不重要。荣格集团计划开拓东欧和中国市场，所以要借施罗德与中国的关系，敲开中国市场大门——向中国人推销德国产品。
公开资料统计显示，“推销员”施罗德的绩效清单，是在2009年直线上升的。这恰好是四万亿投资所涉及的大型基建开始陆续开工的年份。当年十月，施罗德出现在湖北武汉，与施罗德同时亮相的是德国海瑞克股份公司董事长、行政总监马丁·海瑞克。这家公司是在全球有名的隧道掘进设备制造商和服务商。这一年，正在建设的武汉地铁隧道中，活跃着七台海瑞克隧道掘进机的身影。
湖北之行的第二天，施罗德冒雨前往四川——当时，海瑞克成都工厂已为成都地铁一号线和二号线提供了14台盾构设备，又为成都地铁生产了六台盾构机。海瑞克开始意识到成都市场的潜力，便始于其董事长2003年随施罗德访华。
2010年，施罗德又出现在山东青岛，出席国际新能源论坛。这次同行的是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泽霍夫。施罗德说，中国在减低能耗方面需要得到帮助，德国公司在这方面可以提供新能源的技术协助和经验，山东方面则表达要建立德国工业园的意向。
2011年，施罗德的推销重点则在重庆，据《重庆日报》报道，在施罗德访问的近段时间，德意志银行、巴斯夫集团等德国企业在重庆的投资不断加码——号称“全球最大MDI（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项目”落户重庆，这是德国企业在中国中西部地区投资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化工项目，达到80亿元人民币。
除了将德国产品卖到中国，施推销员还将中国项目带回德国。2006年中国春节刚过，他就出现在北京，希望有意前往德国投资的中国企业家拿出勇气来。
2007年，施罗德接到中国中华医药文化国际交流中心顾问的聘书，同时，中国将在德国波恩市创建中国中华医药文化国际交流中心。据新华网报道，德国是欧盟中使用中草药最多的国家，约占欧洲草药市场份额的70%，德国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银杏叶，开发成功的是银杏制剂，每年创汇额达3.5亿美元。
不过，刚退休时施罗德还挺贫困潦倒。《青年参考》报道说，他每月的退休金约合人民币10500元，这让施罗德很不轻松，因为除了自己家庭的开销外，他还要支付3位前妻及儿女的生活费。有人开玩笑叫他奥迪总理，因为结过四次婚的他如果将四个戒指放在一起，就是奥迪的标志。
退休后几年，他的生活倒是逐渐好起来。之前他们一家五口住在一个80平方米的小公寓里，现在则住在一个带花园的房子，收养的两个未成年孩子可以在花园中尽情玩耍。施罗德说，“我现在又重操律师旧业，同时兼职几个跨国公司的顾问工作，因此在经济上我可以承担这个房子。”尽管他没有提到在中国做“推销员”的财务贡献，但这份退休零工，也该为他赚回了不少房屋修缮费吧。
保尔森：想写“在华经商指南”
“我不是基辛格，我是保尔森。我的职业生涯主要是在商业，而不是政府。”今年7月访问北京时，美国前财政部长对媒体记者这样说。
他的确愿意和生意人在一起，即使是在中国也一样。无论是保尔森的继承者——现任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还是曾在姚记炒肝餐厅吃过北京小吃的副总统拜登，他们其实与处于官员体系之外的中国人接触并不多，且多半是礼节性的。
保尔森不一样，他领导下的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在1994年就来到中国组建办事处，成立仪式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等到他2006年辞去高盛集团主席与CEO职务，第一次以美国财政部长的身份访问中国时，保尔森将第一站选在了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省份，浙江。十三位企业代表坐在了保尔森身旁的长桌边，一道共进晚餐。
他们是——杉杉集团董事长郑永刚、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万向集团CEO鲁伟鼎、南都房产董事长周庆治、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分众传媒联合董事会主席兼总裁虞锋等人。阿里巴巴集团主席和CEO马云也接到了邀请，但马云当时在北京出差，未能成行。
保尔森直来直往，开场白就是，“围坐在桌旁对话是最有效的。”他希望能在赴京与各位中国金融高官讨论中美汇率等技术性细节之前，先倾听来自中国企业界的意见。
这是一种离政治更远，离商业更近的姿态。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外国高官访华时这么干过。但这对保尔森不算什么——因为他骨子里是商人，而且对中国事务非常了解。从1992年开始，他和他身后的高盛就不断谋求在中国拓展业务，而金融业恰好是中国进入1990年代之后，在各项改革中取得较大开放空间的领域。也就是说，在即将上升的电梯里，保尔森先于其他人，站到了那个离按电梯按钮最近的位置。然后，电梯上去了。
保尔森以他自己的方式，逐步在中国赢得尊重。《21世纪经济报道》称，2003年北京“非典”爆发期间，北京方面邀请保尔森来访，保尔森二话没说就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由此为北京带来了铺天盖地的正面报道。《人民日报海外版》当时刊发头版头条，称赞保尔森是“患难之中见英雄”。
保尔森在自传《峭壁边缘》中也提到，当他最初拒绝接受布什总统邀请他担任财政部长后，有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金融高官约他私下谈谈，在一间没人监听也没有记录人员的房间里，这位中国官员说，“我认为你应该出任财政部长。”保尔森只是简单回答，但是对中国方面的消息如此灵通甚感惊讶。
无论退休与否，保尔森在中国政界的广泛人脉，都是高盛集团，以及美国政府可遇而不可求的财富。这也是他在对华事务中取得成就的个人模式。
2009年辞去财政部长一职之前，他可以定期与中国领导人见面。辞职之后，保尔森出任博鳌论坛理事，这里是他与中国领导人见面的新场合。《东方早报》报道称，在去年的博鳌论坛上，保尔森提出计划写一本新书，主题是“有关中国和在中国做生意”。他说，这项计划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让这个主题不再神秘”。保尔森承认短时间内写不出来，因为他希望可以花大量的时间去“增进中美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