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经济中不平衡、不协调和难持续的问题日趋突出。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和增长方式问题，中国经济确实有“硬着陆”的风险。避免经济硬着陆的前提在于，我们要做好“调结构”和“转方式”这两方面的工作，进行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

当然，中国经济确实存在非常广阔的增长空间。中国的工业化到现在还仅仅处在中期水平，我们的产业分工还基本处在国际分工的末端和下游，中国虽然是一个工业大国，但远不是工业强国，工业化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差距在经济学上可以解释为潜力。如果我们将“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两大战略——改造提升现有制造业和扶植新兴产业——落实好，中国工业化的未来还会有强有力的发展。另一个增长空间就是城市化。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是51%，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与发达国家（78%）相比，我们的城市化率还是很低的，一些国家城市化率都已经达到90%以上了。我国还把2亿多农民工也计算进去了，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2亿多的农民工还没有真正融入到城市当中。另外，城市化水平也不能仅从户籍人口来看，还应包括整个城市人口的主要生活方式、城市文明、居民收入与城市经济发展成正比，等等，大家能真正享受到城市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也包括我们的道德建设都与城市化建设是一体的。从这个角度看，不能说我们的城市化率已经过半。城市化的发展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当然空间也是潜力。所以，从工业化和城市化角度看，我们的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有个持续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一定得看到中国经济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前面提到的不平衡、不协调和难持续的问题，增长方式问题，结构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市场化改革问题，甚至道德建设问题等。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也就是说不去进行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的话，我们不能盲目地说经济还能增长多少年。

我们要看到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同时又面临发展方式深刻调整的情况下，“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存在的不一致性。目前来看，短期状况是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各种困难会比较大。但是短期利益要服从长远目标，解决“稳增长”问题，不能以贻误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机为代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们就有这样的教训。所以，宁可承受短期阵痛，也要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转变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上去。因此，“稳增长”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稳增长”要与“调结构”和“转方式”紧密结合起来，一定要符合“调结构”和“转方式”的要求。其中需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即近些年来全社会轻视实体经济，过分追求虚拟经济。这种状况导致我们的创新能力不强。我主张要增强创新能力，增大创新投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投资。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防范产能过剩的问题，这就要发挥市场的力量。

存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空间只是说明我们还有发展的潜力，这种潜力要真正释放，深化改革是必要条件。过去三十年的增长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就是改革开放。有些人用数学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将各种因素综合进去，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经济将要告别以往的辉煌。但是数学模型有一个缺陷，就是没有把改革开放这个最重要的因素考虑进去。现在我们必须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用改革开放作为根本动力，这样才能继续保持一个好的发展势头。

深化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主张，在经济方面的改革还是应该加快市场化的步伐，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相信市场的力量。这其中要注意两条：一是将政府不该管的事统统交给市场，二是打破垄断，通过市场竞争使整个经济焕发出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