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摘录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快，不仅是因为它的资本积累速度加快了，有不断提高的投资率，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总体投资效率、技术进步都非常明显。
●当前对中国经济的讨论很多都以所谓需求结构的不合理来推断未来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这样的看法没有考虑这些结构变量未来可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未来的消费占比一定会不断提高。
●观察中国未来能否保持较强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势头，正确的思维方法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走过来的路径是否大体正常，中国的道路是否遵循了一般的经验规律。
当前大多数讨论中国经济的文章都从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出发，并以中国经济在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特别是以所谓需求结构(投资与消费)的不合理来推断未来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这样的看法在逻辑上过于简单化，没有考虑这些结构变量未来可改变的可能性(如国际经验所表明的)，也没有充分意识到我国政府在执行结构改革和针对变化的条件而改变政策的可塑能力(如过去30年的改革经验所展示的)。这里，我从国际经验的视角观察中国经济。我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不是由短期的需求条件决定的，而是由来自供给方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结构变化的动力决定的。
过去几十年中国为什么能实现经济的高增长
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了英国，2007年又超过德国，到2010年刚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估计按照目前的增长趋势，只要中美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之差可以维持在3.5到4个百分点，中国的GDP总量在2020年前后跟美国持平甚至超过美国是可能的。应该说，高速增长这一现象其实不是很遥远的事情。二战后，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增长特别快的经济体，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有日本和东亚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可以保持7%到8%的增长率。为解释这些现象，世界银行出版了研究报告，对东亚经济为什么可以实现高速而持续的增长做出了系统性的研究和总结。
经济学家发现，要实现经济发展，一个国家必须有比较快的资本积累，没有积累，就不能发展。经济发展的最核心问题是加快资本积累，就是这个国家的国民收入中用于储蓄和投资的部分要大幅度增加，国民收入不能都消费掉。现在欧洲的很多债务危机的国家，它们为什么出现经济不增长呢，一方面因为收入水平相当高，增长动力没有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国民储蓄已经很低，每年挣的钱都用于社会保障和其它的消费，没有存留，甚至要举债用于消费和社会福利开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战后半个多世纪，世界银行在非洲尝试了所有增长的模式，但是没有一个成功的，任何模式在非洲都不管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储蓄率过低。而上世纪60年代以后，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东亚四小龙成功实现了经济增长，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储蓄率比较高。
那么，如何实现较快的资本积累呢? 苏联过去的资本积累也很快，但是经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即使有过高速增长的阶段，也只是昙花一现。1960年的时候，赫鲁晓夫在联合国脱掉靴子敲打主席台，大声高喊“我们埋葬你们!”可是不久苏联的经济就出大问题了。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技术不进步，有高积累没有用。事实上，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者比较落后的国家而言，确保资本的积累过程伴随足够的技术进步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在过去20年里保持了比较高的投资率，使得资本存量快速增加。我的计算显示，过去20年，资本存量平均每年增长大约12%，高于改革的头10年，因此资本产出比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快速提升，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GDP增长最快的时期。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资本积累的加快伴随了技术的进步，这是与前苏联很不同的。中国的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贸易。中国过去20年，进出口贸易增长非常快，而且贸易的扩张主要通过外商在华的直接投资(FDI)而实现，这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进口甚至比出口更重要，因为相对于出口消费品而言，中国进口的大都是资本品和中间品，所以进口的都是技术，包含在资本品中的技术。以贸易和FDI为途径吸收和消化国外的技术，并逐步实现技术的本土化和技术升级，是中国技术进步的基本方式。
资本积累是否伴随了技术进步，大概可以用最简单的增长核算方法看出来。增长核算的原理是，投入要素的增长率的加权值是否大于或小于产出的增长率。两者之差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迄今为止的研究都发现，中国在高速资本积累期间依然保持了较好的TFP的增长率，大概每年平均3%-4%，对GDP增长的贡献平均在35%-40%。这个成绩即使与东亚经济相比，也是相当不错的。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过去20年里，伴随资本积累过程的是我们的市场开放、竞争、贸易扩张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所有这些都帮助中国可以维持较好的技术进步的速度。这也就帮助我们回答为什么中国经济可以增长这么快的问题。我想，这不仅因为它的资本积累的速度加快了，中国有不断提高的投资率，更重要的是它的总体的投资效率、技术的进步都非常明显。
从某种意义讲，以上还只是给出了未来持续较快增长的必要条件，不一定充分。现在每个人都关心中国未来是否具备再增长的能力?特别是，在需求条件上，中国未来是否可能释放和维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来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否在未来站到技术的前沿，能否成功实现产业的升级。对于这些问题，我分为两个方面的问题来说明，一个是关于未来的国内需求条件的变化趋势，特别是消费需求和储蓄率的变化，另一个是关于技术进步和未来产业升级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都与现在备受关注的“中等收入陷阱”有关，所以，我的讨论也有助于回答中国为什么不太可能跌入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为什么没有必要对中国未来消费需求的释放表示悲观
首先是维持未来较快增长的需求条件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要提出来讨论，是因为目前非常流行的观点就是所谓“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的严重不足。基于对当前需求不足的判断，多数人认为消费萎缩使得中国未来不足以再维持再增长。坦率地说，消费占比的下降对我而言一直是一个谜团。因为从数据上看，中国家庭消费开支的增长并不慢，这不仅因为这些年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名义增长率都超过了17%，也因为家庭在住房、教育、金融中介服务以及医疗保健和养老等方面的开支增长更快，即使扣除价格因素，其增长率与GDP的增长也看不出存在显著的落差。不仅如此，如果把中国大陆和亚洲主要经济体的人均消费增长做一个对照就发现，在相似高增长的阶段，中国大陆的人均消费的增长显著好于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实际上，从官方数据上看，家庭在住房消费开支以及服务消费等方面的开支存在被严重低估的可能。另外，目前的统计方式利用现有的社保、医疗、金融、保险等部门的统计资料进行推算的做法也低估了家庭在教育、医疗以及金融中介服务等方面的实际开支。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依然是低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处在高增长和高积累的阶段，GDP里面每年要拿出更多的部分去投资，搞建设，为的是提高人均资本存量和劳动生产率。但是，就算我们相信消费占比在下降，那也只是比重的下降，不是绝对量的减少。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没有必要对中国未来的消费需求的释放表示悲观。
无论过去消费的占比是否出现下降趋势，我相信未来的消费占比一定会不断提高，因为首先，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中国社会的消费升级不可避免;其次，城市化的进程将不断释放住房消费的能量;第三，城市化的进程伴随教育、医疗健康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均等化，将大力推动未来服务消费的进一步增长;第四，随着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体制的逐步完善，也会带动大量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的增长。
其实，未来消费占比持续提高的结论还可以从国民储蓄率的未来变化中推断出来。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情况来看，他们都曾经经历过储蓄率上升转而下降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口转变有关系，因为人口红利的存在会提高国民储蓄率，而人口红利的减退将降低国民储蓄率。这是推算未来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重要依据。根据已有的关于中国人口转变的研究和预测，中国在未来20年不可能继续保持这么高的国民储蓄率。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很低了，和发达国家差不多，而且中国将与东亚经济一样正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的社会。随着老龄化的到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一定会逐步下降，不可能持续维持目前大概30%的水平。不仅家庭储蓄率要开始下降，而且因为老龄化将迫使政府的收入中要有更多的钱用于社会保障、养老和医疗保障等消费项目，不能更多地用于经济建设，这必然会降低政府的公共储蓄率，提高政府公共消费的占比。
为什么说中国未来拥有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的能力是可期待的
技术和产业的升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过去30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非常明显，即使在贸易领域，出口产品的构成和技术复杂程度也在持续上升中。有意思的是，目前多数人较为悲观，很多人担心中国在未来未必能拥有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的能力。出现这样的担忧是因为他们看到：过去30年中国的技术进步还主要依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自主研发和创新的能力还不足;即使已经成为贸易大国，我们出口品的附加值率总体还不高。但问题是，看到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上的巨大差距，是否因此就断定中国难以在未来保持较强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势头呢?我认为这样的思维方式不可取。正确的思维方法是观察中国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方面走过来的路径是否大体正常，中国的道路是否遵循了一般的经验规律。
当今世界是平的，技术进步与贸易密不可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分工格局已经转变为垂直分工为主了，在这种背景下，技术进步不再是过去那种完全靠自己关门做研发的模式来推进。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靠引进技术，特别是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方式引进跨国公司的技术并进行消化，最后发展出本土化的技术创新能力就是符合经验规律的正道。即使在加工贸易领域，看上去是用别人的技术，或者消化别人的技术，能做好这个也是不简单的。很多经验研究发现，国外的技术转移过来，能够有正面的溢出效应并取得带动技术本土化的效果，自己必须是要具备良好的研发基础和消化能力的。不可否认，得益于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显然略胜一筹。
我们最近做过一个研究，就是利用2008年海关的贸易数据和工业普查的数据测算了100多个制造业行业的出口附加值率，也就是出口价值中的国内附加值所占的比重。根据我们的估算结果，由行业加权的2008年中国出口品的国内附加值比重为67.78%。另外一个报告估算出亚洲9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加权的出口品的国内附加值率值平均为72%。其中，新加坡的出口品中包含的国内附加值率为42%，中国台湾为53%;韩国为63%，泰国约为65%。根据估算，中国大陆为63%，与我们的估算结果很接近，高于新加坡和台湾地区，与韩国和泰国相似。这说明，我们现在出口品中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中已不算落后，反映了我们在制造业领域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取得的成绩。
从国家层面来看，过去10多年，中国自上而下的科技发展和鼓励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也将大力提升中国的技术研发能力，这对于未来20年的技术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有关的经验来看，研发投入占GDP要达到1%的水平通常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但越过1%就会加速，这个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之为“科技起飞”。以研发投入占GDP超过1%这个标准来定义，现在的研发投入占GDP已经在1.7%，中国已经进入到科技起飞的阶段。目前中国研发投入的增长率大概为6%，与韩国和新加坡相当，在世界上属于最快国家之一了。根据2006年国务院《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的估计，中国新兴战略性产业的附加值占GDP的比重从现在的3%将会达到15%以上。现在看来，中国在通讯领域里的技术升级和自主研发的能力已经获得比较大的发展，前几年中国通讯与信息部门制定的一些技术标准已经引起跨国公司的高度关注，这说明未来的前沿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创新已指日可待。
所以，考虑到中国在教育、科技和人力资本上的基础优势，只要中国继续坚持经济改革与开放贸易的政策，积极参与全球垂直分工，消化转移的技术，不断增加在自主研发上的投入，我相信中国在技术阶梯上就能够快速上移，产业不断升级，未来站到技术的前沿是很有希望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