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步伐加快，加之日本和几个地区国家不断闹腾，中国外交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形势决定任务，任务决定政策。任何国家的外交战略（政策）都离不开它的社会属性和基本价值观。中国当然也不例外。目前，国内外学者都很关心和重视中国的外交战略，说什么的都有。比如“韬光养晦”战略已经过时，现在“应该大有作为”；应该重新考虑是否仍要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需要重新评估“不结盟”政策的利弊，启动“准结盟”或“半结盟”政策；中国外交“缺乏风骨”，“大国应该有大外交”等等。作为一己之见，笔者想就上述问题与有关专家进行探讨。
“韬光养晦”是否已过时？
就经典意义上的“韬光养晦”来说，它是弱势群体或个人图谋霸业和最终击败敌人的“策略”，或曰“权宜之计”。在这方面，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例子最为成功。但小平同志提出“韬光养晦”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的社会属性已大不相同。外交部一直把它翻译为 “to play lowprofile”（低调处理），意思是说，要谦虚谨慎，不要锋芒毕露。而且，小平同志讲这番话时，紧接着还特别提到要“永不称霸”和应该“有所作为”。因此，绝不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小平同志之所以告诫要“韬光养晦”，是因为中国太弱；现在中国的GDP已是“世界老二”了，岂能墨守成规，中国应该在世界上“大有作为”，该教训人家的时候，就应该去“教训”。这是很大的误解。
“韬光养晦”是现代中国的长期战略方针，是中国社会属性决定的，也是中国构建“和谐世界”和“不称霸”，以及“和而不同”与“平等伙伴关系”等一系列价值观决定的，并非是一种策略。它同“有所作为”是辩证的统一。过分拘泥于“韬光养晦”，容易导致“无所作为”；过分强调要“大有作为”，甚至咄咄逼人，就可能影响乃至破坏中国外交大局。比较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增强韬光养晦意识，积极有所作为”。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特别是自己的周边，应该也必须“积极有所作为”。但必须谨记三点：一是要“审时度势”，充分评估可能性与可行性；二是要不忘“总体战略”，以及时代的诉求；三是要注意政策和策略的运用，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所谓“上兵伐谋”。不断嚷嚷要“大有作为”，盛气凌人，动不动就想“教训”人家，显然是不可取的。 拿现在亚太地区形势来说，美国正在加快战略重心东移步伐；日本也“不甘心做老三”，企图“借力”美国；菲律宾和越南也跟着闹腾和造势。显然，它们就是想刺激和遏制中国，挑动对抗。面对这种形势，有人主张“对着干”，教训一下某某国家。如果那样，可能正中奸计。但中国让它们“失望”了。中国高度警惕和应对，“稳坐钓鱼台”，一方面着力提高军事实力，以防万一，同时强调要顾全和平与发展大局，采取“以柔克刚”和“釜底抽薪”的方针。这并非示弱，而是新形势下的“绵里藏针”。有关方面都十分明白，中国主张构建“和谐周边”，但有其不可侵犯的“红线”，必要时会“先礼后兵”。美国现在是在虚张声势，后顾之忧多着呢。日本等几个国家最多不过是挟洋自重。它们可以把太平洋的水搅浑，但掀不起大浪，成不了气候。
“不干涉内政”还要不要？
“不干涉内政”是《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之一，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一大要素。它是弱小国家保护独立和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有力武器。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和维护这一原则。有人说，过去我们国弱民穷，怕别人干涉内政；现在强大了，还怕什么？该干涉时就要干涉，不必前怕狼后怕虎。这种想法不仅有违《联合国宪章》精神，不符合我国的社会属性要求的行为准则，也容易把中国置于强权政治国家的行列，并为敌对势力利用。
几年前，当美国媒体放出试探气球宣传“中美共治”（G2）时，据报道，我国有个别所谓权威人士私下说，可以考虑和尝试。当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反应十分强烈，说中国过去同它们站在一起，现在要与美国一起来“共治”它们了。所谓“共治”的“治”，实际上就含有“干涉内政”的意味。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冷战结束后，美国图谋建立 “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强力推行它价值观旗号下“保护的责任”，宣传“不干涉内政原则过时论”，提出“人权高于主权”，主张所谓“人道主义干预”，实行“新干涉主义”。上世纪末，美国和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就是典型的例子。新世纪头十年，它在中亚等不少地方搞的“颜色革命”也是例证（虽然很少成功）。利比亚战争也很有代表性，名曰“保护平民”，“反对滥杀无辜”，实际上它们在利比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现在，美国又想在叙利亚故伎重演。它们打着“保护平民”的旗号，企图再次推行“新干涉主义”和“政权更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使用否决权，在安理会对涉及干涉内政的决议投反对票，是中国维护《联合国宪章》原则的表现，这也是中国在新形势下的“积极有所作为”。
中国应放弃“不结盟”？
“不结盟运动”是在冷战和美苏争霸时期应运而生的。它反对结盟对抗，反对两霸争夺世界，为维护世界和平、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做出了杰出贡献，至今仍具有独特的生命力。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结盟，是北约和华约，其次是“美日安保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是一例，后来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和苏联解体，也就自动“废除”了。中国一直是“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自始至终支持“不结盟运动”。
冷战结束后，华约解体，北约本已失去存在的意义。但美国和一些北约国家冷战思维阴魂未散。美国奉行“东扩西进”政策，把北约边界推进到俄罗斯的大门口；把“美日安保条约”的影响一步步推向中国周边，近年来更是有点咄咄逼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些人沉不住气了。有些专家学者认为，中国正在“被包围”，处于“C”型甚至“O”型包围圈，应该考虑“结盟”对抗，争取主动。
问题是，现在时代不同了。美国继续推进“结盟”，不得人心。中国顺应时代和平与发展的诉求，主张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和构建和谐世界，首先就在道义上占领了“制高点”，可以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和“新安全观”的亲和力，巧对美日等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如果我们也开始搞“结盟”或者“准结盟”，同美日或北约“分庭抗礼”，那就势必导致一场全球性、破坏性的“新冷战”。这既不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也违背世界人民对新世纪的期盼。
当然，“不结盟”不等于不加深合作，也不是说中国同所有国家的关系性质都一样，同所有国家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一样。拿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来说，中国不赞成G2，主张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但近期来，美国对中国一直“两面下注”。中国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显然与之不同，10多年来，已经全面深入发展，实际上已是冷战后“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双方都不主张结盟和不必要的对抗。“上海合作组织”虽然一致主张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但在反对“三股势力”方面紧密合作、相互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结盟”的意义何在？中国应同谁“结盟”？谁又想与中国“结盟”？答案显而易见。
中国缺乏“大外交战略”？
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中国外交虽然也走过一些弯路，但总体上说，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主张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反帝反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霸权主义和冷战，到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再到“新安全观”、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构建和谐世界与和谐周边，所有主张都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从“和平共处”到“和谐共处”是时代变迁量变进程的产物，是中国大外交“更上一层楼”了。 显然，当今世界，有两种“大外交”战略在悄悄博弈：一个是美国要建立其价值观基础上的 “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一个是中国要构建中国“和而不同”哲学思想基础上的“和谐世界”。美国大外交的关键词是“领导”和“决不做老二”；中国大外交的关键词是 “平等伙伴关系”和“合作共赢”。这种博弈可能要长期存在，甚至要持续一个历史时期。我们的时代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新世纪和平与发展的前途能不能实现，中国对此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世界人民也将在实践中作出正确的选择。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