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交流。这两天讨论的问题，中国未来的发展不断被提出，刚才也讲到中国的未来可能还要摸着石头过河。

关于中国的经济问题，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了8.7%，2010年增长了10.3%，2011年增长了9.9%，今年前三季度下滑到7.7%，这样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论，未来中国能不能可持续发展，还有没有增长的后劲？我看会上大概三种观点：一种是抱乐观态度，认为中国未来三十年仍然可以保持7—8%的高增长；第二种是悲观的；还有一种认为不确定因素很高。我的判断有两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但是这个潜力要变成现实是需要条件的。我认为讨论中做了很多分析，但是两个条件至关重要：中国未来经济能不能实现顺利转型；中国政府在管理当中的方式能不能发生根本性改变。如果不具备这两个条件，我们现在都是空谈。

我要讨论三个观点：第一，中国经济转型的双重使命；第二，中国经济转型要求政府转型；第三，中国政府转型的要害是重新定位政府的经济职能。如果条件能够具备，我认为我是支持第一种观点的，但是我认为经济增长没有那么高，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有可能保持6—7%的增长速度。

我提出一个观点叫中国经济转型的双重使命，第一重是要完成发展方式转型，第二重是完成发展战略转型。从发展方式来看，过去中国的发展方式使中国的经济总量快速放大，变成全球老二，成绩斐然。但是问题非常突出，传统发展方式走到尽头，有四个难以为继：第一，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第二，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第三，资源和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第四，收入发配不公引发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发展方式转型要转到哪里，我认为，第一是要保持中国经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第二是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根本上改变由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外向型经济，出口导向、投资导向的经济模式，转向以内需经济为主导，积极扩大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三是占领世界产业链部分高端，使我们在世界产业链高端有话语权。第二，经济发展战略转型。我认为中国是新兴经济体最大的国家，我们过去的发展走了一条非均衡发展战略，未来要转向一个公平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均衡发展战略转向公平可持续发展战略有三个转变：一是由改革开放沿海带动内地的梯度推进战略向“点面结合”的双引擎、全方位战略转变；二是由国富优先战略到民富优先战略转变；三是由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战略向共同富裕战略转变。我这里说的点是指经过30年改革开放形成的区域经济圈，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海西，这是未来中国地域增长级；面是2200个县，县域经济要全面开花，从根本上改变东南沿海率先发展，通过东南沿海带动中西部发展的战略。“点面结合”的双引擎战略有可能从根本上重塑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城乡一体化的战略进程。

第二，中国经济转型客观上要求政府转型。我简单讲三句话，在中国经济转型大格局下，政府转型应该朝三个方面转变：一是由管制型、管理型转向服务型；二是由单一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治理型；三是由手工作业型转向电子网络型，最后成为智慧型政府。智慧政府是借助现代网络技术，提升政府五种能力：一是感知能力；二是预见能力；三是回应能力；四是社会管理能力；五是公共服务能力。我想我们的政府如果借助信息网络技术能构建智慧政府的话，就能大体适应经济转型的基本要求。

第三，政府转型的要害是重新定位政府经济职能。关键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转变政府管理的理念，二是大力削减政府权力，三是进一步确立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地位。关于转变政府管理理念，当前情况下有三个观念非常重要：一是政府是营造环境的主体，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社会财富创造的主体是企业、公民个人，政府要给社会提供有序的安全的社会环境，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是政府的责任；二是法律不授权，政府无职权。政府的权力应该是严格受到法律限制的，政府的权力和公民的权利是相反的，法律对公民而言规定不能做什么，没有规定的都能做，但是法律规定政府只能做什么；第三，服务型政府本质上是一个以公众为中心的政府。关于削减政府的权力，找准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能定位，我认为未来我们适应经济转型的要求，政府首先要找准不能做哪些，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不要直接融资、操办项目、制订技术标准、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对个别企业实行政策倾斜、不得干预司法、不要以行政手段认定重点企业和个人。关于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我认为，一是进一步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市场机制能解决的问题，不设立行政许可，社会组织能够承担的政府应该购买服务；二是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的步伐；三是国有企业要有计划的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