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阶段的特征，特别是两个“首次”——人均收入和城镇化率的变化，意味着统筹城乡的主线和载体是城镇化，意味着未来城镇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战略意义更加突出。我们必须寻求统筹城乡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持续动力。

其一，城镇化发展是顺应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和潮流，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理性选择。城镇化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世界发达国家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这些国家城镇化大发展、经济综合实力提升和国民发展水平进步的过程。

第一，城镇化是伴随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兴起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城镇化带来了人口的转移与集中、产业的集聚和城市的扩张、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国要成功实现现代化，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必须同步推进城镇化，世界发达国家成为强国的过程就是其逐步提高城镇化率的过程。据统计，19世纪初全球只有3％的人口是城市人口，到20世纪初，世界城镇化率提高到了13％—14％。20世纪是全球城镇化发展的快速时期，到20世纪末城镇化率达到48％。进入21世纪，目前全球城市居民已达36亿人左右，发达国家70％—8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

第二，城镇化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从世界经济史来看，与小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依赖国际化分工来维系经济高成长不同的是，大国经济发展始终是和城镇化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大国经济发展始终是有赖于自身城镇化进程所引发的大量国内需求。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能够率先高速发展并一直拥有较强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城镇化起步早、发展快，城镇化的巨大能量得到了释放和传播。据统计，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一般达到80％，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也在60％以上。发达国家城镇化的过程，也是这些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过程。当前，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50％，已经进入了城镇化发展的加速时期。我们必须抓住世界城镇化的历史性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从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实现大国崛起的角度来看，稳步提高城镇化水平，经过2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70％—75％，基本完成城镇化任务。

第三，城镇化是提升人类发展水平的有效途径。城镇化发展形成了众多的有重要影响力和活力的城市，为人类的发展进步提供更加宽阔的舞台。城镇化是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有助于普及和改善公共服务，提高了人民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城镇化拉进了民众与政府的距离，民众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从多方面影响政府，政府也能够从民众的意愿中寻找到改善治理的途径和方法。许多国家在城镇化初期都存在收入和福利差距拉大的现象，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演进，城乡之间的收入、消费和福利的差距逐步趋于减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城市体系把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为人类更好的互助合作交流建立了有效的载体。我们要充分推展城市合作的新形式，切实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

其二，城镇化发展是自觉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M·Northam）揭示了城市化发展的三个发展阶段。城市人口比重在30％以下为初期阶段，城市人口比重在30％—70％之间为中期阶段，城市人口比重在70％—90％之间为后期阶段。这是一个拉长的S型曲线（见图）。在城镇化早期和后期阶段，城市化率提升得十分缓慢，而在城市化中期阶段，由于工业基础比较雄厚，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业具备了吸收大批农业人口的能力，城市人口比重可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突破50％而上升到70％，显然这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实际上，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有过城市化较快推进的时期，而且这个时期往往也是工业化较快推进的时期。特别是德国和日本正是抓住了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历史性机遇，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并最终完成了城市化任务。譬如，日本城市化率曾由1950年的37．5％猛增到1955年的56．3％，城市化率5年上升18．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3．766个百分点。

199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接近30％，按照诺瑟姆曲线判断，此后便进入了城镇化中期，即快速发展阶段。从城镇化发展速度上看，1996年以来，城镇化加速发展的特征也十分明显。“九五”至“十一五”期间，城镇化率年均分别递增了1．43、1．35和1．39个百分点，远远高于“六五”至“八五”期间城镇化率递增幅度（见表）。有学者认为中国城镇化进程太快了，是城镇化“大跃进”，应该减速。但是，对比德国和日本城市化曾经出现过的高速度，中国这个速度并不是独有的，也不是最高的，更不能认定为不合理。其实，城市化是否合理，主要不能以速度的快慢作为标准，而是要看城市化的健康状况。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城镇并没有出现诸如拉美国家和印度那样严重的“城市病”、大量的失业和大面积的贫民窟。由此判断，中国城镇化速度是基本合适的。因此，中国应该在未来的20多年的时间内，抓住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历史性机遇。

其三，城镇化发展有助于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阶段，是社会经济结构变革、升级的关键时期。

第一，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过去我国反复强调扩大内需，但效果仍然并不明显，根本原因是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滞后。因为城镇化带动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带来消费需求的大幅增加，同时还产生庞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住房建设等投资需求。

第二，城镇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前提。通过推进城镇化，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村居民人均资源占有量会大幅度增加，这将有利于提升农业生产规模化、市场化水平，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这是解决农业增长、农村稳定、农民增收问题的重大举措。与此同时，城镇化还可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整治农村生存环境，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最终达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第三，城镇化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依托。城市的根本特点是集中，是市场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等，具有多种功能。城镇化产生集聚效益、规模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极大地推动工业化进程。同时，城镇化不仅能够推动以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发展，也能够推动以商贸、餐饮、旅游等为主要内容的消费型服务业和以金融、保险、物流等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

第四，城镇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条件。城镇化带来人们生活方式改变，带动消费需求将从“吃穿用”转变到“住行学”，推动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升级。城镇化带来巨大的城镇投资，促进产业聚集，带动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带来人力资本和信息知识聚集，促进市场竞争、技术创新和改善管理，有利于提高资源集约利用，降低工业化排放，实现低碳、低能耗发展。城镇化的规模效应将大幅度减少物质资源消耗，同时有利于对污染进行集中治理，促进两型社会建立。城镇化带来经济、社会、行政的各方面管理方式变化，促进体制机制创新。

第五，城镇化是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重要途径。城镇化形成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工资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城市服务产业也是培育中产阶级或者中等收入人群最重要的产业载体，印度就是通过发展服务业使中产阶级数量在20年里增加了4倍，达到2．5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