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李扬：
2013年，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201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超过8%，通货膨胀率可能微升至3%-3.5%。
未来5到10年，我国经济将从过去30余年的“结构性增速”逐步转向“结构性减速”轨道。根据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模型预测：2011年-2015年，我国潜在增长率约为7 .8%-8.7%；2016年-2020年，降至5.7%-6.6%；2021年-2030年，进一步缓慢回落至5.4%-6.3%。我们称这种减速是结构性的，主要指的是，就经济结构而言，我国的制造业就业率已达峰值，经济增长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服务业部门的发展，而在我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普遍低于制造业。就生产要素结构而言，我国劳动力的增长率已经趋减，经济增长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资本和技术进步，而资本回报率低、技术进步缓慢，一直是我国经济长期存在的弊端。根据对G D P的非农就业弹性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关系的分析，2013年-2017年，我国经济增长若保持在7%左右的水平，就能保障城乡就业基本稳定。
未来5到10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目标，宜从“平稳较快”转变到“稳速增效”上。所谓“稳速”，就是将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潜在增长率区间并依据它的趋势变化进行增速目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绝不刻意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率。所谓“增效”，就是要尊重经济规律，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可持续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并借此改善收入分配，防范金融风险。相应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应当从行之多年的需求管理，全面转变到以完善市场机制为主要内容的供给管理上。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2013年，大家对改革突破寄予厚望。与过去相比，未来几年改革的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转型与改革高度融合在一起；改革面临着的利益矛盾更为突出；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增强。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我们说“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就在于我国有着以城镇化为依托的巨大内需潜力，有着转型与改革的巨大空间，以及由此形成的重大战略机遇。2013年的改革已到“窗口期”，倒逼我们要牢牢把握改革的主动权。
2013年，是启动全面改革的关键之年，需要从中长期目标出发谋划改革全局：尽快形成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实现重要领域改革的突破，比如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实现垄断行业改革、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的新突破，推进政府转型与改革；开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治建设、文化发展、社会转型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改革的新局面。这就需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需要地方层面的改革试验和允许摸着石头过河；需要尽快成立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出台中长期改革规划，合理选择改革的主攻方向和优先顺序，完善改革的推进方式，主动有序地推进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刘迎秋：
康泰盛世年头好，疾速飞驰又一年。2012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难忘的一年。面向2013年，如何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更大发展，不仅需要有能够凝聚更多更好智慧的“顶层设计”和政府的有效调节，而且需要有全体国民的积极参与、敢于担当、勇于创新、不断进取和市场的充分发展。
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存在，又要充分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国情，还要充分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更要充分认识和切实看到我国国民素质（包括文化素质、职业能力、文明水平）还迫切需要有一个较大提升这一基本现实。“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让我们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思想的引领下更加奋发向上、迎接更大成功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隆国强：
每一轮经济快速增长都有驱动的主要动力。中国经济正处于寻找增长新动力的阶段。随着国外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和国内持续的房地产市场调控，上一轮驱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引擎有点不给力了。很不人不甘心就此罢休，试图重新点燃房地产“引擎”，这不仅是不可能的，也将会继续积累风险，是难以持续的。中国经济新动力何在？在内是城镇化，在外是抓住国际环境带来的转型升级新机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韩俊：
十八大报告讲到三农政策的时候，用词最多的就是土地问题，首先就是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如何更好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加大改革力度。
下一步，我们在土地政策方面要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在确权的基础上，为农民颁发具有更明确法律效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宅基地使用权证书，加快建立全国统一、权威的农地权利登记体系。
我们一定要分配好土地的收益，现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实际上存在两个偏低，第一个偏低是整个土地出让收入当中，农民拿到的份额偏低；第二个偏低是现在土地出让的净收益当中，用于农村发展的比重太低。去年的土地出让收益中大部分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保障房建设，而用于农村发展的比例很低。所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最难的就是城乡二元土地结构，这个结构不破，新型的城乡关系就无法建立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 高培勇：
对于新的一年，人们怀有种种期待。其中，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期待，莫过于深化改革——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相伴随，基本建成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然，人们也深知，在各种利益犬牙交错、十分复杂背景下启动亟待推进的各项改革，关键是找好突破口和主线索。
瞻前顾后，将各种可能的因素、环节一一盘点、过滤之后可以发现，在当下的中国，能够担负突破口之重任、扮演主线索之角色的，非财税改革莫属。
这不仅是因为相对于其他领域、其他环节的改革，财税改革最具综合性。它的覆盖范围，可以囊括所有政府职能、所有政府部门和所有政府活动。它的活动触角，可以牵动所有家庭和企业、所有经济社会活动。而且还因为，相对于“事”的层面——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财税管理体制属于“钱”的层面。由“钱”而非从“事”入手，对既得利益格局的触动比较迂回、相对间接，阻力最小。除此之外，还因为，在我国迄今30多年的改革进程中，无论是以放权让利主调的改革，还是跨入制度创新阶段的改革，都是以财税改革打头阵的。
祝福2013！祝福财税改革！以“营改增”为先导的财税改革，一路走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宇燕：
大致而言，经济增长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源泉或有三种“增长”方式。
第一个是得自贸易的收益。其中的道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得已经十分清楚。但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是有条件的，也就是必须保证交易的顺畅实现，同时也要有足够大的市场规模来容纳分工和专业化。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又称要素流动收益为得自贸易的收益。为了表示尊重，得自贸易的收益又被称之为“斯密增长”。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第二个源泉，就是刚才被我们假定掉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特别是创新对生产率提升的贡献比较直观，也和人力资本密切相关。这种源于创新的增长又被冠以“熊彼特增长”之名。
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第三个源泉来自于制度创新。我在阅读中发现，曼瑟·奥尔森在《权利与繁荣》一书中对此命题的论证简洁透彻。故将源自于制度创新的增长称之为“奥尔森增长”。
上述三个经济增长源泉是我们思考中国未来发展的最为关键的角度。我们政策的会聚点亦应该集中于它们之上。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姚景源：
2012年中国经济将实现7.5%的增长，C PI涨幅将保持在3%以下。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需求不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复杂形势下，中国经济取得如此成绩，的确来之不易。2013年中国经济要实现平稳增长，关键在于真正把发展质量和效益作为核心。
2013年我们要追求实实在在的、没有水分的增长，追求有质量和效益的增长。所谓有质量和效益的增长，是全社会物质财富得到真正增加的增长，是依靠科技进步、依靠创新、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实现的增长，是把负效应降到最低的“美丽增长”，是以改善民生为本、促进社会和谐的增长，是实事求是、没有弄虚作假数字的增长。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刘伟：
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在今后的若干年里，我国能否建成全面小康进而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发展阶段的跨越，关键不在于经济增长速度，而在于增长质量。
从资源配置的规模扩张来说，能否实现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增大拉动增长向主要依靠要素效率提升拉动增长转变；从微观意义上的竞争优势来说，能否实现从主要依靠要素成本低向主要依靠核心竞争力高的转变；从经济发展的质态演变来说，能否实现经济结构的高度不断提升，包括总需求方面的投资、消费、出口等的结构变化和总供给方面的三大产业及部门结构的演进。总之，取决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依靠创新驱动作为支撑，首先在于技术创新，包括原始、集合、借鉴吸收再创新等，效率提升是创新的函数，而结构变化又是效率变化的函数。但制度重于技术，技术创新从来都是以制度创新为基础，现阶段我国制度创新的核心历史内涵即通过改革深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以提升国民经济的竞争性和公正性。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华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正是今年推动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抓手。无论是短期的经济增长点，还是确保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改革突破口，都集结于城镇化之路。
尽管2013年宏观调控的提法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的政策”，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提法上，而是增长的路径、方法是否会出现真正的变化。2013年所确定的施政思路将对未来多年的经济政策构成路径依赖，未来12个月可以视为今后5到10年中国经济政策主线的定调之年。
对于中国来说，城镇化之路更是影响未来中国命运的战略选择。目前来看，经济方面对新一届政府最主要的压力考验，也正是跟城镇化关联的土地问题、户籍问题、分配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将新的经济增长路径定位于新型城镇化是十分正确的。
看2013年经济和更长期走向，看新型城镇化的前景，主要是看我们能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道路和突破方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巴曙松：
展望2013年的货币信贷趋势，在外生源头枯竭下的情况下，货币将呈现低速的内生增长。从2012年的情况来看，由于外汇占款的变化，中国货币投放正在由以前的“被动投放”回归到中央银行的“主动投放”。实际上，内生的货币增速可能在2013年得以延续。
同时，受到资产负债表的束缚，货币内生性低速增长或成为常态。目前企业、政府和居民部门当前的负债水平来看，企业部门面临着较大的内生性去杠杆压力；地方政府虽然将度过债务集中偿还的高峰期，但潜在的影子银行“挤兑”风险或仍继续造成其负债扩张受阻；居民部门的负债扩张最具潜力，但是仍会受到购房、购车调控政策的制约。
从中央政府的政策取向看，2013年财政政策将略为积极，但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因此财政存款不会出现大幅回落，释放出的货币供应量有限。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影子银行体系预计将成为2013年货币政策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常修泽：
怎样寻求改革的实质性？现在应该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中共十八大之后，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到广东强调改革开放之后，改革舆论开始升温，受此激发，社会各界对改革的期待值明显提升。问题是如何因势利导，推动改革向实质方面突破，而不是仅仅停留于一种口号。现在决策层讲改革的三“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宏观上说是很需要的，但依我之见，还可以补充一性：改革的“实质性”。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鉴于前些年，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边际演进”的渐进式改革之路，到今天，容易改的差不多已经改完，余下的都是“硬骨头”。在改革的“战车”跨越边缘性障碍之后，现在需要推进到核心部位的“堡垒”面前。建议务必增强改革的实质性，寻求有实质性的突破，这是当前老百姓和我们这个时代最期待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