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指导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开展革命运动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是政党存在和发展的坚实基础，工人阶级政党只有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才能巩固和壮大，并最终夺取政权。他们的相关理论形成了丰富的政党公信力思想，这一思想不但对各国工人阶级政党领导革命运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夺取政权必须依靠政党公信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政党是阶级的政治组织，工人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和广大被压迫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导力量和组织者，其首要目标就是夺取政权。这种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创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过程中就得到了明确的表述。同盟章程的第一条规定：“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一观点再次得到强调：“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余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了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论述中，特别强调了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重要性。他们在1871年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决议中指出：“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恩格斯在1873年也提到：“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英国宪章派起，总是把阶级政策，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独立政党作为首要条件，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斗争的最近目的。”他们认为，尽管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是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工人阶级的力量是分散的，而且这种力量又因工人之间的自相竞争而遭到削弱，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自发的、分散的工人斗争不可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工人阶级政党与一般的工人群众不同，它由工人阶级中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优秀分子所组成，又有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是工人阶级最先进、最坚决的部分。因此，只有在政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才能最终夺取政权。在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先锋队性质和领导作用的论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为了夺取政权，工人阶级政党必须具有公信力。他们认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党只有通过耐心的教育、组织工作和牺牲精神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真正信任，并在群众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号召力和威信，才能得到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服从和衷心的拥护，才能最终领导人民群众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政党的公信力是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号召力和树立起来的威信，其基础是政治信任，因为只有“在普遍的信任中”才能树立起崇高的“威信”。

在革命实践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一个政党如果不具备公信力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服从和拥护。1848年底，恩格斯在《法国工人阶级和总统选举》一文中指出，自诩为“唯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派的红色候选人”的“山岳党”领袖赖德律－洛兰之所以失去了工人的支持，是因为他反对卡芬雅克的演说让他失去了工人的“任何信任”。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恩格斯又指出，德国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在1849年5月和6月本来有机会组织政府，但由于它在政治上的“短见、畏缩和动摇”而“失去了欧洲所有起义的真正战斗力量——工人阶级的信任”，从而得不到工人阶级的支持，最终失败。一个能够得到人民群众信任的政党也必将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拥护。1871年9月，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上分析了国际能够获得广泛支持的原因：“工联本身是没有力量的——它们始终是少数。它们不能领导无产者群众，可是国际却对这些人发生直接的影响;国际不需要组织工联来吸引工人；国际主义的思想一下子就把他们吸引住了。这是唯一能取得工人完全信任的团体。”

这些论述不但强调了公信力对于工人阶级政党的重要意义，也清楚地表明，人民群众对政党的支持和拥护是政党公信力的具体表现。为了使工人阶级政党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并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了《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和《福格特先生》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以指导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强调夺取政权必须依靠政党公信力，是因为他们懂得，虽然工人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但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运动必须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由一个政党来完成，只有人民才能完成革命”。他们认为，政党只不过是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和获得解放的重要武器，革命的强大力量蕴含于群众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不但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精神财富，“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工人甚至创造了人”。恩格斯甚至认为，“人民群众是至高无上和绝对正确的”，“在所谓的领袖当中，有许多腐败的家伙，但对我们的群众我是绝对信任的”。工人群众是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重要依靠力量，党只有得到工人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才能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早在1844年，恩格斯在给《新道德世界》周刊的撰稿中就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我们希望很快就在工人阶级中找到支柱；显然不论何时何地工人阶级都应当是社会主义政党所依靠的堡垒和力量。”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政党不可能依靠强制手段迫使群众起来革命，而只能通过发挥自己的公信力来发动和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因此，当工人阶级政党在各国陆续成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强调，工人阶级政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提高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威信。

由于政党的公信力来自群众的信任和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政党必须密切联系、努力争取、坚定依靠群众。争取和依靠群众，首先是争取和依靠工人群众，因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为了指导英国工人阶级成立独立的政党，马克思在1854年给英国工人议会的信中说：“工人阶级征服了自然，而现在它应当去征服人了。工人阶级有足够的力量来胜利地完成这个事业，但是需要把所有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认为这就是摆在工人议会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目标。”

同样的思想也反映在恩格斯的论述之中。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中指出：“农业无产阶级，即农业工人……因零星分散而软弱无力；……唤起这个阶级并吸引它参加运动，是德国工人运动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他在《法德农民问题》中还指出：“把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者吸引到我们方面来，比吸引德国西部的小农或者甚至比吸引德国南部的中农都重要得多。”恩格斯还给予了法国工人党具体的指导。在他的指导下，法国工人党中的盖得派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把争取广大工人群众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任务，并依靠法国大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巴黎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开展斗争。

其次，工人阶级政党还应该争取和依靠其他被压迫的群众，因为他们也有革命要求，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层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在法国大革命后，马克思认识到：“在革命进程还没有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还没有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他在致恩格斯的信中甚至认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二、政党公信力的根源在于代表群众的利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运动中认识到，任何政党，如果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或者置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于不顾，它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拥护。马克思在1853年底分析丹麦的政治局势时就表达了这一思想。他指出，由于丹麦的民族——自由派政党“同大陆上其他一切自由派政党一样，忽视考虑基本人民群众利益的必要性，而丹麦的基本人民群众就是农民。因此，它失去了自己对人民的影响”，即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1854年，马克思在分析1820—1830年的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原因时指出，如果革命的政党不善于把农民的利益同城市居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就无法广泛地获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他说：“在革命中起过最出色的作用的两个人——莫里耳奥和圣米格尔都承认革命派没有能够把农民的利益和城市的运动联系起来”，以至于“革命的市民们”“脱离了基本的人民群众”，最终导致革命失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相关论述表达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代表群众的利益是政党公信力的深刻根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和广大被压迫群众的革命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和实现他们的利益，工人阶级政党如果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就根本没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角度分析人类社会就会发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且“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而“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因此，利益是政治现象的深刻根源和政治行为的根本动因。他们由此断言：“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不例外，“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

在阶级对立和斗争基础上形成的政党自然也就成了各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而对阶级利益的维护便成了政党取得本阶级群众信任和拥护的首要原因。因此，工人阶级政党要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就必须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利益分析方法阐述了工人阶级政党的形成过程及其公信力产生的根源。他们指出，资本的发展扩大了现代工人即无产者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使无产者得以组织成为一个阶级，并且使“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趋于一致”，使“个别工人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益成为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从而使无产阶级运动成为“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由于资产阶级的统治无法保证无产阶级“能够维持它那奴隶般生存的条件”，因此无产阶级只能采取斗争、起义和公开的革命，“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无产阶级必须成立自己的政党，通过政党将被压迫群众组织起来。工人阶级政党产生于工人阶级的利益需求，是为工人阶级和广大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党，它产生后的直接目的就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夺取政权，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执政。由于“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共产党人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成为“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鼓舞大家前进的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分析强调，工人阶级政党的公信力根植于广大被压迫群众的利益之中，正是由于党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它才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

为了增强工人阶级政党的公信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保持工人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因为利益具有阶级性，“工人的阶级利益同资本家的阶级利益是直接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法律、道德和宗教“全都是掩蔽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的偏见”，而工人阶级是一个“有特殊的利益和特殊的独立的未来”的阶级。工人阶级如果不成立独立的政党而只是作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庸，它就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只能作为实现资产阶级利益的手段而存在。这样一来，工人阶级政党就无法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也就不会有战斗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赞同科伦工人联合会退出莱茵省各民主团体联合会总会，因为“这些民主团体成分复杂，很难指望它们会给工人阶级或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带来什么好处”，并号召工人阶级“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

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政党应当防止党的领导人和普通党员背离和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们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们对待拉萨尔的态度和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上。德国工人政党的领袖之一拉萨尔由于“疏远工人”、“奢侈享乐”、“向‘贵族血统’的代表人物献媚”，遭到工人群众的憎恨，工人们指责他“经常利用党去干私人的肮脏勾当”，甚至“利用工人去从事个人犯罪行为”。马克思了解这一情况后，在1856年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拉萨尔“总打算以党作幌子利用一切人以达到自己的私人目的”，“必须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如果他干出直接引起脱离党的这类事情来，那末我决不责怪杜塞尔多夫工人这样恨他……应当像你向杜塞尔多夫人指出的那样处理”。恩格斯在1891年致考茨基的信中也针对拉萨尔深刻地指出:“要使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巴黎公社为了使工人政权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二是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恩格斯称之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的“两个正确的办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清楚地反映了他们关于政党公信力的利益根源的观点。

三、正确的纲领和策略是政党公信力的内在要求

在工人阶级政党如何获得公信力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强调代表群众的利益之外，还特别强调工人阶级政党纲领的作用。政党的纲领是政党对自己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和行动步骤方面的明确规定，是政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立场的集中反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尽管“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它“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意思是说，政党的纲领比政党的行动能够更直接地表现政党的性质和立场，人们通常是通过政党的纲领来了解一个政党，即从政党的纲领出发判断它是否代表自己的利益，是否值得对它赋予信任和支持。因此，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政党必须制定并公布自己的纲领，这将使党较快地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有效地凝聚革命力量。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能够制定正确的纲领是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因为这意味着政党对自己的奋斗目标有着清醒的认识、并明白如何采取行动以实现这一目标。他们说，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而“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工人阶级政党纲领的作用时，强调纲领和行动的一致性，即政党的纲领必须贯彻到政党的行动中去，真正成为行动的指导和规范，因为“一步实际运动要比一打纲领更为重要”，如果政党实际采取的行动违背了其纲领，最终将损害自己的威信，不可能持久地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为了帮助工人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纲领并维护党的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了各国工人阶级具体的指导。19世纪中期，在欧洲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工人阶级政党应运而生，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了“原则性的和策略性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宣言》提出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任务，并明确规定了共产党的性质、奋斗目标和行动步骤，对世界工人运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对《共产党宣言》作了这样的评价：“从来没有一个策略纲领是像这个策略纲领一样得到证实的。它在革命前夜被提出后，已经受住了这次革命的考验；并且从那时起，任何一个工人政党要是背离了这个策略纲领，都因此而受到了惩罚。而现在，差不多过了四十年以后，它已成为欧洲——从马德里到彼得堡所有一切坚决而有觉悟的工人政党的准则。”1950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对1848—1849年工人阶级革命斗争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为工人阶级政党制定了具体的斗争策略。他们强调：“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以与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并立，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联合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马克思于1875年写下的《哥达纲领批判》则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维护正确的工人阶级政党纲领所作的斗争。他们指出，拉萨尔派的纲领既抛弃了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又不强调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还包含许多错误的观点，是一个“应当根本抛弃并且会使党瓦解的纲领”。很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围绕制定和维护正确的纲领所作的努力，对于确立和增强工人阶级政党的公信力有着重要意义。

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为了确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公信力，必须坚决维护党的正确纲领，不能为了表面上的“扩大”党的队伍而丧失原则和立场。他们认为，一个政党如果没有制定纲领，“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党，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党”，但如果所制定的纲领毫无原则性，即“如果建立一个没有纲领的党，一个谁都可以参加的党，那末这就不成其为党了”。他们明确反对将工人、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的阶级成员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别人物，但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们对待法国工人党右翼的态度上。1882年，法国工人党发生了分裂，以马隆等人为首的可能派取消了马克思制定的党纲，并将马克思派的领袖和积极活动家开除出党。对此，马克思作了这样的评价：“显然，正是为了迎合工团，马隆及其同伙牺牲了马赛代表大会以来运动的纲领和全部历史。因而马隆表面上的强大实际上是他的虚弱。如果把自己的纲领降低到最普通的工联的水平，那自然容易拥有‘广大的群众’。”恩格斯也说：“巴黎的这些工团多数甚至比英国工联更次。为了迎合这些人而放弃任何党纲，是不能带领他们前进的……暂时处于少数——在组织上——而有正确的纲领，总比没有纲领而只是表面上拥有一大批虚假的拥护者要强得多。”他们是说，工人阶级政党只有坚持正确的纲领，才会真正具备公信力。

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主张党的策略应该具有灵活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但是他们同时认为，在“工人阶级的敌人的敌人”过于强大的地方，工人阶级应该暂时与资产阶级结成同盟。他们说：“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权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那末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就得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权，以便随后能尽快地把它推翻。因此，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政府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始终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

同样，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强调的重要原则，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希望因此而孤立工人阶级政党。他们说：“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可是，这并不是说，这一政党不能暂时利用其他政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样也不是说，它不能暂时支持其他政党去实现或是直接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或是朝着经济发展或政治自由方向前进一步的措施。”在1881年德国国会的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31.2万选票和12个议席，恩格斯认为“这是了不起的事”，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1886年的纽约市长选举中，美国统一工人党的候选人得到31%的选票，恩格斯称“这的确是令人惊叹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讲求策略的灵活性既没有违背党纲的基本原则，又能增强党的力量和扩大党的影响，将有助于确立和增强党的公信力。

四、深入的宣传和教育是提升政党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对人民群众开展宣传、鼓动和教育是提升工人阶级政党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及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就强调：“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停止培养工人尽可能更加明确地认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敌对情形的意识，以期德国工人能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那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武器，以期在推翻德国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就开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在致波尔特的信中指出：“在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鼓动（并对这种政策采取敌视态度），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否则，工人阶级仍将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恩格斯在1895年为《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中，特地谈到了在农民中开展宣传对于争取群众信任和支持的重要性，他说：“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他们只有预先把广大人民群众——在这里就是指农民——争取过来，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那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宣传、鼓动和教育之所以是提升工人阶级政党公信力的重要途径，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只有通过党的宣传、鼓动和教育，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才能为群众所掌握。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尽管“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就是说，革命运动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创立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无疑是科学的理论，符合工人阶级和广大被压迫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但是这一理论只有经过一定的宣传和教育才能为群众所认识、理解和掌握。

其次，只有通过党的宣传、鼓动和教育，资产阶级和其他政治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才会逐步消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政党要争取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首先就要消除资产阶级思想和意识形态在群众中的影响。他们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不久就指出：“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对于工人的影响，立刻建立起独立和武装的工人组织，造成各种尽量使暂时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党统治感到困难和丧失威信的条件，——这就是无产阶级及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即将爆发的起义中和起义后所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除了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之外，革命队伍中的一些错误理论也会与工人阶级政党争夺思想阵地，比如改良主义、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也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群众，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起着破坏作用。恩格斯曾经为消除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而致信库诺，希望他留在米兰作宣传工作。他写道：“在意大利，最大的困难就是同工人建立直接的接触。这些该死的巴枯宁主义空谈家——律师、医生等等——真是无孔不入，他们俨然以天生的工人代表自居。只要我们能够冲破这种障碍，并和群众进行接触，那里的一切就会顺利进行，事情很快就会走上正轨。”在开展宣传工作和争取群众的实践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认识到，不仅要对资产阶级和其他政治组织影响之下的群众进行宣传、鼓动和教育，将他们争取过来，还要对暂时没有受到错误影响的群众开展工作，因为这些群众，如果工人阶级政党不去争取，其他组织早晚会去影响和争取。恩格斯曾说：“根据我们的已经由长期的实践所证实的看法，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从对方把个别人物和成批的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我们自己从荒地上争取到的每一个新生力量，要比十个总是把自己的错误倾向的病菌带到党内来的拉萨尔派倒戈分子更为宝贵。”

再次，只有通过党的宣传、鼓动和教育，工人阶级政党才能唤醒被压迫群众参加革命运动。唤醒被压迫群众，首先意味着教育被压迫群众认识和理解自己的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极力否认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给阶级统治“披上人民性的外衣”，从而掩盖统治阶级的利益，结果“人民群众总是在不同程度上热情地把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作为自己的民族利益来加以维护”。因此，工人阶级政党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十分重要，“工人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和从前不一样了；整个工人阶级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在力量、知识和组织方面比以前强过百倍”。恩格斯甚至认为，“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的德国农业无产阶级一旦“学会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德国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封建的、官僚的或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存在了”。唤醒被压迫群众，还意味着教育被压迫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即建筑在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上，建筑在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上”。被压迫群众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获得解放，必须团结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工人阶级的团结就是工人胜利的首要前提”。

为了提升工人阶级政党的公信力，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党应该利用自己的组织、报刊和议会选举在人民群众中开展宣传、鼓动和教育工作。在工人阶级政党成立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组织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正义者同盟等组织宣传自己的理论，为建立工人阶级政党作准备，当各国工人阶级政党陆续成立后，他们主张利用政党、工会以及国际工人组织宣传革命理论，组织群众，并为此付出了大量努力。比如德意志工人协会就是他们为了对居住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而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他们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章程中就明确规定，成为同盟的盟员的条件之一是“具有宣传的能力和热情、坚定不移的信念、革命的毅力”；法国工人党的马克思派在他们的指导和影响下，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积极参加了工会运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报刊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展宣传、鼓动和教育工作的重要工具。他们通过《莱茵报》、《前进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新莱茵报》、《纽约每日论坛报》、《人民报》等报刊宣传了许多极其重要的革命理论和原理，捍卫了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唤醒了群众的觉悟，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19世纪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了议会选举在宣传科学理论中的作用，恩格斯指出：“当进行竞选鼓动时，它给了我们最好的手段到民众还远离我们的地方去接触人民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进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他们把参加议会竞选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有效途径，认为通过选举“工人阶级中迄今漠不关心的、鼓动工作做不到他们大部分人身上去的那个阶层，现在却被争取自己切身利益的斗争从沉睡中唤醒了”。这种认识是恩格斯赞同议会斗争的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表明，他们把开展群众宣传、鼓动和教育工作作为提升工人阶级政党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在政党政治时代，政治统治的巩固和政权的更替几乎都是由政党直接完成的，但是，任何政党要掌握政权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都必须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政党公信力的思想产生于革命年代，直接服务于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但这一思想所蕴含的基本原理对于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自身的公信力建设、从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