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变革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洋务运动这场改革寄托着一代人的梦想，不过却成为留着辫子的改革。魏源提出师夷长技、翻译西方书报，此后经过由上至下的改革，但是这场改革并没有成功。
有一些学者观点人为，中华民族错过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萌芽期，因而受到欧洲列强的侵辱。其实，真正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时间上的错过，而是这场官方主导的经济改革，采取是官商经营方式，最终形成了一场国进民退。
洋务运动对于中国民族资本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培养了不少企业家。当时，很多私营企业经营得很好，也赚了很多钱。这个时候，清政府就以国家安全名义，进行国有化改革。比如，盛宣怀坚持铁路国有化，从而导致了民间的企业家集团与朝廷的彻底决裂。路权回收令颁布后，各省商民群起反对。清朝末年的落后的政治是阻碍原始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清朝政府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动工业化，扼杀了私人自由企业的发展，这就是失败的根本原因。清朝属于一个封建社会，所以并没有真正意义的私有财产。
个人私有财产并不像现代资本主义那样得到有效保护，这就是致命的制度。费正清的记载说到，“皇帝不但对一般百姓的财产，生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且可以不经审判抄没大臣的家产及处死他们。”什么是好资本主义，什么是坏资本主义？清朝的原始资本主义应该属于坏资本主义。政府采取一种行政垄断，从而损害这个社会的利益。比如政府利用盐业官营，官窑，皇家织造与民争利。按照Landes观点就是，这种坏资本主义造成了无效率的收入分配不公，整个经济主要是为官府和特权阶级生产，因而市场狭小，分工不可能加深，生产力不可能提高。
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1872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这类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杨小凯所说的，“老板既是制定游戏规则的政府大官，又是参加游戏的主要成员，其双重地位造成的利益冲突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公平和健全的市场秩序不可能建立，私人企业不能发展起来。”造成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一是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二是没有保护专利和企业私人财产的制度。
晚清经济史的启示就是，没有有效保护私有产权，就无法建立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特权侵犯和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导致晚清资本主义无法发展起来，所以把原因归咎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历史一种误读。晚清这场经济改革最终没有成功，这确实一种遗憾。实际上，改革的阻力也来自一种根深蒂固文化所左右，所以形成了一种障碍改革的经济制度。这100年多以来的改革，始终那么艰难的。即使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市场经济道路仍然是非常艰难的。
真正推动进步的力量是改良，而不是革命。两千年以来的封建社会，以革命暴力推翻的政权，始终没有真正改变体制。这个民族缺少一种妥协的精神，不懂学会妥协，而是喜欢将革命进行到底。很多时候，改革问题就被僵化了。
说到民国经济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民初实现宪政的阶段（1911-1915），军阀混战时期（1916-1927），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1928-1938），及抗战和国共内战（1938-1949）时期。杨小凯谈到，“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商人在各省谘议局中进一步推动宪政的发展，使谘议局成为独立于政府的真正议会驺形。
全国资政院的议事细则已与现代议会制度类似，首届资政院提出了速开国会案，弹劾军机大臣案，赦免国事犯案。它于1911年迫使政府放弃其独立财权，将财政预算核减掉7790万两银。在各地的谘议局中，商人们还提出了他们对外交事务权利的要求，反对支付不经谘议机构同意的各项外国债务。这种发展形同提出了类似欧美的「没有代议制，就不交税」的原则”。
按Feaerwerke所记载，军阀混战时期，不同军阀在其占领某地时期重复收税，并预收未来的税，操纵实物与货币的换算率，增加苛捐杂税，战时捐税，并进行强制粮食征购，使经济不勘重负。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的商业化趋势被逆转，农业生产力和产量下降，城乡之间的贸易被中断。在1928-1937年间，共有160家私人现代银行建立，它们拥有1,597个分支机购。现代银行资本从1928年的1.86亿元增至1935年的4.47亿元，存款从11.2亿增至37.8亿元。
有关资料记载，“而抗日战争时外国投资比重最高的是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其经济发展是二战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部分，当时整个中国的投资率是5％，而东北1937年高达17%，1939年高达23%。这主要是日本经济法律制度对私人企业产权的保护很好，政府不办国营企业，没有什幺机会主义行为。
日本人在东北的高投资率也刺激了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民国后期，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失利，金融财政体系崩溃，因此纸币成为政府抢劫人民财产的方式。可以这样说，恶性的通胀把国民政府赶下台的。
1949年以后，政府将以计划经济方式国强民富，但是政策上的失误，从而导致国家和人民长达几十年的贫穷。当时，10亿人口，其中8亿农民种粮食，都不能让中国人民吃饱饭。1978年人均收入不到134元。
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2008年5月10日在珠海演讲时谈论到，“大量的人口积聚在边境地区要往香港跑，这也是60年、61年，国内饥荒人都活不下去，当年的宝安就是今天的深圳曾经集结10万人要逃港，最后中央派周恩来去处理，当时6万人都过去了，港英当局动用了武力进行截留遣返，这个又出现了中国和英国冲突事件，因为当时香港在他们的手里。”
就这样，改革开放被逼出来。因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无法生存下去。尽管这场改革开放是官方决策的，但是却是民间力量自发的。要是不改革，日子就无法过，越来越多人偷渡香港。虽然老百姓从口头上拥护这种制度，但是选择用脚投票，无非就是对制度一种否定。
2008年12月18日，中国政府召开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381元，按照1980年1美元兑换1.53元人民币汇率计算，约合149美元。2009年，中国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1986年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启动。1992年10月12日—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说，1992年是一个转折点。如果没有这一年的市场经济的建立，就没有9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进入最自由阶段。那时，没有最低工资，政府也逐渐放弃对市场干预。
朱镕基主政的90年代，中国经济不断深入改革。人民币汇率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分税制改革、货币政策改革等。这些改革，基本上是对的，但是也有失误地方。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确实增加了中央收入，但是也导致如今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
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奇迹，这点是不可质疑的。比如，浙江的民营企业动不动单项全球第一，眼镜、袜子、鞋子，60亿双鞋子有30亿双在世界上是中国出产的，这些都是以前不敢想象的。有个女人叫做董明珠，她的格力集团的空调全球第一。现在，中国产品在世界上拿了不少的“全球第一”。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在世界舞台上占了一席之地。一直以来，很多观点解释made in China能够在世界舞台有一席之地，都是说到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对此，周其仁教授这样认为的，“要是单凭劳力廉价就可以克敌制胜，天下发展中经济岂不早就出头？以中国为例，计划经济时代的人工成本更为低廉，1980年城市国营工人薪水不及欧美工人的1%，而农民收入更低到微不足道！可是那个时候，满世界哪里可以看到‘中国制造’？”
针对这个问题，周其仁教授有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开放重要。经济不开放，不同成本的产品不放到同一个产品市场上竞争，劳动力再廉价，也不是竞争的一项优势。闭关锁国，劳力廉价不过是关门受穷的同义词！开放更重要的含义，是大幅度降低信息成本。”确实，再廉价的劳动力，要是面临是昂贵的制度成本，最终都会被对冲。可以说，改革开放就不断降低制度成本。中国经济能否保持高速增长，关键就是在于如何进一步降低制度成本。这也是中国经济在改革进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到底改革将往何处去？
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同时并不是一帆风顺。住房、医疗、教育等三大问题并没有处理好，民众意见依然是非常大。进入21世纪以来，改革也面临各种阻力，各种保守力量崛起。新左派对这个国家政策影响越来越大，甚至扭转了。2009年，山西掀起一场煤矿的“国进民退”的运动。“国有化”成为新左派的呼声，并且影响着这场改革。1998年，人们称它是房改年。这场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并没有真正市场化，反而纠结于政府干预之中。2003年以后，政府开始调控房价，但是越调越高。高房价将提高人们住房成本，同时也让地方政府感觉高处不胜。高房价对中国经济确实一定威胁，对制造业是一种打击。
从洋务运动到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变革跌宕起伏，这给我们很多思考。我们应该从这一百多年里，反思一些东西。我觉得政府对经济改革，不要仅仅凭着激情，而是从这百年的经济史里寻找一些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