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怀：收入分配改革也需要制度设计
收入分配改革问题本身也需要制度设计。目前讨论财税改革、科技改革、金融改革和国企改革，都不能单兵突进，碎片化改革意味着牵一发动全身，又开始了错误的循环。为什么发达国家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因为占人口65%以上的农民没有产权，市场经济的第一个前提是产权清晰。农民没有产权是收入分配中最大的问题，当我们讨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时候，农民不在视野里。这样的问题不深入思考，整个收入分配就无法讨论。农村为什么要维稳，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照当时人口分配土地，先说15年不变，后来又说30年不变，十七届三中全会又说长久不变。表面上看政策是稳定的，但是1980以后所有在农村出生的人都没有土地，在城市里也没有稳定的工作。他们就是传统社会的“流民”，改朝换代都是从这些“流民”开始的。
农业为什么困难，难就难在还是孤立、分散、一家一户的耕作，还是靠天吃饭，涝灾一条线旱灾一个面，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没有科技投入，整个农业科技与三十年前相比，人走了，线断了，网破了。也没有资本的注入，因为在工商资本反哺农业方面没有制度安排。一个生态有机农业系统，必须从水、土、气三个元素衡量，但没有江河不污染的，没有土地不板结的，这跟土地所有权有关系。土地不是农民的，所以就不能培养农民对土地的忠诚，所以他们就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甚至不修水利设施。我国不惜一切代价提高农业产量，各国都禁止转基因食品，但为了提高产量，我们不计后果，这里牵扯到很深层层次的问题。
刚才陈剑说研究土地制度问题，我非常赞成。这件事再不改，就会把农民整体推向对立面。党领导农民革命的时候，实际上就告诉农民跟党走，就把土地分给你。井冈山土地法、苏区土地法、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党实行的都是孙中山先生提倡的耕者有其田，实际上就是土地私有制。这个问题掰开以后，土地制度改革就不是洪水猛兽。农民为什么贫穷，穷就穷在土地不是他们的，这个树根不动，树梢再摇晃也没用，因为他们没有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一家一户的农业，怎么能承受未来中国经济社会之重？现在，800个产粮大县都是财政穷县，中央要粮食安全、地方要可用财力与农民要增加收入是有矛盾的。全国18亿亩耕地2.5亿农户家庭，平均起来是每户7亩地，有14个省每户不到2亩地，660个县每户不到7分地。用种植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衡量农民的收入，扣除农业生产资料上涨因素，每户农民可以用粮食置换的货币收入是185.2元。按照全国每家每户7亩地乘以7，同时又按照春秋两季都可以收获乘以2，每户农民一年的收入不到2600块钱，这就是为什么青壮年农民要外出打工，因为种粮食没有任何出路，所以种田的都是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大量的农田被抛荒。
中央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国家未来的方向就是新型城镇化。我最近写了一个材料，反对287个地级以上城市集中优势资源继续畸形膨胀，当然三沙市属于特殊情况。这些城市还在搞开发区，还在搞过剩产能的重化工业，还在搞没有科技内涵的所谓新兴战略性产业。我看三年之内就会成为投资灾难。全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我国就占了16个。全国有2/3的的地级以上城市，被垃圾包围着。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郡县制，天下安”。全国地域91%在县域，全国人口73%在县域，这个国家的治国理念当然应该向县域倾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当天，我在央视“新闻1+1”解读说，所谓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积极就是要支持全国2800多个县城发展为30万人左右的小城市，再支持每个县域3-5个重点镇发展到15万人左右。稳妥就是要限制28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扩张，从三分管七分建，到七分管三分建，提升城镇化的质量。
陈剑：收入分配改革不能搞单兵突进
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到一系列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完善，几乎涵盖了整个改革的内容。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所以单兵突击，单独拎出来肯定是不行的。但有几点应当突出强调：
一是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缩小贫富差距有巨大意义，我们经常讲社会保障、社会主义的最基本要素，恰恰这个方面我们是最欠缺的，胡温十年在社会保障覆盖面上有进步，但是深度方面差距还很大。第二个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同样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对穷人和富人差距太大，对一些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人(我们自己说还有1.5亿人，按照相对贫困，接近3亿人)，给他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可以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这种边际效应大不一样，穷人和富人有巨大区别。如果在这方面有一些进步，可以极大缓解贫富差距给社会带来的裂痕，并降低基尼系数。
二是土地制度改革，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国模式”的一大特征，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财政，但是到了今天，需要明晰土地产权，把土地真正还给老百姓，土地真正的主人是农民，茅于轼写了一篇文章讲了土地制度改革的六大优点我觉得非常好，如果明晰土地的产权是农民，在这方面有突破，也可以极大缓解中国的贫富差距。中国农民是当代最大的弱势群体，这个局面的形成，与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诸多权利不平等有关。
三是降低或减少领导人的特权待遇，高级领导享受一定特权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退出岗位以后仍然享受巨大特权，所消耗的纳税人费用是惊人的，也应当给公众一个交待。
四是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也是整个制度建设的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产权的问题。以大白菜的价格买下整个矿山，矿山产权是全国人民的，但制度的不完善让人钻了很大的空子，很快致富，这些都是制度的健全和完善的问题。
顾海兵：收入分配改革需先厘清收入概念
刚才陈剑讲的讨论收入分配超越了经济话题，这一点我非常赞成。我们所有的收入分配讨论最大的前提是官员的财产公开，今天我不讲这个问题。我想说一些收入的概念，我归纳了一下，在来之前，大体上有这样若干种收入的概念，我觉得这一前提如果不搞清楚，我们今后的讨论也比较困难。
第一、虚拟收入。刚才陈剑先生也说了，城里人都是百万富翁，但都是虚拟收入，在西方统计里特别强调统计核算的时候把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作为人的收入，但是在我们国家由于房产税等等税收没有起来，这一块基本上计算得很小，不能说没计算，计算很小。比如世纪城的房价每平米3-4万，几乎都是所谓的百万资产者，所以第一个概念是虚拟收入问题，这个概念如果不解决，我们所有和收入有关的问题很难讨论。
第二、阶层收入。有些阶层有，有些阶层没有，或者说阶层之间相差特别大，这个主要体现在医保和养老，大家都知道它非常碎片化，多种多样，五花八门，这个我就不解释了。
第三、职务收入。有的有小车、机关事务管理局安排的住房，有的还有保健医生，有的还有警卫，有的还有专机。行政职务应该可以有等级，什么职务有什么收入，但是要有一个制度。
第四、单位收入。这在我们国家也非常突出，有的单位吃饭食堂有大量补贴，甚至还有电影院、礼堂、各种体育设施，虽然工资很低，但消费全上来了。
第五、工作收入。什么意思呢？很多单位在工作的同时是消费，躺着就是挣钱。你去出国考察一趟，下去调研，去一个副司长、副省长接待，全程陪同，这种叫做工作收入，躺在那个地方挣钱。
第六、灰色收入。大体上等价于我们的小金库收入，还有各种各样的工程课题、工程费、课题费转移报销，这部分也相当惊人。
第七、黑色收入。实际上就是严重的贿赂、贪腐、买官卖官，这个估计应该不少，根据已经报出来的案件，一个科级是5-10万，一个处级是30-100万，厅局级是500-800万……如果把法院所有案件统计一下，基本每年大概有不少黑色收入，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
中国改革成功标志不讲理论、只讲可操作，七八个标志，只要实现任何一个，我认为改革就基本走向成功，例如：统一的政府主导的高考制度必须变革，应该以高校为主；中国的院士制度必须废除等。
王东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动存量
非常高兴应邀出席今天的论坛。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收入分配及相关改革”。我在原国家体改委工作时，曾分管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些年来，也一直非常关注这方面的政策和研究。参加今天会议的同志，有些是老同事、老朋友，许多是我国从事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顶级专家，对国家收入分配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各位的许多文章、著作和观点，我都拜读过，也很受启发。本来没打算讲话，只能即席讲几句：
第一，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收入倍增”计划。十八大报告的亮点很多，其中，“收入倍增”计划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尤为强烈，因为这件事关系到13亿国民的切身利益，大家都非常关注。对“翻一番”的提法，社会上有不同的理解。这里的“翻一番”是指货币收入翻一番，还是指实际购买力翻一番？这是我们都很关心的问题。假定整个经济结构没有调整，增长方式没有转变，物价水平得不到控制，恐怕“翻一番”的实际效果跟“没有翻”也差不多，这样会让人民群众大失所望的。
第二，“翻一番”是怎么个翻法？是每个人的收入都翻一番，还是有的翻、有的不翻，有的翻多点、有的翻少点？我认为，还是应该坚持“提低、稳中、限高”的原则。这个原则在2004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效果不明显。关键的问题在于：低收入的，提不提得起来？中等收入，稳不稳得住？高收入的（指非正常的），限不限得住？对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待遇，我们有最低工资水平的调整机制，还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对于稳定中等收入和限制高收入，我们基本上还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
第三，“存量”与“增量”的问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如果仅在增量上做文章，存量上不动，“翻一番”的结果恐怕会是更加不公平。在这方面，王小鲁同志利用数学模型作了一些测算。按照现在的结构翻上去，情况会很糟糕。就行业收入差距来说，2010年中海油员工人均薪酬38万多，是别的行业的几十倍，它再翻上去行不行？但是要动存量，谈何容易，这就涉及到第四个问题，就是既得利益集团。
第四，如何应对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现在，我们的主流观点不承认有既得利益集团，甚至连垄断企业都不承认。但习总书记在这次“新南方谈话”中讲到，要冲破既得利益的樊篱。这个樊篱能不能冲破，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冲不破，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恐怕还是个问题。我认为，收入分配是各项改革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还没有破题。
第五，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现在很多人就分配谈分配。我觉得，收入分配改革在理论层面上已经不是个大问题了，我曾经讲过，收入分配改革没有什么理论障碍和分歧了，本质上是个政治问题，即政治勇气、政治决心和政治决策的问题。如同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一样，不再是经济发展差异的问题，而是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政治决断问题。
总的来说，今天研讨会的主题非常好，开得也非常适时。现在不是强调顶层设计吗？顶层设计就得由顶级专家来设计。在座有很多是我国收入分配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希望通过这次研讨，能够把一些好的观点、好的建议进入到决策层面，产生“正能量”，希望各位专家能为收入分配改革讲实话，出实招，见实效。
常修泽：改革到深处就要自己砍自己的手
我提出五个问题与大家讨论。
第一个问题，怎样寻求改革的实质性？
现在应该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中共十八大之后四十多天，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到广东强调改革开放之后，改革舆论开始升温，受此激发，社会各界对改革的期待值明显提升。问题是如何因势利导，推动改革向实质方面突破，而不是仅仅停留于一种口号。现在决策层讲改革的三“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宏观上说是很需要的，但依我之见，还可以补充一性：改革的“实质性”，这是我一开始就想强调的问题。
现在大家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改革，也要靠实干才能兴邦。鉴于前些年，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边际演进”的渐进式改革之路，到今天，容易改的差不多已经改完，余下的都是“硬骨头”。在改革的“战车”跨越边缘性障碍之后，现在需要推进到核心部位的“堡垒”面前。“攻坚克难”呐，这场攻坚战将会打得十分艰苦。改到深处，就需要“自己砍自己的手”，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建议务必要增强改革的实质性，寻求有实质性的突破，这是当前老百姓和我们这个时代最期待的东西。要选好突破口，一个一个地突破，而不停留在一般口号。这里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托克维尔不是有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吗？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和革命正在赛跑，要讲“实质性”，太“虚”了就会很麻烦。
第二个问题，如何防止和克服权贵主义和民粹主义两种倾向？
权贵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两种倾向在中国都有，有些领域可能表现得比较突出。问题是，我们主要提防什么，对此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
近年，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一些事件，包括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伦敦的骚乱”以及阿拉伯世界一系列变化。以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例，为什么会爆发？“占领运动”的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为什么喊出了“99%：1%”的口号？原因十分复杂，但剖开这一系列事件的表象，可以看到：尽管各地民众诉求的侧重点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民众呼唤“社会公平正义”诉求的本质是共同的。讲公平正义，对着谁？我看是权贵主义，包括资本权贵和政治权贵。这是当今世界潮流。
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觉得，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恐怕还是权贵主义。
当然，民粹主义也值得注意。应当承认，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中国改革的真正主体。尤其是新阶段的改革，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更是13亿人自己的事业。因此一定要尊重、发挥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和首创精神，并针对现在存在的问题，切实保障人民权益，包括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以及生态环境权利。但是，讲这些，与民粹主义是两码事。
前两年，我到南美去考察，发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规律性现象：上面是权贵，底下是民粹，上面越权贵，刺激底下越民粹；底下越民粹以后，上面的权贵也更厉害，甚至专权。这两个东西是恶性互动的。中国怎么样排除两种倾向的干扰？应该清醒认识，前者主要是反的问题，后者，也要防止一些国家出现的“民粹陷阱”问题。
第三个问题，怎么样按照“包容性”的思维推进改革？
今年，我在上海发表了《包容性体制创新论》，引起媒体关注，台湾报纸和香港有关通讯社作了报道。那篇文章讲了三个“大屋顶”。就改革而说，有个“海纳百川”的问题。现在，中国社会已经分化，虽然尚未完全定型，但三个阶层的雏形已经出现。这就是高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当然，对高收入需要调节，对低收入需要救助，对中产需要扩大。这都是需要做的。我不重复。
我这里提出来供大家思考的是，在目前的体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协调上述三个群体的利益？在我看来，三部分都是你的人，穷人是你的，中产阶层是你的，富人也不能说不是你执政党服务的公民吧？因此，怎么兼顾这三方面的群体利益？现在情况非常复杂，这三个方面都得罩住才行。
我曾提出一个“社会共生论”的观点。如何“共生”？我有三句话：第一，穷人不能再穷；第二，富人不能出走；第三，中产不能受挤压。要把这三个方面都能照应到，就需要有包容性。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收入分配不公的深层产权问题怎么解决？
从实践分析，中国收入分配的要害之一在于产权问题。有三个重点：
一是农村的土地产权。为什么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关键在于农民土地产权体系中某些权利的缺失。虽然法律规定农民有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权利，如支配权、处置权等是虚置的。从中国的土地征地就可以看出来，“征地”矛盾中表现出来的问题是产权未能到位。
二是资源产权严重的缺失。首先是探矿权和采矿权转让的价格较低；此外，采矿企业应当承担的成本，比如说人工的成本，矿山安全成本、挖矿的生态修复成本没有到位。这是中国的“煤老板”、“矿老板”暴富的原因。
三是垄断行业经营权制度问题。根据我对垄断性行业投资结构的分析，产权结构多元化和平等竞争问题并没有实现。
怎么办？首先要解决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要确保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支配和收益的权利。二是要解决资源产权制度问题。有四个支柱，产权界定要清楚，产权配置要合理，产权交易价格要科学，产权保护要落到实处。三是垄断性行业改革问题。这是中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最“短板”的地方，虽然搞了多年，但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应该为民资提供进入垄断行业的机会，同时我们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也需要改革，这涉及到分红权和收益权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怎样突破固化的既得利益格局？
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将会遇到一些障碍，其中，固化的利益格局的障碍可能是最大的障碍。改革能否突破的关键所在，是能否摆脱利益格局中某些‘障碍力量’的束缚。近年来产生了新的固化利益格局。其中的一小部分人，期望从这种“未完成的改革”状态中获得好处。这种情况对政策的制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要尽可能减少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破坏，必要时应采取“壮士断腕”的举措。
现在，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某些政府部门实际上或多或少已经被利益集团所“绑架”，我认为这不是个别的现象，某些部门在相当大程度上代表了它这个部门所属的利益。更值得深思的是，部门利益为什么打不破？恐怕有更高层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些部门不赞成就缩回来了。谁之过？应该有一种对付的机制，我们现在还缺乏，看不到一种强有力的机制来摆脱利益格局的掣肘，来打破利益格局的羁绊。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的话，改革还可能处于胶着状态。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八年难产，中国改革史将怎样写？写出来会不会有些尴尬？大家不妨想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