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浪潮是改革开放推动下迅速到来的，是在一种理论不足的情况下勃兴的。尽管发展很快，但也走了弯路，有些代价是历史性的。城市建设是综合性的、长期性的和整体性的系统工程，所以城市规划建设决策失误的代价，比一般的决策失误代价要大得多，纠正也困难得多。只有用城市科学指导城市化才能够减少和避免弯路。在写作《湖南城市史》的过程中，对城市和城市史的理论做了一些思考，梳理如下：

1、城市的本质。什么是城市？城市的本质是什么？城市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的非农业人口聚居的地域。科特金说，“城市是从自然中分离独立出来的人类家园。”美国城市社会学家帕克说过： “城市作为人类属性的产物，其根本的内涵是城市要符合人性生存与发展，具有人文特色和人文精神”。“城市的本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然而城市是非常复杂的有机体，城市这种复杂性给人们认识城市、建设管理城市以及论述城市都带来很大的挑战，但是如果能够抓住城市的本质，就抓住了认识城市的线索。如何从本质上把握城市，这是认识城市的难点，也是写作城市史的难点。对于城市本质上是什么，学界一直十分关注。 “是整个城市社会与城市空间的对立统一。”“城市研究就其本质而言就是空间研究。”这些概括的共同点是，人是城市的主体，人是城市的主人。城市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需要而创造的客体。城市的本质是满足人的需要的环境，是人群生活、生产和从事社会活动的载体。城市的本质是人与环境的统一，人文与物质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人类社会与城市空间的统一。城市与乡村承载的都是人类社会，不同的是，乡村的人们生活在自然的空间里，城市里的人群是居住在人类营造的空间里。我们说到城市的时候，既可以指城市的社会，也可以指这个人类营造的城市空间，更多的是指人类与城市空间融合的共同体。

2、城市的特殊意义。把握城市就要认识城市的特殊性，认识城市特别的意义和功能。城市从乡村里分离出来就产生了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城市与乡村的不同，也决定了城市与整个人类社会的不同。城市具有的特殊性质和作用在于它的聚集性、空间性、综合性、公共性和中心性。

聚集性是城特性的集中体现。人的彼此需要使人类不断的聚集，城市就是人类的聚集地。聚集性是城市与乡村的根本区别，也与城市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原理。我们讲到城市首先就要讲多少万人口的城市。聚集满足了防卫和治理国家的需要，满足了产品交换和人际交流的需要。人类在城市的聚集并不是人口简单的相加，而是新的生产力和文化力的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文化的生产，新的能量的聚集。聚集是新生活的推进器，是新文明的生长点。人口的聚集使需求增长、生产扩大、分工加深、合作竞争，推动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分工的扩大导致交换的频繁和扩大，带来了市场的繁荣和城市经济的增长。聚集使更多的人从体力劳动中独立出来，形成了专门的精神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脑体分工展开，文化消费增长，文明大踏步前进。我国从唐宋以来，城市发展较快，经济和技术，文化包括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的发展也非常快，带来了文明的高峰。这些新的文明，又表现为城市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新风貌新内涵，如此往复，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这就是城市的强大功能。人类一些落后的部落，由于没有进入城市生活，也没有跟上人类文明的脚步。

空间性是指城市人造空间的特性。人造的空间是城市的自然性质与人文性质结合的集中表现。城市空间是一种物理和物质的空间，但是它是特殊的空间，是按照人的需求被营造出来的。在城市，地理条件的认识和运用，气候生态的适应和改造，空间规划和土地使用，标志性建筑的建设，城市功能的完善，都是人的意志、知识和经验的体现。城市空间是新的人化的自然，人类文明在这个空间递增和发展。这个空间，既不是简单的物理空间，也不是单纯的人群社会，而是二者的融合，文明的结晶。动物为了生存，也常常成千上万地聚集在一起，但是它们没有营造新的家园和新的环境。乡村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也很大，但作为人造的环境，特殊的环境，能动的环境，城市对人类的影响远远大于普通环境。人类在建造、改造城市的过程中创造着自己的新家园的同时改变着自己，创造着新的人类。研究这一点是城市学与其他学科的根本区别。正因为城市是人类创造的空间，它可能会存在人性的弱点，城市会犯错误，糟糕的城市会将人置于困境，甚至变成人类的包袱，人间地狱，所以历史上有很多失败的城市，成为文明史上的过眼烟云。

综合性是城市重要的性质和优势。城市可以综合各种要素，又可以产生新的综合功能。由于城市的空间性和聚集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各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因素被集中到一块狭小的土地上，不同族群、不同层次、不同分工的人们被集中在一个紧密的空间里；城市的各种属性、各种功能融会于城市的有机体内，使城市具有综合性。综合性使城市的各个部分、各种属性互相有机联系、互为条件、互相作用、互相渗透。综合性既加大了分工和也增进了合作，是城市的各个部分彼此无法分离，使城市形成了一个具有多种功能的综合体，一个协调运转的有机体。各种结构的合力使城市具有了整体性、同一性、系统性和综合性。城市的复杂性综合性要求城市的具有科学和理性，好的整体规划和设计是这种科学和理性的体现，廉洁有效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能使城市功能逐步完善优化并与时俱进，才可以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满足人的社会交往需求，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求，体现城市的优势和魅力。

公共性是城市发展带来的重要社会意义。城市的综合作用在社会方面意味着城市的公共性的发展。城市公共空间逐渐扩大，公共秩序趋于完善，公共服务逐步增加，公共意识日益深入人心，市场和法治为大多数人接受，市民人格和权利的平等成为趋势，城市市民社会终于形成，民主与自治成为最终选择。公共性是城市最重要的社会意义。在工业化时代，市场、法治和民主成为主流，市民的参与程度、文明程度和自由与自治的程度都空前提高，使城市充满了活力，高歌猛进。城市发展史向我们揭示了，城市是民主政治的摇篮，城市自治是民主的开端，城市与民主有一种深刻的关联意义。在历史的长河中，公共性的发育程度是近现代城市与古代和中世纪城市的根本区别；在世界范围内，是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的重大区别。中国的城市化，不仅仅是高楼大夏、农民进城，还应该包括城市管理体制的民主与自治。

中心性，指的是城市与周边乡村、集镇和城市的关系。城市既受到周边这些地域的支持、供给和滋养，又服务、辐射和带动周边的发展。大的城市带动作用较大，对话交流的层级较高。小的城镇直接带动乡村。城市是政治治理的网络上的枢纽，是市场网络上的枢纽和文化风尚传播网络上的枢纽。城市网络把整个社会连接成了一个整体。城市与周边环境的互动，是城市发展的动力之一。当代的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催生了国际性大都市和大的城市群，他们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与日俱增。

上述城市的特殊性使城市成为城市。但这是城市的普遍规律，因时代、国家、文化、地域和民族等不同原因，每个城市都会形成自己的特点。人类正在走向城市化，在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市场化的时代，人类终将走向新型的城乡一体化。即使是新的城乡一体化，城市的意义和优势仍将存在并且发展。

3、城市发展的动力。城市的主体是人，城市是人创造的，是人享用的，是按照人的需要发展变化的，人的需要是城市产生的根源，人的需要是城市发展的永动机。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变化的，是阶级的和民族的国家的，归根到底是社会的，是与城市成为一个整体的。所以市民的需要是经济、文化、道德和秩序等多种需要之和，不同民族、性别、团体和利益群体等多族群需要之和，个人、家庭、城市和国家等多层次需要之和。除了与农村人相同的需要之外，城市市民需要的是城市空间的发展和城市社会的发展，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城市文化的发展。人与城市，城市社会与城市物质空间，城市本身与外部条件的矛盾运动，是城市发展的基本动力。

影响城市社会空间和物质空间的发展以及二者关系的因素，可以分为相对的常量和变量，常量指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等长期发挥作用的因素，城市在宏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城市外部制约城市的发展，国家和区域对城市的需要，也是城市发展的动力。例如，国家对某个城市防卫方面的需要，使之成为重要的军事要塞；经济需要或经济优势促使某个城市成为国家或者区域重要的经济枢纽和发展极；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使某个城市成为重要的旅游胜地等等。变量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具体历史事件、政策、人物等短期起作用的因素。例如一场战争可能使某个城市衰落；一项重要的变革可能使某个城市复兴等等。

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真正意义的历史研究应是以经济、人口、社会结构、文化等历史的深层运动为对象，这种运动是潜隐的、慢节奏的，常常是周期性的，但决定着历史的总方向。长时段的研究就是以这些运动为对象。历史学家只有借助于长时段历史观，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的内在本质。他指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而长时段即“地理时间”，指长期稳定或变化缓慢的各类“结构”延续与发挥作用的时间，如地理、气候、生态环节、社会组织、文化传统，“它在一方面当然意味着一系列的部分的集成、一个框架，同时它又标志着某些在长时间内一直存在的和只是缓慢地衰亡着的特定实在。一些特别长命的结构，已成为世代相传的稳定因素。它们抗拒历史的进程，也因此就决定了历史的流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提出的“时间”和“结构”等重要概念丰富了历史理论。

城市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加之人的利益和观念的不同，又由于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所以城市里人的需求往往是彼此冲突的；协调这些需要，使这些需要形成合力，推动城市发展，还是让彼此冲突的需要抵消甚至产生负面作用，构成了城市兴废变化的基本动因。人的需要推动城市进步，进步了的城市又培育出新人。这种互动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能动关系，是环境与人的关系，是城市与人的关系，是城市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

在城市发展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那个因素起决定性作用？总的来讲，是综合决定论，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状况下，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不同的。何一民提出了农业时代中国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和工业时代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作者给政治行政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定义如此，“即一个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与其政治行政地位的高低成正比，政治行政地位越高的城市，规模也越大，发展速度就越快；反之，政治行政地位越低的城市，规模也越小，发展速度就越慢”。他认为政治行政推动力是古代城市发展的最大动力，他分析了三条因素，“首先与中国城市的形成、发展动力机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与中国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不断强化有着直接的联系”，“由中国农业社会经济形态所决定”。我们在研究湖南城市史的时候，发现了同样的规律。古代湖南城市，政权是城市发展的主导力量。到了近代，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湖南的经济对城市的作用加大，城市发生重大的变化，经济力量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但行政力量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城市的结构与城市史。城市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复合体，我们描述城市发展过程几乎要涉及和运用全部社会科学专业知识和部分自然科学知识，如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哲学、宗教、规划、建筑等等学科。我把城市解构为六个子系统，即自然的地理生态系统，人为的规划建筑系统，政治的防卫管理系统，经济的生产交换系统，社会的的制度组织系统，精神的价值文化系统，这六大系统彼此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彼此渗透，互相影响，难解难分。

那么城市历史学研究的重点是什么呢？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从广义上讲，城市史研究城市的历史，但城市史最具有城市意义的对象是城市空间和城市社会。这里我用了一个概念，最有城市意义。什么叫城市意义？即与城市关系最密切、最具有城市属性的东西。换言之，城市的空间意义、社会意义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城市的空间意义包括两个大的方面，是自然环境和规划建筑；社会意义包括四个方面，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两个大的方面都不可能单独阐述，总是在相互关联中认识和把握的。城市研究专家卡斯泰尔在其代表作《城市问题》一书中指出，城市空间是社会结构的表现，社会结构是由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组成的。

隗嬴涛也指出，“我们主张城市史应该以研究城市的结构和功能的发展演变为基本内容。……城市史和地方史、城市志的根本区别，在于它重视的是城市本身的发展演变，而不仅是城市范围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只有当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同城市结构、功能的演变有密切关系时，才成为城市史的研究内容。”所以我认为，城市史的研究对象除了城市里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还包括城市空间发展的历史过程和二者之间互动的历史过程。这是城市史与地区通史和地方志的根本区别。都是研究区域社会发展历史，地方史忽略了城市物理空间的发展过程，地方志忽略了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的互动过程。

总的来看，城市文明分为物质和人类两个层面，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属性。城市历史的研究实际上分为两个大的流派，一个注重城市的规划建筑、景观形态，偏重物质层面，算是城市的硬件；另外一个是文化的、精神的、社会的方面，注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城市的软件。在城市软件的研究中，又分为文化和社会两个视角。

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人类创造了的优美舒适城市环境和绚丽多彩的城市景观，并创造出了许多不同文化的、不同风格的、永恒的伟大建筑。贝纳沃罗的《世界城市史》着重从规划建筑的角度来讲城市，他以大量图片和文字叙述著名城市规划建筑发展的历史，展现这些人造的建筑和景观凝聚的人文精神，以器载道，由物及人，是一部无与伦比的伟大著作。芒福德则侧重文化，兼顾两个层面来讲城市，正如他在《城市发展史》序言中总结的，他“用一种多视角的方法，将城市的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活动与城市规模、结构、形式和设施等的演变结合起来，并揭示了这两方面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科特金的《全球城市史》宏观纵论、严谨深刻，勾勒出经典美丽的人类城市发展历史画卷。

5、在城乡关系中把握城市。城市是与农村相比较而存在的，是在处理与农村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在人类历史上，有城市就有城乡差别。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国家把城乡割裂为两个世界，城市明显优越于乡村，城市是文明的中心，文明的起源或标志。英语和西方大部分语言中的“文明”一词，来自与拉丁文中的civitas一词，意为城市，城市之外则是蛮荒之地。但是传统中国的城乡差别并不十分明显。自耕农为主的自然经济，氏族传统的宗法社会体系和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形成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使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比西方要密切深刻稳定得多。

文化上，中国人讲天人合一，以农为本，以农立国，氏族村社以农村载体。以至于城乡界限往往很不清楚。马克斯.韦伯注意到“中国城市居民在法律上属于他的家庭和原籍村庄，在那里有他的宗祠，在那里有他的精神寄托”。乡村和小镇是祖庙祖坟所在地，是文化宗教的发源地，是民风习俗的温床。乡村才是真正的家，真正的归宿，真正的安全

所在，所以中国向来的传统是“小难避城，大难避乡”。对读书人和老百姓而言，城市往往与一些消极的事物连在一起。城市是衙门和官府所在地，是诉讼和纳税的地点，是商人和市井之徒集中的地方，偷窃、欺诈、娼妓和赌博多发生在城里。在中国重农轻商，重人治轻法治的传统社会里，这些都是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司马迁曾引汉文帝时百姓“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作为汉初时人民安居乐业的标志。到了17世纪时的顾炎武还说“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中国人的理想世界是耕读传家、衣锦还乡、叶落归根。所以，西方历史上的城乡对立或城市的特性、自立地位，与中国迥然不同。”同时这种中国城乡关系的特色又导致了中国城市的相对封闭性，这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重要原因。明清以来随着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市民文化的繁荣，城市无论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有所发展，城市地位有所提高，但一直到通商口岸的出现，城市的优越性和吸引力才普遍形成。

但是当历史走到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中国的农村，广袤的乡村本身是小的聚落，拥有千年的历史，蕴含着深远的历史文化。众多的乡村优秀人才在飞黄腾达于城市后，便在暮年落叶归根于乡村，有众多名人雅士在乡村也有自己的寓所。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的土壤、根子都扎在村社文化之中，那些星罗棋布，历史悠久的村镇，是承载中国文化的粒粒明珠，要好好爱惜和保护才好。

经济上，自古以来广大农村乡镇甚至墟场、集市承担了农副产品的交换的功能，减轻了城市的负担，降低了交换成本。中国农村的墟市是市镇的胚胎，和市镇一样是介于城乡之间的中间地带，很多市镇由此成长起来，具有重要的意义。施坚雅、牟复礼（Frederic Mote）等人有关中国城乡关系的一个主要观点即是中国城乡差别不明显。他们称之为城乡连续统一体（urban-rural continuum），即我们现在说的“城乡一体化”。中国古代城乡一体化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值得总结借鉴，千万不要当作落后的东西全盘否定。城乡一体也是湖南的特色，应该倍加珍惜。

中国城市化应该把重点放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争论不休。其实两个说法都不确切，应该做的是，大中小城市有机协调，贯通区域，连接城乡，建设从小城镇到大都市在内的各种层次的非农业性人口集中的社区，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城市化不是消灭农村，而是更高层次的发展农村，实现农村现代化。发展农村才是真正的、长远的、可持续的保护资源和环境，城乡一体化才是高层次的的城市化。

6、区域与城市体系。区域包含三个方面概念，一是地理区域，涉及交通状况，战略位置；二是行政区，涉及郡县治所、军事要塞；三是经济区，涉及重要经济资源、人口资源。地理区域是行政区和经济区的物质基础。例如，古代湖南由于交通主要依赖水运，城市体系和江河流域密切相关，城市群体坐落于自然水系之中，形成了政治的防卫和治理的体系和经济的物资交换的体系。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大多数情况下是重叠的，郡县治所也是当地的经济中心。治所因政治原因转移或者撤销的时候，经济中心也随之衰落。湖南在这一点上十分明显。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战争时期和社会变动时期，治所和经济中心可能是分离的。一些边疆要塞，经济上的重要始终比不上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相对来说，在中国古代，政治体系占主导地位，经济体系处于从属地位。到了近代，经济区域的概念重要起来。一些政治上不那么重要的地方，经济也开始发展起来，成为经济中心，例如近代的上海、重庆等。湘江流域的城市群，在古代防卫治理的意义大于经济交换的意义。施坚雅在他的中国城市大区域研究中指出，到了明清之际，湘江流域的经济纳入了中国九个大经济区内。作为湖南地区的城市发展史，我们将描述湖南地区城市体系的变迁，区域城市体系演变的规律。研究湖南区域内城市的数量、规模、品质、布局、特点和相互联系等等。

施坚雅是关城市体系研究的重要学者。王旭和赵毅指出，施坚雅的宏观区域学说提出以自然地理、交通运输和商业贸易联系为标准划分中国的区域，打破了以往经济史研究以行政区划确定区域的框框；区域发展周期论提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和衰落的周期，又突破了传统的王朝更替周期论，施坚雅所强调的是区域是有序的整体，有其自身结构、发展逻辑和规律。特别是把孤立的城市史、地方史置于区域发展的宏观背景，会有利于某些规律性认识的发现和认同，与补充。

施坚雅研究中国城市史，通过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而探索中国区域经济史乃至中国的历史结构，是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有益尝试。因为城市是人类活动的空间投影，是“在时间和空间上把人类的精神和物质活动联结为一体的指挥部”，各级城市（中心地）是通过经济贸易网络联结城乡，进而把区域构成不可分割的有序整体的不同层次的中枢。区域城市化水平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标志，施坚雅对区域中2千人城镇至区域性大城市的区域城市一体化的考察，实际上也就是对中国区域经济的总体考察。宏观区域学说强调的是区域整体性，区域发展周期论则强调了区域差异性；“核心一一边缘”论着重审视区域内部的差别，“等级—规模”论则侧重区域城市一体化程度的探索。这些在理论上都有启迪。

当代城市体系最重要的发展是城市群的兴起。法国地理学者戈德认为，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是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集团，是大都市区的联合体。城市群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在特定的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域空间里，以区域网络化组织为纽带，由若干个密集分布的不同等级的城市及其腹地通过空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城市——区域系统。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个（有少数的城市群是多核心的例外）特大城市（小型的城市群为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城市群是相对独立的城市群落集合体，是这些城市城际关系的总和。由多个城市群或单个大的城市群即可构成经济圈。　　

城市群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生产要素逐步优化组合的产物，。发展城市群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辐射带动作用，同时促进城市群内部各城市自身的发展。城市群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区域空间形态的高级现象，能够产生巨大的集聚经济效益，是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标志之一。长株潭城市群构想和建设对湖南城市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7、自然地理与城市。城市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演变的，某种意义上讲，城市是地理环境的产物。自然条件影响着城市规模的大小，特色优势，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向。城市自始至终享受着自然的赐予，承受着受着自然的制约，城市始终不变的目标是追求应该是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自然的影响大致包括城市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和生态气候三个方面。城市与地理位置的关系极大，城市本身就是地理位置的坐标，地理位置是城市的重要属性。在农耕时代，地理位置及其派生出来的气候、生态、交通、资源和人口问题是制约城市兴废的基本条件，对城市的影响至关重要。城址的选择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成果，反映了人类的地理知识和经验智慧。人类经过长期实践，逐步学习城市地理。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关系到城市兴起、发展与变迁。城址选择，要考虑具体的地理特点，即傍河还是靠山，背水还是面水，环湖还是沿河，上岗还是下原，平川还是丘陵，港口还是河湾等等。有些是以单一的地理特征为主，有些则是多种地理特点共同起作用。城址选择是否正确，能不能使地理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会长期影响一个城市的发展。在我国历史上，许多城市的城址都在不断转移，而转移的主要原因，除了战乱灾害毁城之外，则是地理上的不利因素所造成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城市的交通、资源、战略重要性、人口和属性等。

湖南盆地位于中华文明南北中轴线和以长江为轴的东西轴线的交汇点上，湖南城市的发展，受到两千多年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北方向、东西方向移动的深远影响。古代由于西北方向游牧民族的挤压，中华文明的重心一次次南移、东移；近代资本主义从沿海进入和传播，中华文明重心又一次次北移、西移。湖南形成了极富特色的战争文化、贬谪文化、移民文化，民族融合文化。拿战争文化来讲，湖南城市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古代多次南征到近代屡屡北伐，三湘大地，战在人先，和在人后，战乱频繁。所以湖南的城市多为防御性的，墙高池深，且屡屡被毁重建，长沙、衡阳等城市从古至今多次毁于战火。所谓贬谪文化，从春秋直至唐宋，大批政客文人流放于此，带来中原文化。他们身处逆境，深刻反思，留下大量宝贵文字，从屈贾到李杜，从《捕蛇者说》到《岳阳楼记》，多情浪漫，忧伤感怀，悲剧情结浸润萧湘。这些文化积淀使湖南的城市散发出人文的光辉。移民文化对湖南城市的影响更大更直接，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移民，对湖南城市人口的分布，城市人口的多样化，文化的多元化，宗教、方言和戏剧的多样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少数民族的血性也融入到了湖南的城市中，湘人血液里可能有一半是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兄弟的血液。湘人的倔强、血性、卓励、敢死，铸就了长沙、衡阳这样的铁血城市。

湖南的地形地貌赋予湖南城市婀娜多姿的形态和独特的文化气质。三湘四水一湖、山水纵横，湖光山色，湖南的城市几乎个个是天然的山水城市和绿色城市，规模不大，环境优美，四季常青，人与自然充分接触的城市。以长沙为例，长沙城四水环绕，橘子洲静卧江心，岳麓山耸峙江畔，山水洲城一体，美不胜收。地形地貌影响着城市的防卫、交通、防洪条件和城市规划设计、土地使用、建筑风格等等。内陆盆地的局限，中南丘陵的地形地貌，湿热多雨的气候，纵横交错的水系，艰难曲折的交通，使得湖南城市的规模、分布和城市的交往与沟通深受影响。

生态气候影响到城市的宜居程度、市民生活的品质和城市的文化特色。湖南盆地三面环山，坐南朝北，冬天冷夏天热，气候多变潮湿，地形复杂多灾。生存条件比较复杂、历史发展比较曲折，因而人的抵御能力和斗争性较强，自古湘人吃苦耐劳的品质大概与此有关。北方城市里面出来的人，大气、彪悍、粗犷，憨直胆大，南方城市小桥流水人家，杏花春雨江南，出来的人文弱、聪明、儒雅。湖南盆地面朝北方，山山水水，山水相连，山使人勇敢坚毅，水让人变化通达，湘人兼有北人和南人的气质，有能打仗、会读书之说。

8、规划建筑与城市。规划是主观和客观结合的产物，是使城市的地理生态系统与人文社会系统相匹配的一个连接点，规划建筑系统要准确深刻地认识自然、认识生态，趋利而避害，找到人和自然相处的两利方法，使人和自然达到和谐；也是把城市里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整合、组装到一起的设想和载体。城市的综合功能和多方面协调是通过规划、建筑系统来实现的。规划建筑系统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意义、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政治机构、经济实体、文化设施的安置和运行，满足市民安全的需要、生活的需要、生产的需要、交换的需要、交往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城市规划要遵循整合原则、安全原则、经济原则、美学原则和社会原则，都取决于城市规划的水平。

城市规划的基本原理是通过空间发展的合理组织，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需要。从城市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合理和有序地配置城市空间资源；通过空间资源配置，提高城市的运作效率，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确保城市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增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建立各种引导机制和控制规则，确保各项建设活动与城市发展目标相一致。从物质要求上讲城市，相对比较容易做到，被忽视的往往是城市规划建筑的精神文化意义。

从规划建筑的角度讲，城市的物质空间本身就是文化。物质的城市是精神的体现，物理的空间是文化的容器，这就是城市规划建筑的文化作用。城市的规划建筑是新的文化范式，是新的文化记录、阅读和传播的方式。“空间的社会功能极其丰富，它还是传播知识体系的媒介。传统中国识字率低下，儒家伦理道德、宗法观念等作为传统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有时就通过空间来传播，大至城市中的宫城、官署，小至日常房屋结构、宗祠牌坊，都在安排并宣扬着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慎终追远的伦理观念，这是儒家思想能够日常生活化的重要基础。近代城市新型空间出现后，空间开始述说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空间布局基本的依据就是现代西方的学科分类，中国本土事物也被纳入现代学科谱系之中。如博物馆、博览会等展现、叙述的是现代科学知识，而古物陈列所、国货陈列所等则宣传着历史、经济等知识。”即使是在今天，信息传播极为方便的时候，人类对城市空间的需要也不会减少。

这是因为人类对文化的需求有形而上的东西，也有形而下的东西。《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有时我们忽视有形的东西，实际上形而下的东西是非常重要，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是城市最大的特点。一位罗马教皇曾经说，让人们信仰上帝、相信我们，不仅仅要靠《圣经》，还要靠宏伟的大教堂，从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帕特农神庙到建筑了五百年的科隆大教堂，都表明建筑对精神的影响有多么巨大。对众多的市民来讲，形而下的东西影响更大，这是城市的人文精神，建筑中的人性。人类的建筑艺术带来的文化震撼只有城市才有，城市是形而下的文化的大工厂。不仅仅是城市的建筑，还包括城市的格局、城市的位置、城市过去的防御设施和公共设施，都是人类宝贵的遗产，它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饱含了人们的精神和智慧，保留传达着古代的城市文化信息，唤起人们对城市认同与情感。许多海外游子回到故乡，仅仅是追寻老城的历史记忆。一个城市拥有较多古代建筑，一些古老街巷，一些古代地名，一段远古以来的城墙，城市的味道马上就不一样。

天人合一的哲学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城市规划。这种影响不只是文化追求，而是对社会结构的空间安排。“空间就是社会结构运作的基本条件。建筑是构成城市空间最主要的构件，它具有塑造社会组织的功能。史学界对建筑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外在形态、风格与文化的关系，而相对忽略建筑的内在结构所具备的社会功能。空间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层组织进入中国的最初形式，当工厂、银行、学校等现代性机构进入中国城市后，空间安排对工人、职员及学生进行有效的管理。这既体现于外部建筑形式从物质感官上引导人们对西方社会科层制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也体现于内部空间结构对人的约束。因此，现代机构多采行西式建筑这一空间形式，以促进现代科层组织与社会结构在中国推展。从空间维度研究城市，可以将组织化、结构化的城市特性更深刻地展现出来。”

湖南城市常常依山就势，滨临江湖，沿江沿湖设置水陆交通。与东北华北西北平原高原的大面积城市不同，湖南城市多半依山傍水，是军事要塞、交通要道，水运枢纽；规模小巧玲珑，城市人口发展缓慢。城市的形状没有那么方正、规则，不像北方城市那样讲究在中轴线两侧对称，往往是靠水一面较低，街道和建筑逐渐抬高，既要便利给排水，又要防治水患；市场和商业区与码头比邻，城里道路蜿蜒，民居的住宅呈扇形延展，建筑物体量较小，建筑基本就地取材；湖南城市规划建筑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宗庙、衙门和祠堂往往处于城中心位置，也兼容佛道，城市大都建有庙宇和道观。世俗文化也很受重视，城镇都有私塾、学堂和戏台。古代湖南的城市，在规划建筑上主要满足政治统治和精神需和市场交换三个方面的需要。湖南的规划建筑是城市发展中最有个性的一部分，是物质和精神的凝结。湖南历史上天人合一的城市，给我们良多有益的启示。

9、行政权力与城市。中国古代城市是皇权统治下的城市，立法司法和行政一体，表现为行政权力主宰城市，到近现代经济因素的作用才逐渐加大，直到现在政治力量也是城市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在空间上把物质的东西集约到一起的时候，人类把自己也集中到了一起。在冷兵器时代，人口的集中，使城市加强了三个政治功能，第一是国家的安全功能。城市是国家安全网络上的枢纽，军事防御的要塞和进攻的基地；第二、城市本身的防御能力和周边安全大大增加强；第三、城市内部的秩序和治安。不同阶级、等级，不同民族、家族，不同文化、宗教的众多人口，在利益观念上的安排协调，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三个方面，都是以政权为主导的，在古代是以皇权主导的。湖南自古以来，城市面临水灾、火灾和盗贼的威胁，城市的管理是统治者的重要任务。

刘易斯•芒福德明确肯定了王权制度在城市诞生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他说：“从分散的村落经济向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经济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参变因素是国王，或者说，是王权制度。我们现今所熟知的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还只是一种附属现象，而且出现的时间可能还要晚些。……在城市的集中聚合的过程中，国王占据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体的磁极，把一切新兴力量统统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腹地区来，并置于诸宫廷和庙宇的控制下。国王有时兴建一些新城，有时则将亘古以来只是一群建筑物的乡村小镇改建为城市，并向这些地方派出行政官去代他管辖，不论在新建的城市或改建的城市中，国王的统治使这些地区的城市，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人口的集中不仅是物质要素在空间上的简单聚拢，更重要的在于集体力量的凝结和统一意志的形成，而这种状态是专制统治和儒家文化的共同努力下才得以实现的，特别是科举制度，把有利于皇权统治的儒家思想贯穿到教育中，把人生追求和官场规范、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城市科场和乡村故里、中国的南北东西都连接统一起来。科举制度和后来的书院制度，都成为皇权的一部分，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城市的发展。皇权和城市相互依赖，城市强则国家强，城市弱则国家弱。城市本身的管理和通过城市对广大农村的管理使城市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枢纽，城市体系成为国家统治的体系。

皇权的强大影响到城市的各个方面。古代中国城市的主要功能是郡县治所和军事要塞。财政收支由政权把持，经济活动受到政权的主导和官僚阶层盘剥。包括剩余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和奢侈品，也主要服务于王权和政治。政权主导的城市，常常随着政治变迁而变迁。政治变动和战争常常导致治所迁移和城市兴废。这是湖南城市史上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湖南设置行省较晚，与中原地区相比较，发展也较晚，改土归流之前，汉族地方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并存，一方面使湖南的行政管理带有边疆的军事的色彩，另一方面中央行政力量的薄弱，也使城市具有自己的个性空间，地理文化、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孕育了色彩斑斓的湖南城市。皇权统治使德治和人治在中国城市大行其道，在湖南，由于中央力量的薄弱，相对分割的地方势力强大，人治专制色彩更浓一些。直到近代化开始之前，民主、自治和法治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

10、精神文化与城市。城市不仅仅满足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要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城市在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过程中，形成了城市的精神属性。这种精神属性不仅直接体现在思想文化领域，还体现在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规划、建筑、与自然的关系等方方面面，这种精神属性往往被人忽略。城市的发展极大的促进了精神的拓展。城市使人际交往和交流便捷加快和加深。古代希腊城邦和春秋时期中国城市的兴起（诸侯的兴起与城市的兴起相关）说明在古代，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条件下，城市对于精神发展有正相关性。即使今天的城市对于精神的发展也极为重要，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环境起的作用具有重大意义，城市的传播发达，时尚风气变幻多彩，文学艺术繁荣，文化名人星空灿烂，文化事件层出不穷，教育科技文化设施先进，大学和其他学术科研机构云集。城市给予市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刻的和持久的，市民之间也是互相交流和影响的，一个城里长大的孩子和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迥然不同，各有优缺点，但是城里孩子在城市获得的大量信息，使其在知识学习方面具有巨大优势。

城市是人类精神之花生长的温床，这是因为人类对城市不仅仅有物质的需要，而且有强烈的精神需要。这种精神需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人们对城市有哪些精神需要，另一个方面城市是如何满足人类的精神需要。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当我们在黄昏的时候看到城市的轮廓，在天际线上看到巨大的教堂、神庙、陵墓、宫殿身影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城市的景仰，不是景仰它的物质，而是景仰它的精神。人们需要物质的神殿，是因为人们需要精神上的神殿，人们需要物质的城墙，还需要精神的城墙；需要物质的食粮，还需要精神的食粮；除了果腹御寒之外，人们还需要神圣、信仰和皈依。宏伟的建筑、庄严的城市，实质上是人类精神的物化，人类内心世界的外化。

城市是如何在发展中形成自己城市的精神的。因为城市是人建的，人们对城市的精神需要，推动城市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在不断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过程之中，城市就发展了，城市文化就发展了，城市精神就诞生了，形成了一个个鲜活的充满个性的充满魅力的城市。最初人的信仰很分散，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多神到一神、由拜物到拜人、由拜人到拜精神、由一些思想观点到拜思想体系形成宗教。宗教有它的崇拜偶像、神圣经典、宗教仪轨和清规戒律，还有很多的教众，形成了巨大力量。城市对于宗教信仰的传播，教众的聚集，是非常有利的地方。

人类在一定发展阶段，需要一种神圣感和敬畏感，是思想性、社会性高层次的要求，这是动物界没有的。到了近现代，人类强大了，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科学的进步和物质力量的膨胀使神圣性需求下降，而神圣性仍然积淀在历史之中，犹如灯塔熠熠生辉。滚滚红尘中的人们，常常奔向历史的深处去追寻古代的神圣性。现代城市创造了新鲜的时代精神也吸引着人们顶礼膜拜，但是这些精神多样、多层、多变，有待时间的沉淀。纽约洋溢着一种非常强的金融精神和冒险的精神，香港洋溢着一种商业和创新精神，巴黎洋溢着艺术和浪漫的人文精神。圣彼得堡充满了一种边疆和进取的精神，普希金诗体现的就是圣彼得堡精神。

城市发展史中一条极端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城市能不能使人们得到精神文化的满足。有的城市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方面做了大量的事情，但是在满足人们精神需要方面，标准不高、层次不高，市民道德沦丧、精神生活匮乏，物欲恣肆、人欲横流，导致城市的失败，例如古巴比伦，帝国末期的罗马，南宋末期的临安。城市间的差距在满足精神需求方面相差悬殊。城市之间存在的差距，人口、生产力、生活水平相差只是一个方面，偏远的城市、新兴的城市比起其历史文化名城，差距在于缺乏历史积淀的精神财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城市之间的差距在于物质更在于精神，从长远一点的观点来看，城市之间的竞争最终是人的竞争，是精神和文化的竞争。无数涌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人，一方面追求物质生活，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城市有一股精神，有一股活力，在张扬着、激荡着，这股精神吸引着年轻人去创造去发挥去追寻，进去以后就感觉到了。人们向往精神品质更高的城市，而那些精神品质很低的建筑、城区或者城市，往往被抛弃。满足人们眼前的物质需要，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但是从长远来讲，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很困难。

城市里到底需要些什么精神呢？总的来讲，我们的城市要探索意义、选择价值、重塑信仰、再造神圣。城市首先要满足人类的神圣性需要。在古代，人类很幼小、怯懦，单个族群的人数不多，宗教是精神上的慰藉、精神上的依赖。在物质微薄的时候，人需要精神力量的强大。神，既是人类的想象，也是人类的理想。神圣，首先是人的自身安全的需要，安顿人心、凝聚人心的需要，人们建造城市与其说是为了满足物质要求，还不如说是为了满足精神需求，城市的精神生活是对千千万万人的吸引力所在。埃及城市也好，两河流域的城市也好，中国殷商时期的城市也好，它都满足了人信仰需求。

城市应该拥有的意义追求和价值选择，一是历史精神。历史就是文化，城市就是文化，城市的历史文化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资源。世界很多城市里教堂林立，唱经声萦绕社区，宗教气氛浓郁。历史是中国汉族人的宗教，尊重历史是华夏的宗教精神。中国上下五千年，儒释道源远流长，祖先筚路蓝缕屡创辉煌，我们的文明曾经数度领先人类，中国城市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而要慎终追远、怀古念旧，历史文化是认同、是皈依、是回家、是团聚。一个珍惜自己历史，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城市是值得尊敬的，一个洋溢着历史感的城市是有价值的，凡是文明的国家无不十分珍惜自己的历史，世界所有文明的城市无不视历史文化为宝贵的城市资源；二是人本精神，城市要以人为本，以市民为本，充满人性人道人本氛围，关心人、方便人，一切服务人，一切为了人，充满平等、包容、仁爱的精神，弱势群体得到关照，强权和霸道销声匿迹。平等、均富、民主、法治成为共识，公共精神和市民精神洋溢在大街小巷，大写的人字写满城市每一个角落；三是自然的精神，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深切爱惜自然，切实保护自然，珍惜自然的原生状态和原始魅力，保护爱惜动植物，使城市与自然融为一体，让人在城市中亲密接触自然；四是英雄精神。从1840年起，一百七十年来，中国人可歌可泣的奋斗，慷慨悲歌荡漾在城市之中，英魂如群星闪耀在城市上空，城市不能忘记他们。长沙在抗日战争中，历经四次会战，惨遭文夕大火，是英雄的城市、铁血的城市、光荣的城市，美丽凤凰涅槃的城市，这种精神不可丢弃；在新的时代，这种英雄的精神再赋予新的内涵，那就是在发展中的进取精神、竞争精神，以同样的英雄气概在商战中再创辉煌；五是科学的精神。中国的传统城市的转型从路径上讲，要靠工业化、市场化和信息化，这些变化背后是人的启蒙、人的变化，人的价值观念的变化，人的知识系统的改变。人的精神的成长、精神世界的拓展、精神世界的强大，主要靠科学和知识。城市应该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教育、尊重人才。城市应该有浓厚的学习之风、探索之风、讨论之风和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科学态度。崇尚科学和知识应该成为城市重要的精神特征；六是美的精神。城市要美丽，包括形象美丽，精神美丽；城市要善待文化，市民要热衷艺术，建筑讲究风格和特色。新文化运动中，曾有人倡导“以美代教”，过去没有条件，现在中国的城市应该以美的精神和美的原则规划建设自己的城市，山美水美城市美，城市人更美，城市与人应该与美同行。

从大的文化概念上来讲，城市本身就是文化，城市是人们用自己的智慧、经验、能力作用于自然的这么一个物体，是一种人化的东西，是一种文化的东西。在城市里大概有这么六种文化存在：第一种是存在于城市的与物质相对的意识文化，如宗教、哲学、思想、法律、科学、文学、艺术等，很多人类精神和意识的东西；第二种文化是经济文化，如商业文化、工业文化、旅游文化、科技文化等。现在我们研究城市时，大多是依据其经济文化的特点来分类的，如工业城市、商业城市、旅游城市等城市的分类即是如此；第三种是社会文化，居住在城里的不同的民族、种族、族群、家族和氏族的家庭伦理、社会道德、法律关系、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民主平等自由的关系等都属于社会文化；第四种是制度文化，包括家庭制度、经济制度、商业制度、行政制度、交通制度等。城市是靠规矩管起来的，这种规矩就是制度。第五种城市文化是形态文化。这种文化是城市所独有的。城市是有形的。很多古代的文化遗迹和现在的新兴建筑都是从文化里产生出来的，它们都属于器物文化。我们到一个城市里往往要看其有没有标志性的建筑，如标志性的建筑、街道、公园、广场、重要的场所等。如，当人们想到上海时，往往想到的是上海的外滩、南京路、宝钢、浦东等标志性的东西；人们想到北京时，想到的往往是北京的天安门、故宫、颐和园等。城市形态美好文明使人赏心悦目文明向上；第六是习俗文化。习俗包括方言、地方戏、民间传统说、饮食、服饰，最具大众性，和地方特色，习俗文化使城市充满风情，常常让游人流连忘返。

11、交换生产与城市。城市史要研究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农耕经济与工业经济对城市的影响。总的来看，生产和交换是城市生存基础，也是城市的主要功能。城市的发展是个生产力提升的过程、交换扩大的过程和财富积累的过程，城市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经济的内容、形态和作用是不一样的。一是需求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人们物质需要的增长和被满足过程就是城市经济成长的过程。城市首先要满足人类基本生活和生产的需要，随着历史的进展，人类的需要在不断地增长、丰富和变化。

城市与经济的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农耕阶段和工业阶段。在农耕阶段，宗法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城市的主要的功能是满足政治统治的需要和城乡、地区间互通有无的需要。生产主要发生在农村，分配和消费也大多在农村完成，城市的主要功能是交换，交换的意义比生产的意义大。所以城市由“市”和“城”组成。“市”既是城市的起因，也是城市的动力。经济活动一般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交换如何推动城市经济发展，逻辑上可以分三个阶段，一是聚集扩大了交换，二是交换催化了分工，三是分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城市是集中交换的地方，四面八方的人流物流聚集到一起，互通有无，聚集性使交换富有效率，城市的交换功日益增强。在商业上有个聚集现象，比如说有A、B、C三个商店，分布在甲、乙、丙三个地方，每个商店进去三个人，加起来是九人次；但是如果我们把A、B、C三个商店放到一个地方，还是每个商店进三个人，因为它很方便，每个商店就进去九个人，就是二十七人次，人次多了三倍。中国人有个习惯叫货比三家，集中交换，对顾客来讲，一个是买东西安全，二是买东西的机会多了，对商家来讲，交换、竞争、学习、交流，商家的机会和大大增加了，这是多赢共赢，所以才成为人类最古老、最经典的规律。交换活动不断扩大和变化，技术分工、行业分工、城乡分工、脑体分工和城市之间的分工，成为技术进步，专业进步、行业进步的杠杆。这个三段式循环往复，聚集使各种生产要素聚集在城市里面融合、裂变，形成新的经济能量，形成新的生产力。

越是市场机制发达的地区，城市之间的分工越充分。使城市各具特色千姿百态，城市间的学习竞争协作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西方的自治制度，使这种竞争中形成的独立性和个性有政治上的保证和约束。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的性质使中国的城市在功能上趋同。高度集中的政治的统治使城市缺乏内在动力和特性。尽管这样，由于漫长丰富的历史，由于幅员辽阔并多姿多彩的地理环境，中国仍然有许多独特魅力的城市。它们的区别大都体现在自然、历史、文化方面。生产要素包括有资本、土地、技术、人才、资源，特别在现代社会，整个市场要素资本化。城市是整合各种资源的巨手。虽然中国在专制制度下，自然经发展缓慢，但是在宋朝和后来的明清，商业经济都得到很大的发展，城市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地方靠办市场来推动城市经济，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各种各样的专业街、专业镇、专业市如雨后春笋。市场经济的规律，交换的效率，交换的效益刺激了生产的规模，使产品在竞争中高级化，不断地升级换代，带动了整个的生产，后来的工业革命和市场扩大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城市的经济作用。

城市能形成巨大的生产力，它有很大的辐射、带动作用，带动周围的广大的地方新的生产力辐射到周围的农村并影响到遥远的地方，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和增长。城市是经济中心和交换的载体枢纽，市场像一张网，城市是这张网上结钮，当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时代，城市交换份额的大小和便利与否，也决定城市地位的重要程度，城市的经济地位某种意义上就是市场中的地位。越大规模的生产力，越具有特色的经济影响力越远；城市满足了经济交换和交流的需要，是市场向全球延伸，城市是市场网络上的结纽大城市和城市集群是地区经济增长极。

湖南是鱼米之乡，特点是农副产品的贸易发展很好，湖南城市受到贸易规律影响，大量的农副产品，生漆、瓷器、亚麻、桐油、木材、大米、水产等等在城市集散，从湘、资、沅、澧四条水路，南到广州出海，北到洞庭到武汉下长江，然后通过大运河往北，通过江海运往江南，形成了农副产品重要的输出地。我们研究洪江、常德、岳阳这几个城市，会发现它们都受这个规律的影响，形成了和农业密切联系的城市群。湖南沿湖沿江城市有很强的商业性，包括沈从文写的一些书里面都有商业对商人性格形成的影响。

何一民认为，进入工业时代，城市发展的规律发生了变化，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虽然仍然发生着作用，但新的规律——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主要规律。首先，现代工业的发展改变了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其次，城市的地位、作用和功能在工业时代发生巨大变化，成为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增长规律形成的重要原因；此外，近代中国之所以会形成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的规律，除了与西方城市有共同的原因外，还在于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出现了新的发展变量，一是近代中国外力强行锲入使经济对城市发展变得十分重要，二是中国被强制拉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杠杆”，这些都是导致近代中国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的重要原因。直到甲午战争之后，在外力的冲击之下，伴随着工业化，湖南城市的经济活动、经济功能才从内部催促城市发生巨变。近代湖南城市的变迁，受到外部刺激、内部改革、交通变化和资源禀赋的重要影响。

12、社会空间与城市。城市是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统一，城市社会是最具有城市意义的社会。第一、城市的聚集性使城市人群结构复杂化。阶级、等级、阶层，行业、民族、性别和宗族信仰的人群构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和文化群体。这些群体会形成自己的组织，例如商会、行帮、社团、宗族、宗教组织和近代的政党。第二、城市的综合性使人群的相关性增加，接触程度增加，物质精神交流增加，利益观念融合加快，矛盾冲突大大增加；城市的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制度日益复杂，对社会管理提出更高要求。人们要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组织起来，一定的秩序进行社会活动。第三、规划建筑空间，与城市的社会结构相关联、相适应、相配套。城市功能的分区、建筑的等级、样式，管理的秩序，处处体现出城市的社会性。当我们鸟瞰故宫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些建筑，等级森严、层次清楚，不仅仅是建筑群体，俨然就是置于建筑之内的人的群体。中国古代城市对城市实行网格化建设和管理，通过限制被压迫阶级的行动来保证秩序与安全，到了宋朝，厢坊制改革，网格化管理才打破；公共设施如果都是私人的，就没有办法运转，这是城市的重大属性。

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对城市社会有重大影响。在阶级社会，最重要的群体是阶级群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占据着城市的主导权和主要资源。古代的城市，是在皇权政治、氏族社会、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儒家文化和愚民政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血缘关系结成的氏族社会，以村社为单位居住，以家庭家族为本位，以礼教习俗为道德规范的广阔深厚的农村村社社会，密不可分的城乡关系，深刻影响城市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城市，实际上是农村的延伸和集中。城市与乡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中国古代城市具有很强的封建性和乡村基因。皇权的统治，在农村是通过乡绅宗族力量实现的。与农村不同的是，乡绅这个重要的阶层退出了城市社会。但是城市里的宗法、家族、亲朋故旧等等关系仍旧非常深厚，熟人的城市，熟人的小镇，带有农业社会“温情脉脉”的特征。官场中的朋党，商业中的行帮，社会里的会党，这种人际关系社会束缚了城市的发展，中国两千多年来在农村化和城市化之间徘徊。另一方面，城市的居民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血缘纽带结成的氏族关系，在城市里有了新的身份和职业，有了新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由血缘关系为主的社会，变成由地域关系为主的社会，是对村社组织的瓦解，是市民社会形成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变迁。

城市社会有一种天然的要求，那就是公共性。城市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要求打破血缘的、宗法的关系。公共性是城市和乡村非常重要的不同点。乡村也有公共空间，一个村有一个议事会，在氏族社会里面有议事的机构，也有小型的祭祀的宗教场地，这些地方是最初的公共空间，但是乡村公共空间的人数很狭小，所议的事情很简单，大概就和相关的几百口人、几十个家庭有关，他们不太议天下的事情，对内有一点公共性，但是对外却具有私人性质。中国的古代社会具有很强的私人性，国家是家天下，属于皇帝家族私人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农村社会基本上是大家族把持。很多公共事务都属于一个家族、一个家庭、一个个人，都出现在私人空间或者私人领域。

城市是交换的场所，交换的扩大意味着平等的扩大，市场经济的普遍化，意味着公共生活的普遍化，公共生活的发展是城市本身属性的发展，城市必然性的发展，公共生活实际上就是公民生活，拥有平等的权利的生活，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生活，是自由的法制的生活。宗法社会有很强的私人性、血缘性、家庭性、宗族性。欧洲的近代城市化突破了王权和神权两大束缚发展起来的，突破束缚以后，它们本身有自治和公共的功能，一开始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公共社会占了主流，它就开始形成了市民，市民就是公民。这种公民的产生是新型城市的产生，新就新在，一个是自治，一个是公共，自治是说它只对法律负责，不对某些人负责，不对某个家庭负责，更不对某个人负责。城市里面，私人领域很小很神圣不可侵犯，公共领域、公共范围非常大，公共的东西越大，平等的东西越多，私人的空间受到保护，自由的、平等的东西在城市中形成普遍的精神，这种市民的精神、公民精神、公共精神就是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现代政治的基本理念。这种公共精神的发展，实际上是城市的精神，自治和公共是城市的基本精神，像聚集性带来的公共性远比乡村、传统的社会大的多。

这种变迁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当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时候，城市的公共性就发展，例如宋、明、清时期，当国家政治动荡，商品经济受阻碍的时候，城市的公共性就降到低点。直到近代，外部强力植入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工业商品生产破环了，自然经济的万里长城，城市的公共性才迅速发展起来。公共基础设施、公共社会组织、公共财政税收体系、公共道德意识、公共管理机构、现代法律制度。和公共性相对的是私人性，公共性和私人性是城市里面重要的方面。公共空间的建立，公民意识的形成，是城市社会的根本问题，我们将来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不是政治改革，是社会改革，社会改革水到渠成的是政治改革，没有公民社会，没有人民的自治，就没有好的社会。所以城市本身就是政治单元。我们现在的城市不是政治单元，也不是社会单元，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中国极为特殊的一种行政主导型的国家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方面，现在已经落到城市里边了，我们的社会自治方面、政治的民主方面，还没有落到城市里边，这个问题和城市的建设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