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后，新一届领导层励精图治，在第一时间内做出转变作风的8项决定，并从政治局做起；对腐败采取持续高压态势，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强调宪法的权威和依法治国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要废除劳教制度、推进审判制度、户籍制度以及信访制度改革等。应该说，这些举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得到了社会的好评和认同。那么，下一步中国的改革究竟会如何发展，改革应遵循什么样的策略，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和讨论的。

一、要充分估计未来改革的难度

中国目前的改革是非常困难的，从官方的话语体系中，叫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或者深水区，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就是说，在考虑未来中国改革的路线图或者选项的时候，首先要对改革面临的形势有准确的判断。就我个人理解，当前中国的改革的困难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严重扭曲的背景下进行的。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社会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不合理的利益格局甚至被整体固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启动改革是非常困难的。新的领导层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即任何试图打破这个利益格局的改革选项，都可能遇到极大的阻力。

二是社会情绪的不断表达和持续上升，反过来加大了改革的压力，缩小了改革的操作空间。一方面公民社会在不断发展，大家对改革的预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甚至对个人价值实现的追求，伴随着网络社会到来和中国社会的进步，在快速攀升；另一方面我们的许多党政管理部门，任然沿袭传统的管理模式在既定的框架中运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如果我们的管理不能顺应社会的潮流，还以传统的思维方式来进行思考改革的话，这个路今后将会越走越窄。最近发生的南方周末事件，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三是需要改革问题的综合性，使经济、政治、社会等问题相互交织，形成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局面，这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单项改革、单兵突进式的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差异。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决不是靠经济领域的改革能够解决问题的，而是与政治、社会问题息息相关，如果没有综合的配套改革，单兵独进很难成功。所以，目前改革与过去改革的最大差别，就在于改革一些基本内含不一样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思考改革的路线图和选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非常关键。

二、改革需要凝练符合实际的鲜明目标和主题

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以后，对未来的改革如何谋划，从习近平沿着当年邓小平南巡之路视察深圳、珠海等地展示出来的意向，应该说已经非常明显了。问题在于下一步的改革路线图如何来选择，这可能更加重要。就笔者所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改革，可能更需要一个鲜明的改革目标，并以此凝练出一个有高度包容性的改革主题。

就改革目标而言，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可以用“三清”“四权”加以概括：所谓“三清”就是十八大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所谓“四权”是指“废除特权，弘扬民权，约束公权，保护私权”。我认为“三清”“四权”的改革目标，不仅有很大的改革容量，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改革都能够密切相联，而且又能切中时弊，目标鲜明，有很强的号召力。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样的口号既是改革的目标，也是改革的抓手。

从凝练改革的主题来看，过去20多年我们一直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主题，有很大的包容性，也获得了极大成功。但目前改革再用这个主题，显然不能适应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了，因此，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治理变革”作为主题，也许更加合适。之所以如此，理由有三：

首先，政府愈来愈成为社会矛盾的中心和聚焦点，以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这些年来的一个基本现象就是，围绕公共治理所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不管是公民权利的保障、法治，党政关系的处理，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改革、社会冲突、信仰危机等，几乎都与党政部门的公共治理体制、作为、效率有关，因此，政府公共治理的能力、水平、行为，都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也使政府的改革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政府管理前端与人大、司法、党政权力的划分等政治领域改革密切相关，后端与经济社会领域的治理与改革也直接相联，如经济领域的市场作用的发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以及社会领域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组织的培育等，没有一样可以离开政府。换句话说，上述诸多领域的改革，如果离开政府本身的改革，几乎都不可能成功。这就是说，以政府为中心的公共治理改革，事实上已经成为连接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的结合部、中间点，带有明显的综合和主导的特征。

第三，作为公共治理主体的党政自身改革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又直接决定着其他方面改革的成效。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党政关系的处理、构建公权力制约的环境、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结构的优化以及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等。如果没有这些关键问题改革的成功，其他改革也很难真正取得突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治理的改革已经历史地走到了前台。

三、未来改革的重点和推进策略

当然，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即使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治理变革”主题下，也不能全面出击，而是要有重点地突破。就是说要紧紧抓住当前我国改革发展中群众最关注、问题最突出的几个关键点，下大力气推进，力求实现突破，取得成效。具体来说，主要应集中在三个领域：

一是反腐败改革。要把当前反腐败的势头继续推向前进，保持对腐败的高压态势，并由运动式的反腐逐步向制度性反腐的方向发展。要在反腐败中探索在一党执政条件下约束公权力的制度框架，包括及时启动从新提拔、最高层的官员切入的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等。

二是司法改革。这方面十八大提出了很高的改革目标，要着力落实和推进。前几天中央宣布要废除劳教制度以及启动审判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以及信访制度改革，已经释放出了重要信号。要特别在保障宪法权威、确保司法公平公正上做文章，体现依法约束公权，保护私权，给民众以信心。

三是以党政自身的改革带动经济社会领域的重点难点改革。党政自身的改革，要防止走过场。执政党的改革，关键在于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如何规范党权，防止权力边界的泛化，影响人大、政府等国家权力主体正常地发挥作用。政府改革要有大动作，但要防止没成效的频繁出击。对于大部制改革，不应该只注重形式上的合并，更应该注重政府职能的重组、融合和转变。在充分准备和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可以集中力量、时间改革一次，确立政府的基本组织架构，之后要相对稳定，特别对于政府组成部门要力图使之法定化，不宜频繁调整。很显然，目前推进这样的改革，条件似乎并不成熟，可以在政府机构微调的基础上，待相关领域的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之后，在本届政府的后期全面启动这项全局性改革也许更有成效。

用政府管理改革带动经济社会改革，具体到经济领域，要突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调整，垄断行业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等关键领域，以此减少政府对市场、社会的过多干预，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最后，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调整改革的推进策略。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立改革协调机制的主张，可以设立隶属于党中央并跨国务院的高层办事机构——中央改革办公室，直接由党的最高领导层领导，对改革进行整体谋划，形成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类改革的整体协调。与此同时，也需要在全国选一些条件好的地方，进行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综合改革示范，鼓励探索，容许失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