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提出，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如期达成这一宏伟目标，必须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当前世界经济深刻调整，中国经济增速趋缓，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中长期动力明显不足，各种潜在矛盾与风险前所未有。

未来的10年，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关键的10年，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凝聚改革共识、夯实改革主体、化解改革阻力，坚决破除一切制约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为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全面实现既定目标提供新的动力。

“中国奇迹”的真正神奇之处在于，经济增长每次下滑之后都能通过改革重拾升势

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9%的增长率主导了人类历史上最耀眼的经济革命，改变了1/4人类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正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纵观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周期，每个周期约10年。三个发展周期恰好对应于改革开放的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90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新世纪的“入世”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三轮改革实现了中国社会三次关键的历史性转折，也成为30多年来经济增长周期的三个拐点。“中国奇迹”的真正神奇之处便在于，经济增长每次下滑之后都能通过改革重拾升势。

具体分析，改革开放的进程与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每一轮改革的触发点都是在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到8%左右时启动的，都是原有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所诱发的。比如，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及新世纪初，三个重大历史时刻都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原有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社会问题集中出现，不得不进行相应的经济改革。

每一轮改革解决的都是当时社会最突出的经济问题，并都带来了随后一波经济的快速增长。30年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针对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社会矛盾，通过制度变革，减少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因素，培育新的增长力量。例如，1978年之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全面的供给不足，即“短缺”。对此，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主要思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放权搞活，解决经济发展的激励问题，激发微观主体自我发展的活力。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工农业产品的丰富，商品如何流通、资源如何配置、生产如何调控等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成为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就是新旧体制双轨并存的混乱和种种漏洞、双轨制引发的经济秩序失调等。对此，1992年之后的改革集中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解决资源的配置机制与经济的运行机制问题。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自1998年开始，中国经济由全面短缺转向了结构性过剩和经济通缩。为此，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改革开放，一方面开启并深化住房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以“入世”为契机,全面对外开放，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突破了国内需求的约束，拉动经济快速增长。

每一次改革都释放出了新的增长动力，都带来了经济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不同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我国30年经济的发展起点是所有生产要素均被束缚的状态。一系列“要素松绑式”制度改革在短时间内释放了经济增长必需的动力要素与市场活力——将全民从“大锅饭”中解放出来驱动了社会经济活动意愿，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驱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将资本从“万恶之源”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驱动了实体经济货币化、资本化进程；对外开放则在将消费能力从国内市场引导至国际市场的同时，充分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通过制度变革与管理创新等，提高了生产要素组合效率。研究表明，30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贡献度较高的时期分别是1984—1988年间、1991—1994年间以及2005—2007年间，正是体制改革力度较大的三个时段。因此，“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表明，当前我国正面临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趋缓，并不是因偶然外部冲击所致的短期波动，而是长周期的趋势性下行。国际比较来看，以世界银行收入分组标准划分，我国已于2010年以人均总收入4260美元跻身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大多数国家在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人均收入约4000—12000美元）后，经济增速都有普遍下降。这一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敏感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表明，当前我国正面临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一）原有增长机制失灵，转换发展模式面临考验

从拉美国家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看，首先源于原有的增长机制失灵，经济起飞中断甚至出现倒退。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低劳动成本、低土地价格、低资源价格、低污染成本、低汇率作用下，依赖高资本投入、高物耗、高能耗，以出口为导向，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高投入式、外延型增长方式。随着世界经济格局与国际市场的变化，中国的投资率已达历史高位且远超其他经济体，原有出口导向、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特别是人口红利渐退，正面临“未富先老”的严峻挑战；要素高强度投入难以持续，资源和环境硬约束明显加剧，原有依靠要素密集投入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二）内生动力不足，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面临考验

从马来西亚以及拉美国家的教训来看，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在中高端市场受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境地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克服这一挑战的关键是要构造新的增长动力。

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产业发展由主要依靠生产要素低成本比较优势向培育以自主创新和劳动力素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转变的关键时期，必须着力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然而，目前国内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限，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态势尚未形成，创新型人才培养仍不能满足要求，关键技术环节仍主要依靠国外，自主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大量产业收益流向外国。例如，当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26.6%，比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分别低23、22、12个百分点。

（三）社会矛盾集中，公平发展面临考验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是社会风险，即经济、社会未同步发展，引发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当前我国社会正面临相似的挑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这超过了0.4的警戒线，接近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财富向资本集中，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倾斜，普通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收入分配过程的公正性与机会平等性饱受质疑，引发低收入群体的不满，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绪蔓延，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群体性事件增多。既加剧了社会的冲突与内在对立，又促使部分高收入者缺乏再投资的稳定预期，加速向境外转移资产，影响经济与社会财富的持续稳定增长。

（四）利益格局陷入自锁定状态，深化改革面临考验

“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从而引发整个经济社会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及时通过改革调整化解相关矛盾至关重要。但在拉美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导致发展中积累的问题长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经济发展始终陷于停滞状态。因此，用“改革陷阱”比“中等收入陷阱”在某种程度上更能揭示一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突然失去发展动力的原因。

从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形势来看，不管是增长方式问题，还是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问题，抑或发展的公平性问题，背后都有着复杂的深层体制性矛盾。例如，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未能充分反映其稀缺性和市场供求状况，减弱了对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激励；社会性规制制度不完善、政策执行不到位，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增加了社会的成本，也制约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等等。

然而，随着中国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与改革初期“人人皆受益”的“帕累托改进”相比，进一步推进改革势必遭受既得利益者阶层的抵制与掣肘，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风险性明显增强。特别是近年来，改革边际效应递减，重大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迟迟未取得显著突破，部分地方政府倾心经济发展，注重短期政策，对改革有畏难情绪，推动改革的积极性下降，改革动力和能量不足，出现“改革综合疲劳症”。如果说过去改革主要的阻力是意识形态因素，现在的改革则进入利益博弈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