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新年伊始，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提出：要深化体制改革。您能否谈谈近十年我们改革的进程如何？
常修泽：党的十八大之后，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到广东考察强调改革开放之后，改革舆论开始升温，受此激发，社会各界对改革的期待值也明显提升。仅就中国经济改革而言，根据个人的调查、了解、判断，我的基本看法是：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是在曲折中展开的，有进展，亦有问题。1994年我在天津出版的《中国：“换体”的革命》一书中说，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边际演进”的渐进式改革之路。到今天，容易改的差不多已经改完，余下的都是“硬骨头”。在改革的“战车”跨越边缘性障碍之后，现在需要推进到核心部位的“堡垒”面前，但是，一些关键性的、要害性的领域和环节改革滞后，“攻坚”之战可以说打得比较艰苦，一些“坚”并没有攻下来。经济领域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瓶颈”依然存在。主要有三大矛盾：
第一，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国有经济改革尚未到位，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改革比较滞后。从产权结构看，垄断性行业基本上是国有资本“一股独大”。我最近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的数据作了计算，从2010年有关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看，民间资本进入微乎其微。如社会普遍关注的铁路运输业，仅占2.1%；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也只占3.7%；特别是航空运输业，2008年为2.5%，2010年反而下降到仅占0.5%。这组数据还是在国务院两次提出“非公发展36条”之后的新数据，可见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之艰难。
第二，作为市场经济重要支撑的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土地及其他资源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虽然，最近煤电价格联动改革方面有所启动，这是一个新动向，值得关注，但总体分析，各类要素价格（包括利率、地价、资源性价格等）仍处于“半市场半统制”状态。
第三，作为市场经济改革“关键环节”的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一些部门仍然通过诸如审批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我去年调研了19个省（市）的县或区，基本看法，政府干了一些不该干的事，但是，在公共服务、市场监督方面又存在着“缺位”，需要认真反思。
记者：您能否谈谈中国改革步履维艰，至今仍然处于“胶着”状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常修泽：根据我的研究，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改革受到现存利益格局的掣肘。为什么垄断行业的改革如此艰难？因为在垄断行业受到有关力量的牵制。我在2008年出版的《人本体制论》指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将会遇到一些障碍，其中，固化的利益格局的障碍可能是最大的障碍。改革能否突破的关键所在，是能否摆脱利益格局中某些‘障碍力量’的束缚。老的不说，近年来产生了新的固化利益格局。其中的一小部分人，期望从这种未完成的改革状态中获得好处。这种情况对政策的制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书出版五年后，这个问题更突出。老子《道德经》第57章有一句话：“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意思是说，“我（指执政者）不折腾，百姓自然就富裕了；我（指执政者）没有私欲，百姓自然就淳朴了。”为什么政府有些部门热衷于揽审批之类的“事”？实质在一个“欲”字。
第二，有思想理论认识方面的原因。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思想，在我们社会当中仍然存在。应该说，现在社会上的一些认识，并没有完全突破上述思想的“牢笼”，需要实现超越。
第三，具体操作本身也有值得内省的地方。比如，就国有经济改革来说，理想的目标是将国有企业定位于公益性，但现实状况却相当复杂。在2010年全国11.4万户国有企业、64万亿总资产中，哪些属于公益性的，需要按照公共性原则来运作；哪些属于竞争性的，需要逐步予以调整，迄今并没有划分清晰，以致造成公益性和市场性的混淆。
在以上三点中，关键是既得利益格局的掣肘。可以这样说，不打破既得利益的格局，深化改革很难。
记者：您讲的很深刻，而且有一定的预见性。那么，针对中国改革自身发展逻辑和国内外环境的改变，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深化改革的战略基调应是什么？
常修泽：我在党的十八大前完成并上报的内部研究报告《党的十八大后的中国改革战略探讨》提出，战略基调是：“刚柔相济，平滑运作，在‘两个鸡蛋上跳舞’。”中国的改革究竟如何定位、如何把握，基于此前的改革实践，我认为“中国改革之道”应当是：中国的改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革命”，但它又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中国的改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变法”，但又有某些类似于“变法”的特征，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习近平同志既强调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又强调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的内部研究报告,建议新阶段的改革应当把握这场“深刻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均衡点，刚柔相济，平滑运作。
记者：我看到，您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时期改革的战略思维》中，提到您的战略视野：“见天光、接地气、立人本”，很新颖。我记得，去年9月，您在南开大学谷书堂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就提出这一思想，当时人民网天津频道专门报道了您为什么强调改革应具有这样的战略视野？
常修泽：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先哲在《易经》中率先提出了“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这是研究改革（即“易”）的大智慧。“见天光、接地气、立人本”九字箴言，这是我学习《易经》后提出来的，也算一种“专利”吧。
“见天光”，是指顺应天下客观发展趋势。诸葛亮《隆中对》一开始就讲天下“大势”。那么，当今世界发展的“大势”如何？依我之见，主要有两个：一是现代市场经济。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应该汲取，它所暴露的市场经济的某些弊端更值得反思。但在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发现比市场经济更好的体制。对于我国来说，一方面苦于当前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更苦于市场经济不发达。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是天光，不能动摇。二是社会公平正义。美国为什么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呼唤社会公平正义，是当今世界的潮流。近来，网上流传我《南美改革的考察与分析：“在两个鸡蛋上跳舞”》的文章，浏览量很大。我的基本观点：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应努力寻求社会公正与经济市场化之间的最佳均衡点。国策：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两个鸡蛋上跳舞”，努力打造“市场—公平—反腐”的金三角体制结构。
“接地气”，是指符合我国的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一个就是国情，刚才已经谈到了，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等，第二个就是民意。我2012年1月、2月沿着小平同志20年前的路线作了一个实地考察，就摸老百姓的脉，老百姓现在期待什么，老百姓现在的脉是怎么样的，我摸的结果，第一，老百姓非常厌恶腐败。第二，老百姓对于社会分配不公有反感，第三，老百姓反映公民的权利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因此我在那个报告提出，一腐败，二分配，三公民的权利，是当今的所谓地气，下一步的改革能不能接上这个地气，这是需要深思的。
“立人本”，是指以人的自身发展作为改革根本导向。你知道，1986年在天津时我曾提出一个人本经济学的课题研究申请，得到谷书堂教授、徐振方教授、夏康达教授等老师的支持，进京后写了《人本体制论》。讲人本，针对什么？第一，针对物本。我认为我们这个社会物本主义相当厉害。一定要克服实际存在的物本。第二个，讲人本，在当前还有一个克服官本位。我们很多单位是官本位，是行政化的趋势。第三个，讲人本不要走到民粹主义路上去，要拒绝民粹。我们国家一方面需要防止和反对权贵主义，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提出来，也要防止民粹主义。这个东西不利于从根本上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全局利益。
记者：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您曾提出了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制度“五环式”改革的思想。各项改革的战略要点是什么？何时进行实施？
常修泽：这里讲的“五环式改革”，不是北京环路式的“五环式”，而是奥运标志的那种“五环式”。“五环式改革”包括五个方面,20个字：“经济转型，政治变革，社会共生，文明交融，天人合一。”《人民日报》发表时,只改了一个字，把“政治变革”，改为“政治改革”。
记者：如能落实上述20个字，改革和转型的领域就会更加宽阔。回到操作层面，战略如何实施？
常修泽：怎么操作？应强调改革的“实质性”。
关于经济改革：这是“五环式改革”的基础。当前应突出三个方面：一是垄断性行业改革；二是要素价格（如煤电等价格）改革；三是财税和金融改革。建议可以从垄断性行业的“破垄”切入。
记者：垄断性行业改革怎么推进？
常修泽：四化：经营环境商业化；市场竞争平等化；产权关系多元化；市场监管科学化。关键是产权关系多元化。倘若垄断性行业改革能够突破，经济体制改革有望出现势如破竹之势，而这恰恰是利益博弈的焦点。
关于社会改革：提一个“社会共生”概念。寻求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中低阶层）共生、共存、共富之路。当前中国社会领域最突出的矛盾是包容不够。今年,我在上海发表了《包容性体制创新论》，引起媒体关注，台湾报纸和香港有关通讯社作了报道。那篇文章讲了三个“大屋顶”。就改革而说，有个“海纳百川”的问题。现在，中国社会已经分化，虽然尚未完全定型，但三个阶层的雏形已经出现。这就是高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我这里提出来供大家思考的是，在目前的体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协调上述三个群体的利益？因此，怎么兼顾这三方面的群体利益？现在情况非常复杂，这三个方面都得罩住才行。
记者：“社会共生论”很深，如何“共生”？
常修泽：我有三句话：第一，穷人不能再穷；第二，富人不能出走；第三，中产必须扩大。要把这三个方面都能照应到，就需要有包容性。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关于政治变革：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而且越来越成为关键。当前可以从官员个人和家庭收入及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切入。
记者：我看了您在1月3日、4日香港凤凰卫视谈的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应从高层做起的建议，引起热议。
常修泽：热议是好事，可以讨论。如能取得突破，将有利于把反腐败纳入制度轨道。至于其他问题，可以从共识比较多、阻力比较小的问题入手解决。
关于文化融合：文化改革涉及“文明融合”问题。“文明交融”，重点是促进中华文明（东方文明）的精华与西方文明的精华之融合。建议下一步要紧紧围绕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推进“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两种文明的融合，避免两个文明的冲突和碰撞，然后拓展到国际。
关于天人合一：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也涉及环境人权、环境政治、环境稳定以及生态文明问题，故单独提出，与前四项平行。我出了一部《广义产权论》，包括天、地、人产权。建议从建立资源（“地”）环境（“天”）产权制度入手。要认识到，环境产权实质是环境人权。
按以上切入点推进“五环式改革”，必定会遇到一些障碍，其中，既得利益格局的障碍可能是最大的障碍。因此，很需要“知难而进”的雄才大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