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2012年5月再次出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以来，其外交政策表现为先近后远，以独联体为基础，推进对华、对上合组织的关系；对西方则厚欧薄美，拉住欧洲，暂时“绕过”美国，但不放过与其改善关系的机遇；经济上积极进取，打造欧亚经济联盟，同时利用WTO、APEC和G20等多边经济平台，扩展俄影响并赚取经济实惠，并有选择地倾斜亚太。维护和推进中俄关系是“普京3.0”外交重点之一。尽管双边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双边关系的结构和中俄对此的认知，都存有若干“瓶颈”问题。此外，中俄在协调上合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关系、应对西方对两国周边和利益的挤压、维护国际战略和经济稳定方面，都有进一步协调的必要和空间。

“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这是普京当年的誓言。2012年3月4日，普京以63.6%的高票再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在此前的八年总统任期内，把一个危机四伏、濒临绝境的俄罗斯带入了稳步复兴的轨道。四年总理任期之后，花甲之年的普京又站在历史的拐点，立志在未来6至12年里，把一个告别了“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带入一个全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确保今后数十年的繁荣昌盛。

2005年，笔者曾戏称刚刚进入第二个总统任期的这位前克格勃中校为“普京大帝”。七年之后，普京距离这个“封号”似又前进了一步。然而“普京3.0版”起步艰难，挑战重重。除了梅普“二人转”再度组合的合法性受到来自内外反对势力、尤其是西方和美国的强烈质疑之外，“王者归来”的普京至少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应对俄罗斯国内中产阶级日益高涨的政治诉求；二是促成粗放、能源生产型经济体制向深度加工型和高科技的转型；三是面对西方操控的阿拉伯之春和反导体系的步步进逼，维护俄国在欧亚大陆及毗邻地区的利益。普京政府面临的挑战既是结构性的，也是观念上的。在相互依存和互联网时代，内政与外交的界限日益模糊，外交中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因素亦相互交织，彼此互动、制肘，甚至捆绑在一起。

面对众多挑战，普京第三任期的外交政策呈三个趋向：外交上近交远防，以独联体为基础，推进对华、对上合组织的关系；拉住欧洲，暂时“绕过”美国但不放过与其改善关系的机遇；经济上采取攻势，积极打造欧亚经济联盟，同时利用WTO、APEC和G20等多边经济平台，扩展俄的影响并赚取经济实惠。简言之，“普京3.0”外交是先近后远，厚欧薄美，并有选择地倾斜亚太。

一、求近而舍远？

普京三度入主克里姆林宫后的外交重点是近邻，即独联体国家、中国和欧洲。2012年5月15日，即普京就职一周后，独联体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和集安条约组织峰会同时在莫斯科举行。这是俄总统普京宣誓就职以后，在俄举行的首场重大国际活动。2012年是集安条约签署20周年和集安组织成立10周年纪念。普京以集安组织轮值主席国领导人身份，与其他6位集安组织成员国首脑（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小范围和大范围的讨论。相比集安组织的正式年会，独联体首脑聚集克里姆林宫，是临时安排的非正式会晤，参加者除集安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外，还增加了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的领导人。会谈不设议题，但独联体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是主要话题。此外，普京还把俄与独联体各国之间的关系定位为“最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其眼中，凝聚各国的不仅是“坚实的睦邻友好关系”，而且是它们的共同历史，包括它们共同赢得的“伟大的卫国战争”。

独联体和集安组织一直是普京外交的重点。对俄罗斯来说，被定义为“近外”的独联体各国，也维系着俄罗斯已经失去的帝国版图与俄现实利益之间不可调和的、却又难以割舍的“帝国情结”。在俄罗斯精英的心目中，“近外”地区与俄国不是简单的国与国关系，前者应是后者的“属地”。而俄罗斯的帝国意识，从来就是超党派、跨主义的“普世价值”，不管是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概如此。在普京第一个总统任期后期俄经济刚刚开始好转之际，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丘拜斯，就在2003年提出了继沙皇帝国和苏联帝国后的“第三帝国”，即“自由帝国”的思想。主张在不破坏现有边界的前提下，以文化、经济、人权和民主制度为工具，对邻国施加影响甚至提供“保护”。亲身经历了前苏联的崛起和衰败的普京，正是在理想和现实的对撞中的这一帝国情结的载体。他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把苏联解体定性为“20世纪最惨痛的地缘政治灾难”。同一个普京也理智地认为，谁如果还想恢复苏联，那他就是没有脑子。有鉴于此，维系俄与“近外”各国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文之间的纽带，藉此维护俄利益并扩展其影响，是普京所代表的精英阶层的基本意向。普京就任总统后的密集出访首选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又有特殊的紧迫性。前两国（白、哈）与俄罗斯共同组成的统一经济空间，直接关系到普京的强国战略；乌兹别克斯坦与独联体和集安组织若即若离，是普京挥之不去的心病（乌兹别克斯坦还是于2012年6月20日“终止”了与集安组织的关系）。

继出访白俄罗斯之后，普京一天之内（6月1日）对德、法两国进行了闪电般的“工作访问”。这虽然与普京此后的对华三天正式访问（6月5-7日）不可同日而语，但比较普京的对美政策，仍然凸显了普京对“老欧洲”的“偏爱”。普京对德、法两国的“工作访问”是受两国之邀。德、法发出邀请的目的之一，是为在6月3-4日在圣彼得堡召开第29届俄欧峰会之前，与俄罗斯新任总统作事先沟通，同时为马上召开的峰会定调。峰会期间，双方基本上回避了一些主要分歧，如叙利亚问题、俄议会和总统选举中的所谓公平问题、人权问题等，开了一个“和谐”之会。事实证明，俄法德三国首脑在俄欧峰会前的“热身”相当重要。德、法两国是欧盟的支柱，也是欧盟成员中与俄贸易量和对俄投资额最大的国家，而俄与欧盟的贸易额占前者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而且，欧盟与俄国在经济上的高度互补性以致不可替代性，在世界经济低迷的今天尤为重要。从欧洲方面讲，无论是德、法还是一个统一的欧洲，都必须在以后6年面对普京的俄国。同时，欧盟为金融危机所困，美国又向亚太倾斜，与强势的俄罗斯维持稳定的政治经济关系，对欧盟极为重要。至少，欧盟对刚刚重返克里姆林宫的普京还要观察一段时间，从策略角度也须先礼后兵，一些棘手的问题可以在以后提出。事实也是如此。例如，直到11月19日俄德的年度“彼得堡对话”和年底的布鲁塞尔俄欧峰会上，欧洲才对俄内部的政治问题提出质疑。从长计议，欧盟期待通过逐步实现2005年与俄方签署的四个“共同空间”的“路线图”，即共同经济、自由安全和法制、外部安全、科教文化等“空间”，使俄罗斯逐渐与欧洲“同步”。从地缘战略角度出发，普京的俄国早已告别了叶利钦时期对美国一厢情愿的年代。与欧洲发展正常关系，有助于提升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二、普京北京行：继往开来的潜力与限制

普京首轮密集出访的最后一站是北京（6月5-7日），同时还出席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中国主持的第12届元首会议。不管是以总统身份还是总理身份，这是普京第十次正式访华。如果算上多边场合，普京与中国领导人的正式会晤达30余次，超过同期普京与任何国家领导人会晤的次数。此次北京峰会，既是普京第三任期的首次访华，也是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最后任期。尽管中国第五代领导人此前都已访问过俄国，然而俄方新任“老总统”与中国两代领导人近距离交往，在2012年这个“国际选举、换届年”更有其特殊意义。

此次峰会期间，除了签署了17项文件之外，双方还规划在2015年将双边贸易额增加至1000亿美元，到2020年提高到2000亿美元；与此同时，加强在投资、能源、高科技、航空航天、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重点推动两国战略性大项目合作，扩大地方合作与企业交流，等等。双方还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协调立场，其中包括在联合国、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以及上合组织等多边场合的政策协调；对国际重大问题，如战略稳定、反导、裁军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扩散，以及应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有组织犯罪、非法移民等问题的政策；还有如何应对朝鲜半岛、中东局势以及伊核等地区热点的挑战等。

北京峰会举行之时，中俄在国际上正面临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巨大压力和挑战。2010年以来，美国在外交上高调介入中国周边，在军事上启动海空一体战，在经济上加速建构排他性的“跨太平洋伙伴”体系，藉此“重返”亚太。中美这两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似在由“战略互疑”和战略竞争滑向战略防范以致战略对峙，而美国对华战略中的遏制和冲动的成分都在增长。伴随着中国实力增强的是外部环境的显著恶化。而中俄关系（含上合组织）事实上是中国周边关系中唯一的亮点。有鉴于此，中国民间和学界部分人建议中俄结盟或“准结盟”的呼声骤然升高。当然，也不乏对中俄关系的复杂性和合作底线更为清醒的认知。2012年4月下旬中俄举行海上联合军演，重点在反潜、防空，技术含量之重，前所未有。11月20-21日，俄新任国防部长绍伊古大将访华，并主持第17次俄中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会议。同时，俄方有意在对华军售的技术层面有所突破（如苏-35战机、S-400防空系统、最新型阿穆尔级1650型AIP潜艇等）。温家宝总理12月初赴俄参加中俄第17次定期会晤后，又飞往1358公里以外的海滨城市索契，与普京总统进行了“长时间亲切、深入的交谈”。习近平2012年12月19日接见俄最高委员会主席格雷兹洛夫率领的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团，是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接见的第一个外国政党团体。2013年1月8日又破例会见来华进行中俄第八轮战略安全磋商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俄中战略、军事关系似在向更深层次推进。

诚然，中俄之间“平等互信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中国与任何国家关系中定语最长、级别最高的描述，很难想象还可以添加更多的形容词。1989年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双边关系，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苏/俄关系最稳定的阶段，也是中俄三百年交往史上最平等、最互利、最正常的阶段。至少在中方看来是如此。而普京在任的13年（总统9年，总理4年），中俄双方交流机制不断完善，政治互信日益深化，经济合作不断发展。2001年7月16日普京与江泽民主席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把中俄关系规范为全新的国与国关系。可以说，在所有前苏联和俄罗斯的领袖人物中，维护和推进中俄关系最持久、起伏最小、效果最明显的唯普京莫属。

然而，正是在呈现此种“最佳”状态之时，中俄关系也面临着一系列瓶颈。例如双方政府多年来所致力的经贸关系，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不尽如人意。其中有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也不乏认知上的差距。比如俄方一直耿耿于怀的“贸易结构”问题，首先是一个按经济规律办事、还是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问题。近年来，俄对华出口中制成品比例愈来愈低，原材料比重不断增加，这本来是一个经济互补、体现比较优势的正常现象。在一个主要以市场支配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中国政府很难强迫企业和消费者去购买质差价高的俄国制成品。而在俄方看来，成为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国是不可接受的，尽管俄国/苏联早就成为、并认同作为欧洲的原材料供应国，而中国的制成品早已进入并日益支配欧美市场。中俄之间在经济能力、期望值和现实之间不断扩大的差异，是中俄经济关系难有长足和突破性进展的根本原因。

俄罗斯在经贸问题上的这种不对等心态和歧视性观念（也许俄国人自己并未意识到，或是意识到了但不愿承认），恰恰是中俄在一系列大型能源项目上久拖不决、一波三折的深层原因。对此，中方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也许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俄方要求（如核电、大飞机项目等），适时让利，着眼于中俄战略关系和总体利益。俄的对外经济政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按经济规律办事，而非屈从于非经济的政治、地缘政治、甚至文化或种族因素，还要进一步观察。

撇开历史上中苏/俄结盟所导致的双边关系大起大落不谈，中俄结盟论者应该对现阶段中俄关系的复杂性和上下限有更清醒的认识。俄罗斯心灵中强烈的普世主义和帝国思想，虽与欧洲天主教文明的另一个分支、新教的载体美国所具有的“美国特殊论”，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却有一种介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欧亚文明”所特有的不对称秉性。以此衍生出来的对西方自卑和对东方自大的“俄罗斯情结”，是任何形式的中俄结盟的心理障碍。它也许可大可小，可伸可缩，但难以根除。中俄两国关系正常化多年来两国人民感情上的渐行渐远，“俄罗斯情结”中难以接受被东方人超越的特有气质，是重要原因。

数次访华的普京，在相当多的中国人眼中，是敢于与西方和美国叫板的强人，其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他在俄罗斯的人气。然而作为典型的俄罗斯人，普京的“俄罗斯情结”至少不亚于任何俄罗斯精英；其外交政策中明显的“欧亚”性虽有别于很多西化的俄罗斯精英，但更是普京执政以来与西方交往中屡屡受挫所导致的。2000年初，普京从叶利钦手中刚刚接棒时，就对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表示，他虽然酷爱日本柔道和中餐佳肴，但却具有不折不扣的“欧洲内涵”。在政策层面，普京当时的首要任务居然是“纠正”科索沃战争以后叶利钦的“亲中”“偏向”。

尽管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和外长唐家璇，都向普京提出尽快访华的邀请，普京却以种种借口回避，其中包括不能以临时总统和总理的双重身份出访；但随后却于4月出访乌克兰、白俄罗斯和英国。不仅如此，普京2000年7月17-18日对北京的首次访问，被俄方描绘成前往冲绳参加G8 的“顺访”，且要注意防止被中方的热情“冲昏头脑”。其实普京直到2001年10月以前，都一直希望北约能够以平等原则接纳俄国。直到“9·11”以后的一个月，普京在全力配合美国反恐、再次试探俄国加入北约的可能被拒后，才真正感觉到俄国在西方眼中的“弃子”地位，开始回归“欧亚主义”。

普京一代的俄罗斯精英，在感情上“西向”加失望，理智上“东望”但不情愿，而现实中回归欧亚的复杂情结，往往导致俄对外政策中的摇摆和投机。俄对华虽然看重、借重，但也时时怀疑并防范。普京第三个任期的对华政策，也不会严重偏离这一框架。

三、对美政策：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普京就职以后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并接受访德邀请的当天（5月10日），也告知美方，他将不出席5月18-19日在戴维营举行的八国峰会，原因是组阁事务繁忙，难以脱身，G8由总理梅德韦杰夫代为出席。而普京与奥巴马的首度会晤，将被推迟至6月18日在墨西哥召开的G20峰会上。普京的决定引发众多猜测，多数人认为普京是故意冷落，或有意示强，并借此对美国在俄大选中支持反对派表示不满。然而普京不参加G8，也不排除理性因素。首先，俄美关系不适宜普京就职后立刻赴美。一段时间以来，维系俄美关系的“重启”，形式强于内容。尤其是奥巴马第一个任期后期，“重启”缺乏具体政策的支撑，已是强弩之末。美方处理对俄关系的主流派中，甚至有人认为“重启”己经寿终正寝。美新任驻俄大使麦克福尔甚至认为，美俄之间的分歧是“不可弥合”的。然而“重启”不是没有成果，过于乐观或悲观的论点都有失偏颇。美国不提旧事（2008年的俄-格战争），与俄在2010年4月达成限制和减少进攻性战略武器协议，俄国2011年11月完成入世谈判，以及俄允许北约通过俄领土向阿富汗转运物资，都是佐证。然而与“重启”蜜月期相比， 俄美关系2011年以来一路走低。先是西方对利比亚的干涉，后是叙利亚问题升温，反导问题止步。年底的杜马选举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看来，“既不自由也不公正”。普京2012年3月当选后，西方更有“失去俄国”的感觉，以致美国国务院对普京的当选顾左右而言他，居然恭贺“俄国人民”，有意无意地冷落普京；而奥巴马直到五天以后才打电话向普京表示祝贺。普京在这种气氛中赴美，至少是十分尴尬的。

普京不去G8，更重要的原因是时机欠佳。此刻美国选战处于白热化状态，意识形态色彩极浓，奥巴马的对俄政策也因此受到制约。尤其在初选阶段（8月31日共和党党代会之前），主导共和党的右翼和极右翼（茶党），在内外政策上竞相走偏。一些共和党头面人物有意无意地把俄罗斯称为“苏联”。美国主流精英在感情上和理智上，也难以接受俄国“不伦不类”的转型（《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佛里德曼言）。左右为难的奥巴马2012年3月26日在首尔举行的核安全峰会上，悄悄对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说，他只能在大选连任后才能在反导问题上有更多的灵活性。然而奥巴马对梅德韦杰夫的“肺腑之言”，被共和党揪住不放，认定为出卖美国利益，以致相对温和的罗姆尼也把俄国认定为美国“地缘政治的头号敌手”。尽管罗姆尼事后把“敌手”解说为“对手”而非“敌人”，但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网络战专家约翰·阿奎拉，2012年9月17日在《外交政策》杂志上以“俄国就是美国地缘政治的头号敌人”为题，认定俄国是美国的主要敌人。阿奎拉的“实话实说”在多大程度上是在为竞选造势，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在客观上，妖魔化俄国符合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普京如果就职后匆匆赴美，面对的不只是无心亦无力推进美俄关系、甚至连任都成问题的奥巴马，还会进一步成为美国右翼的把柄，实在得不偿失。

美国对俄主流派有人认为，普京对美强硬是内外交困所致，笔者对此难以苟同。困兽犹斗的奥巴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已经高票当选的普京，普京对奥巴马的“不敬”，还是有相当的“本钱”的。无论是中期（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还是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俄罗斯的表现都好于G8中的其他西方成员。

未来五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将不会超过1%，美国为2.3%，而俄国可达到4%。四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几乎都负债累累，但俄罗斯的国家负债仅占GDP 的10%，其中外债为2.5%；俄家庭负责率仅为8%，而西方家庭平均负债率在90%左右。2012年1-10月，俄外贸顺差1640亿美元（2011年为1982亿美元）。俄罗斯还是世界第三大外汇储备国（5270亿美元），仅次于中国和日本。俄经济的最大软肋，是产业结构中初级产品和原材料比例过大，尤其是油气产值在俄经济中的比重过大（占俄国出口额的三分之二、联邦预算的一半和国内生产总值的20%）。尽管政府努力改变这一状况，但俄经济中制造业和高科技产品的比重还会继续下降。然而事情的另一面是，近年来中东乱局使得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作为世界能源出口大国的俄罗斯受益匪浅。2009年底又开通了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科兹米诺港口的石油管线，使俄罗斯真正成为一只能源双头鹰。在面向欧洲和亚太的出口博弈中，可进可退。普京第三个任期开始后，俄罗斯正式入世，同时积极创建欧亚经济联盟，其经济上的实惠，甚至独联体中最“西化”的乌克兰也为之动心。

“近外”以外，俄国还是金砖五国的积极推手，在与北约的关系上也有筹码。2012年8月1日，北约开始经俄国乌里亚诺夫斯克空军基地向阿富汗运送非杀伤性供给和进行人员中转。俄国不必在阿富汗流血，却享受北约在阿富汗反恐的红利。在不远的将来，北约和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也将十分依赖这一通道。普京三度入主克里姆林宫后就对奥巴马说“不”，还是有不菲的经济和战略资本的。

尽管如此，普京并不是不要改善俄美关系。普京一当选，俄外长就表示与美国进行反导谈判的大门仍然敞开，期待与美方进行“专业性的和坦诚的”沟通，以便了解美方意图。稳定并发展对美关系，是俄罗斯主流精英的共识。关键是以何种方式、什么时机、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普京回避5月18-19日G8期间在美国会晤奥巴马，但没有放过一个月以后在墨西哥召开的G20峰会。在这一个月里，普京的外交路线图是，先联络“近外”，再顺访德法，然后出访北京，并出席上合峰会，最后在第三国的多边场合与奥巴马会晤。普京与奥巴马两个小时的会谈，双方虽未就叙利亚问题取得共识，但会晤的气氛是“坦诚、周到和全面的”。在美国大选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俄美双方都不可能做出实质性让步，普京与奥巴马的会见，只能是互相摸底和试探，奥巴马3月底与梅德韦杰夫会晤时已对此交底。

美国大选期间对俄关系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美中关系也是如此），其实是普京和奥巴马都希望避免但又难以避免的。而美俄总统选举在同一年举行，尤其是俄在先美在后，也为双方的选战平添变数。其实，美国大选中内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化，和对特定国家妖魔化的现象，是一个常态。与上次大选不同的是，本年度的大选是共和党一党“发飙”，极力诋毁现任总统奥巴马过去四年的对俄政策。相比之下，2008年美大选初选期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竞选人（希拉里和麦卡恩）都拿“普京的眼睛”说事，说是从普京眼中看不到“灵魂”，只有KGB三个字母（克格勃的英文简写）。2008年奥巴马初选胜出后，相当多的俄罗斯精英仍然认为麦卡恩更可预测，而奥巴马在对外政策上却无迹可寻，难以把握。如今，罗姆尼已经“亮剑”。 如果说奥巴马在反导问题上还可能有一定灵活性的话，一个被极右翼裹挟的罗姆尼，极不可能就此对俄罗斯网开一面。有鉴于此，普京等在2012年9月底似已形成共识，认定奥巴马连任有利于俄的利益和俄美关系。因此，他在接受采访时把奥巴马形容为：“一个正直的人，确实希望造福世界”。

普京从回避到公开支持奥巴马，再次表明他对美政策的现实性和灵活性，也说明以“亲美”或“反美”来断定普京，至少是幼稚的。其实，普京的俄国是一个亲美反美共存的社会，普京亦不例外。尽管俄国精英对俄反美主义有极为不同的分析和价值判断，俄国反美主义几乎都是针对特定的美国对俄政策或美国的对外政策，绝少无缘无故、笼统地针对美国或美国人的反美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俄国的反美主义与法国的反美主义极为相似。问题出在政策层面，即关系到俄罗斯生存的反导问题，以及与俄罗斯利益息息相关的叙利亚问题和伊朗问题。普京电视挺奥一天后，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就向记者表示，俄罗斯和美国仍有机会就欧洲反导系统达成一致，而关键是俄美双方就美国提供反导系统不针对俄罗斯的法律保障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俄方希望能够与美国就共同操作欧洲反导系统建立一个“框架”，从而使美俄关系从“半对抗”性质，逐步向合作方向发展。安全和地区问题以外，普京政府还会在美俄经济关系上寻求新进展，如争取获得永久性正常（最惠国）贸易待遇等，使目前低层次的俄美经济关系有质和量的提升。不排除普京最终希望俄美关系超越“重启”，而具有某种“战略”性质。为实现上述目标，俄方对奥巴马的第二任期还是有相当期待的。为此，普京迅速对刚刚连任的奥巴马发出在2013年度正式访问俄国的“特别邀请”。美方对普京的善意也积极响应，表示在反导问题上有意妥协。也许正是因为对奥巴马第二任期的期待过高，

美国国会11月下旬通过歧视性的“马格尼茨基法案”之后，俄方反应迅速、激烈，甚至连亲西方的《莫斯科时报》也强烈谴责美国。俄杜马（下院）则以牙还牙，迅速取消美俄在领养问题上的协议。对俄美双方来说，该事件给未来四年推进双边关系有利但短暂的契机，蒙上了一层阴影。

四、普京外交的经济杠杆与欧亚经济联盟

对外经济战略在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的外交蓝图中，具有特殊的核心地位。普京5月7日就任总统的当天，即签署了14项总统指令。其中“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实施指令”的第一条明文指定，俄罗斯外交部和其他政府机构“应该为俄罗斯联邦的长期发展、经济现代化、以及加强俄罗斯在世界市场上作为一个平等伙伴的地位，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普京把经济作为俄罗斯外交的首要目标，强调外交服务于经济，主要目的是为“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提供一个坚实的经济支柱。普京就职当天，就对其第三个任期内的经济发展，规定了一系列刚性指标：政府部门在8年内创造2500万个高生产率的就业机会，对内投资额3年内达到GDP的25%，6年内达到27%；6年内生产率提高1.5倍，GDP 中高科技含量增加1.3倍，俄国在世界银行的“商业友善指数”排名，要从2011年的第120位提高到第50位，居民实际工资提高1.4至1.5倍； 降低疾病死亡率，保障药品供应；加强中小学教育及高等教育，增加科研经费；增加住房按揭贷款，8年内为60%的俄罗斯家庭提供经济舒适的住房；俄武装力量及军事机构装备现代化达到70%，等等。

鉴于迄今为止普京执政的业绩，没有理由怀疑他在第三个任期内不能有所斩获。然而要实现普京为俄罗斯人编织的“后苏联时代”的“俄国梦”，却不可能一蹴而就。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大为改善，叶利钦时代形成的寡头垄断所导致的经济乱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治理。加上国际能源价格持续上扬，俄罗斯得以扭转苏联解体后十年间经济“自由落体”的状况，从非正常的低点稳步回升，也在意料之中。然而普京的“维稳”政策，实际上是把俄经济从叶利钦时代的寡头垄断转向了政府主导，虽然纠正了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扭曲和不公正，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善俄经济和投资环境，俄整体经济效益并未提高。加工业持续萎缩，高科技裹足不前，国家财政日益受制于国际能源价格的起伏。加上传统的官僚主义和叶利钦时代开始的大面积腐败现象，严重制约了俄经济现代化的步伐。有鉴于此，普京再次当选总统时对民众的种种承诺，都需要俄现有的经济体制和效率有突破和提升。而这不仅需要内部整合，也必须借助外力，来促进俄经济的转型。普京在第三任期伊始提出俄外交服务于经济的思路，已是必然。

其实普京在担任总理期间，就已着手为俄罗斯经济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创造条件。2011年11月10日，俄国完成了加入WTO的谈判。2012年8月22日，俄罗斯在经过近19年的漫长谈判之后，终于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也结束了其在20国集团中唯一不是WTO成员的尴尬境地。加入WTO在多大程度上是沿袭了中国发展的道路，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当年中国在考量入世利弊多年以后，毅然选择了接受多边贸易规则，加入WTO，使中国得以整合国内欠规范的经济行为，在相对短的时间里跃居为世界贸易大国。密切关注中国的俄罗斯精英们，不可能不注意到中国为达目标不惜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实实在在的成果。然而，以出口原材料为主的俄罗斯经济，实际上比入世之初的中国经济，面临着更多的制约和挑战。虽然加入WTO能够为俄国企业和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便利，但同时也为外国产品敞开了国门，而竞争力较弱的俄国企业很难与外国同行竞争。事实上，俄官方为保护本国企业，入世后仍以各种方式限制外国产品进入。对此，俄罗斯的最大贸易伙伴欧盟在2012年底（俄国入世还不足三个月），就对俄国各种背离WTO的“倒行逆施”“异常震惊”，甚至威胁要对俄国“绳之以法”。

俄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还会继续下去。其实，俄高层对入世的机会与挑战，既有心理上的准备，也不乏政策上的配套措施。如，加快欧亚经济联盟和独联体自由贸易区的建构，以此为入世以后的俄罗斯经济、也为应对中国在中亚的经济扩展，提供一个俄罗斯可以依托并操控的区域经济机制；并通过向亚太（中国、日本、韩国等）倾斜，实现西伯利亚的现代化。

在普京就任总统后首轮密集出访的六个国家中，有三个是独联体国家（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对此，媒体一般解读为维系与独联体各国的传统关系，在俄罗斯周边营造一个稳定的缓冲地带。然而普京的此次出访，也带有明显的地缘经济色彩。在白俄罗斯（5月31日到6月1日）和哈萨克斯坦（6月7日），普京与两国领导人会谈的重点是俄与白、哈的经济一体化进程问题。早在2007年10月，俄、白、哈三国就宣布建设关税同盟；2011年7月1日，三国完成了统一关税同盟的组建过程；其他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也先后开始入盟谈判，关税同盟开始逐步覆盖中亚地区。2011年11月18日，俄、白、哈三国元首签订了三项协议，使三国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深化。2012年1月1日，关税同盟提升为“共同经济区”。按计划，三国将在2015年建立欧亚经济联盟，从而实现资金、人员和货物的自由流动。此外，还将逐步建立超国家的协调机构，调节各成员国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逐步过渡到拥有统一中央银行、统一货币、共同能源市场的庞大的欧亚经济体。白、哈两国是俄罗斯推动独联体一体化的主要支持者、参与者和依托，它们在俄罗斯外交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普京在第三个任期的首轮出访中，与两国元首的会谈集中探讨如何推动欧亚经济联盟的问题。在乌兹别克斯坦（2012年6月4日），普京与卡里莫夫总统的会谈也聚焦经济问题。卡里莫夫与普京虽未就欧亚经济联盟问题达成任何共识，但就乌加入2011年10月成立的较为松散的“独联体自由贸易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其实，无论是欧亚经济联盟还是独联体自由贸易区，都不是普京的发明。前者系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2001年提出，后者则在叶利钦时代（1994年）就已启动。然而这两个围绕前苏联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平台，却在普京担任总理期间重新启动和加速，其中至少有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俄对独联体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殊情结。近年来，俄对各前苏联共和国的影响日渐式微，2003-2005年间，三个独联体国家发生颜色革命（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政府由更为独立、更为亲西方的人士掌控。2008年俄-格战争后，格于次年退出独联体。2009年5月，六个独联体成员（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东方伙伴”项目；同年10月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均未出席独联体年会。2012年6月20日，乌兹别克斯坦宣布“终止”与集体安全组织的正式关系，原因是对集体安全组织过于密切的军事合作感到“不适”。如果说1991-1995年间俄对中亚的“卸包袱”政策是出于无奈，“康复”以后的俄罗斯，反而面临着“近外”地区日益明显的离心倾向。而美国为准备从阿富汗撤军而在中亚国家寻求基地和“处置”美军剩余装备的举动，更加强了中亚国家的这种离心倾向。这对于一直把独联体作为其外交优先方向的普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可以说，独联体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三大支柱，前两项已处于惨淡经营状态，只有经济杠杆尚能发挥一定的作用。这也是普京第三个任期上任伊始就走访中亚和独联体国家，以此推动欧亚经济联盟的主要原因。

二是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2009年底和2010年初开始在欧盟国家发酵，严重影响了欧盟的进一步扩展和整合。一些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开始重新“向东看”，把注意力转向其传统的经济伙伴。俄罗斯债务水平和外汇储备均无近忧。莫斯科此时推进欧亚经济联盟，不仅对一些前苏联势力范围内的经济体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同时，一个以俄罗斯主导的经济联盟，对俄入世后面临骤然增强的外国竞争，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经济缓冲区。而对于竞争力相对低下的俄国及其“近外”国家、其中包括格鲁吉亚的很多民众而言，加入共同经济区的“益处”之一，是保护相对落后的民族经济，使其免遭来自欧洲和美国乃至中国的冲击。比如，机械设备在关税同盟国之间贸易中占总贸易额的20%，而在与同盟以外的国家中仅占2%。

第三，莫斯科主导的这一经济联合体，也是对中国近年来在中亚地区的“经济攻势”的回应和防范。中国入世十年，也是上合组织起步和发展的十年。首先感受到中国对外经济飞跃性发展的，是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中国周边国家。十年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增长近20倍，而同期俄罗斯与中亚的贸易额仅增加3倍。中国对中亚出口额增加近30倍，而俄国对这一地区的出口仅增加4.3倍。俄罗斯对中亚的出口在2008年达到顶峰，此后不升反降，2010年刚刚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中国对中亚的进口额在2006年还低于俄国，但在2010年已经超过俄进口额的一倍（135.82亿美元对67.81亿美元）。不仅如此，中亚国家至中国的输油、气管道的投产，事实上打破了俄罗斯对中亚能源产销的垄断。

诚然，俄在中亚面临的不仅仅是中国与中亚各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关系。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存在、难以根除的毒品生产和贩卖管道、以及与此有着密切关联的跨国犯罪活动，都在侵蚀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影响和利益。然而，中国通过双边和多边（上合组织）渠道与中亚各国的经济往来，及其对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客观上降低了俄罗斯在中亚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很多习惯从地缘经济视角考量经济和商业问题的俄国精英来说，中俄在中亚的经济角力更是一场非赢即输的零和游戏。有鉴于此，俄对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经济举措不甚热情，甚至有意迟滞的做法，也就不奇怪了。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中国官方和媒体均正面评价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经济成果，但上合组织的发展却明显低于中方的期望值。比如上合组织2003年通过的以中国草案为蓝本的《多边经贸合作纲要》，提出了上合组织的短、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其中短期目标是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建立经贸投资信息空间，确定优先合作领域；中期目标是制订规则和程序，实施贸易投资便利化，开展大规模多边经贸合作；长期目标是逐步实现货物、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然而上述目标进展缓慢，落后于预期，中国所设想的自贸区一直未能提上议事日程。中国于2011年再次提出自贸区的建议，至今仍未被其他成员国接受。

另一件上合组织可以做、但未能做到的事情，是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早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前一年，中国总理温家宝就提出建立上合开发银行。2008年以后，建立该银行更具迫切性，而且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上合组织第十次总理会晤中，获得多数政府首脑的支持。然而普京却对开发银行兴趣不大，反而支持建立低水平的“上合组织专门账户”（亦称上合组织发展基金），理由是2005年建立的上合组织银联体仍面临众多问题。由于普京的态度，各国总理只能在会议公报中表示，“总理们重申支持建立上合组织专门账户和开发银行的原则立场”。与普京对上合开发银行的消极态度相对应的，是他对建立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的热情。普京早在2007年就首先提出此倡议。在以后的几年中，大部分有关讨论都是在中亚能源生产国的“三驾马车”（俄、哈、土）之间进行的。2011年9月在西安举行的中俄吉塔四国能源部长会议上，中方提出建立一个开放型的、包括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共同组成的“能源俱乐部”。

对此，普京在2011年11月7日的上合组织总理会议上，提出确立“能源俱乐部的法律基础”问题，显然不情愿接受中方的建议，而此次会议的公报中也根本未提及此事。俄方对建立上合能源俱乐部的诚意到底如何仍须观察。从时间上看，不排除普京2007年的建议是为了制约中方当时提出的上和组织开发银行的建议，甚至不排除以“能源俱乐部”与中方的开发银行构想做交易的可能性。无论如何，俄国主导的关税同盟在中亚的直接效果，是使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多边和双边经济活动面临更高的关税门槛，从而抵消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效率和成本优势。

五、结束语： 俄罗斯未来：向亚太倾斜？

“俄罗斯也要向亚太倾斜”，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特列宁在2012年APEC年会开幕两天前写道。特列宁的用词显然是呼应美国自2010年以来“重返”亚太的政策。然而这位前苏联红军情报官和首先使用“向亚太倾斜”概念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都似乎忘记了，早在19世纪中叶，俄美这两个欧洲文明向东西延伸的部分，不但已经向亚太“倾斜”，而且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对亚洲进行各自理想中的“西化”进程。而这个过程至今仍未完结（美军仍驻扎在日本）。如果说19世纪的“倾斜”是基于亚洲国家的贫弱，21世纪的“倾斜”则是由于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和强大。美俄现一轮对亚太地区的倾斜手段十分不同：美国侧重军事和军事外交，而俄国则侧重经济。至于哪一种倾斜对亚洲和中国更有利或更无害，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2012年被定为俄罗斯的“历史年”。普京在就职前后，不断提醒国人勿忘俄罗斯历史，热爱俄罗斯文化，忠于俄罗斯政体，完成俄罗斯的千年使命。然而俄罗斯文明延伸到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却只是近三四百年的事情。尽管如此，乌拉尔山脉以东广袤的西伯利亚-远东平原(占俄领土总面积三分之二)，不仅构成俄罗斯欧亚文明的象征，也是从沙皇到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它出产了俄国76%的石油、78%的煤、87%的天然气、几乎所有的宝石和绝大部分有色金属。2011年俄国出口收入的62%（3000亿美元）是从这里获得的。然而在过去20年里，该地区的人口却减少了220万，人均收入只有俄欧洲地区的一半。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也远远落后于俄其他地区。而俄国最东部的远东地区，面积为俄国土面积的36%，人口却不足俄总人口的4.5%（660万）。排除地理和气候的因素，俄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的发展滞后，在多大程度上是俄罗斯心理上的欧洲中心主义造成的，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然而，如果俄罗斯的欧、亚部分难以整合，俄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方案就很难实现。这种极不同步甚至分裂型的地区发展状态，不仅是俄国扭曲的现代化的象征，也是俄国人日益增强的不安全感的源头之一，不管这种不安全感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当然，促成俄国注意力转向亚太地区，还有若干其他因素，如中国的崛起、亚洲经济取代欧美成为国际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的主要增长点、美国“重返”亚太、地区热点升温等。俄与欧美关系的困境，也使俄转向东方寻找出路。

普京在当选前后，多次强调远东和中国对俄国未来发展的意义。普京宣誓就职后立即下令成立远东发展部，设在与中国一江之隔的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旨在对接崛起的亚太经济，加大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开发力度。同年9月，俄罗斯在远东城市海参崴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此前五年内俄罗斯对海参崴的基础设施投资为210亿美元，甚至比2012年伦敦奥运会还多60亿美元，希望藉此提升俄在东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竞争力，实现俄罗斯由“欧洲大国”向“欧亚大国”和“太平洋大国”的转型。APEC会议期间，几乎所有议题都围绕着深化俄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这一主题。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特列宁甚至说，“如果彼得大帝今天还活着，他会迁都海参崴而不是圣彼得堡。”

2012年9月海参崴APEC会议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为俄罗斯这一历史性东向战略造势。会议基本上达到了目的，然而会议的后续行动对实现这一战略更为重要。在这一点上，在俄国的“历史年”创造历史的普京（三任总统）拥有的时间既多又少。多是因为六年的第三任期，普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实现其抱负，少是因为一个超级国家的现代化难以一蹴而就。在远东，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步步走来，已30年有余；韩国的现代化亦历经了半个世纪；而日本经济从战后废墟起步，至今已近70载。在2012年底，有关普京健康问题的传闻不断。就算普京能够顺利主政6年或12年，俄罗斯现代化的道路仍然漫长、艰辛，且充满不确定性。20世纪以来，经历了强盛和衰败的俄罗斯，是否会满足于作为一个“正常的”或“普通的”俄罗斯，还不得而知。然而如果历史是一面镜子的话（普京近来特别爱谈历史），普鲁士王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对俄国有一句名言：“俄国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或软弱”，略微变通一下，或许也同样适用于普京的俄国，和普京本人（不管是普京大帝，普京总统，还是普京同志）。